陈明忠回忆录出版，记录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的无悔人生

陈明忠，是个大陆读者陌生的名字。

1995年，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影片《好男好女》，著名女艺人伊能静出演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共产党人钟浩东的夫人蒋碧玉。蒋碧玉父亲的角色，侯孝贤特意邀请钟浩东曾经的狱友陈明忠先生扮演。

陈明忠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

年过八旬，回顾一生，他说：“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无悔》是他的口述回忆录。

《无悔》的整体工作由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吕正惠先生发起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湾文学专家李娜女士自告奋勇，承担访问、录音的工作。2011年6月到9月间，李娜有时和吕正惠先生，有时和陈福裕或蓝博洲先生先后对陈先生和夫人冯守娥女士进行了19次访谈，随后整理、编辑出文字稿，交与陈先生往复修订，又经吕先生的进一步编排校订和陈福裕等人的增补，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该书的简体字版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刊行。

本文由澎湃新闻经授权摘自《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李娜编辑整理， 吕正惠校订 ，三联书店，2016年4月），三联书店旗下“三联合众”的微信订阅号是“sdxhezhong”。

从被捕到判刑

转移

一九五零年夏天（暑假的返校日），我在冈山农校被捕，先被送到冈山宪兵队，又转移到彰化宪兵队，然后是台南宪兵队、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到“军法处”。

在彰化宪兵队，被刑求，先是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我都不承认。刑求的人说：“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到这个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移交到台南宪兵队。

在台南宪兵队牢房，同房有宪兵，因为开玩笑玩儿枪误杀了同事，也被关在这里。晚上有宪兵来跟他聊天：

那人问：“陈明忠是哪一个？”

“里面那个。”

“队长说，这个人要死了。”

“他不承认是‘共匪’啊！”

“当然不会承认啦。你知道××师长，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毙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杀，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厉害啦。‘共匪’……当然死也不承认的。”

我听到他们聊天，又想，在这里没被刑求，看来定案了，必死无疑。

有一天早上，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表、杂物整理好，交给同牢房的黄介石，准备去死。我那时二十一岁，黄介石二十二岁。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着我的东西，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知道，黄介石是台中师范支部书记，判死刑。）

走出牢房时，我觉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有点紧张。我这时候才知道，人的顶门，天灵盖上还有动脉。出来才发现，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报处，不是枪毙。

“保安司令部”情报处是由东本愿寺改的，在西门町（按：今狮子林商业大楼、六福西门大楼和诚品书店武昌店那一块）。我被关到三楼一个房间，一个人，闷得发慌，我就数墙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边牢房有人说话了：“你会讲日本话？”

我们就隔着墙壁谈起来。他自称白井少将，日本人。我问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我出狱，听说当时国民党找来了一批冈村宁次的部下，组成“白团”，帮国民党训练人员，来对付共产党。冈村原来是日本军华北区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很受肯定，被提升为整个中国战区司令。战后冈村宁次被列为重要战犯，本应该接受战争审判，却被国民党庇护起来，后来被揭发，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蒋介石和他秘密达成了组织“白团”的交易。出狱后我还特意去查了“白团”的档案资料，不过没找到这个白井。

“保密局”

我又从“保安司令部”情报处转到“保密局”南所，这里环境最差，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房间不够，一个房间关二十四个人，所以只能八个人躺下睡觉，十六个人站着或蹲着，三班轮换睡。这样站了一个礼拜之后，脑子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这天早上喝稀饭，里面有绿豆，简直是美味，我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结果老是想上厕所，打了几次报告都不许。后来看守说：“你出来。”我一出去，马上就一顿暴打。原来，这里的规矩是每三小时开放一次上厕所。

厕所是这样的：大便的地方，是一个围起来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宪兵队时，有人趁上厕所逃跑，所以他们加强戒备，犯人在里面大便时，门是开着的。开着也算了，卫兵还站在门口，举枪对着你。这怎么大便得出来！所以我十几天都便秘。终于便出来了，硬硬的，还有光泽。

之前那个人怎么跑掉的呢？卫兵带他上厕所，拿钥匙开门，刚打开，这人忽然转身就跑，卫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门已经开了，厕所里面的人会趁机跑出来；如果先顾锁门，这人就跑了。这一慌，那人已经跑到院里，翻过墙去了。为了活命，人的脑筋变灵光，胆子也变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狱后见过这个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没事了。

对“保密局”南所还有一个记忆。这里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颗，我舍不得吃完，吃九颗，留十颗，包起来，想着下顿吃。没想到调房间，忘记拿了。现在还会想起这件事。（现在也还是喜欢花生米下酒，没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议靖国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饭，笑他们，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颗一颗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几颗。）

再后来，我又从“保密局”南所转到北所。北所原来是辜颜碧霞（辜濂松的母亲）经营的高砂铁工厂，听说附近有吕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吕赫若变卖了自己的祖厝，又从辜颜碧霞那里拿到一笔钱，开办了这个印刷所，表面上印乐谱、歌谱，实际印地下党的宣传品，包括《光明报》。一九五零年《光明报》案发，吕赫若关闭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颜碧霞被捕，高砂铁工厂被没收，就改为“保密局”北所。

北所房间较宽，终于可以睡了，每个人都可以躺下来睡觉。

只记得晚上没有棉被，觉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够，赶工的结果，每间牢房的墙壁水泥未干而显得潮湿。最后，移到“军法处”。

“军法处”：冯锦辉和钟浩东

“军法处”在今天的青岛东路，就是现在喜来登大饭店的所在。有二层楼，关押犯人的地方分几个区。一区、二区在楼下。二楼是三区，关女犯，我太太冯守娥就关在那里，那时我们还不认识。

我关在二区二十房，谢桂芳就住对面牢房，看到我进来，很惊讶，说：“你怎么来的？”意思是，他并没有供出我，怎么我也被抓了。我就说：“又不是我爱来。”同房人听到，都笑起来。

这里给犯人穿的囚衣是红色的，红内裤和短袖红内衣。早上放出去洗脸五分钟，要求必须穿这种囚衣，因为醒目，方便卫兵监视。很多人都不喜欢，只在那五分钟穿。我因为被捕以后，转移来转移去，几个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烂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红衣裤，二话不说就换上。同房难友说，这个人很干脆。

我们这个房间三十多人，分两班睡觉。我认识了同房的张伯哲，最初是他叫我过去，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明忠。”他说：“哦。”就把我的情况一一都说出来。我吓一跳。他说：“不要怕，我是你上级的上级。”他是台湾地区地下党的重要领导，台中地区地委。他在鱼池乡林业试验所担任总务科长，那里离我工作的茶叶试验所不远，他曾偷偷地来观察过我两三次。

所以我不认识他，他记得我。

我进二十房不久，有一个叫冯锦辉的被叫出去枪决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个人都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要被枪毙时，因有点紧张而感觉到自己脑袋顶部突突地跳，他居然这么镇静。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我问张伯哲：“他是谁？”张伯哲说：“他是罗东的小学教员。”我在绿岛时，朋友指着一个出来提开水的女生，告诉我说：“她就是冯锦辉的妹妹，叫冯守娥。”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后来会和她结婚。（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冯锦辉是宜兰地区的负责人，由郭琇琮直接领导，他早就知道一定会死，所以视死如归。他是我岳丈最喜欢的儿子。）

又过了几天，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也被叫出去了。本来基隆中学案，凡是外省地下党员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训（破案时“戒严令”下达不久）。钟浩东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内湖小学“新生训导处”（绿岛新生训导处的前身），但他坚决不接受感训，被调回“军法处”。他是我高雄中学的学长，也是当年在高雄中学朝会时被点名大骂的两个人之一，因为他们跑到大陆参加抗战了。

按照惯例，我们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们加唱《幌马车之歌》。他说，他太太跟着他到大陆参加抗战，他太太很喜欢这首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钟理和。在绿岛时，有人告诉我，钟理和其实也加入了地下组织，但那时他犯了严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讲他。（关于钟浩东的事迹，大家可以参考蓝博洲写的《幌马车之歌》。）

张伯哲告诉我，基隆中学案外省人都枪决，本省人都判感训，让本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对本省人比较宽大，加上大家以为台湾快解放了，于是许多人被捕后就坦白交代关系。他说，其实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欺骗手法，没有国民党统治经验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果然，以后的判决状况证实了张伯哲的说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学委案等等）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会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书记以上的人都会死。不久之后，判死刑的“行情”提升为三分之一，于是，小组长以上的都死了。再过一段时间后，行情更上一层，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来，连参加小组会议的人，以及缴过党费的人都要死。

张伯哲在大陆时是东江纵队团级政委，来台后是台中市、台中县地区的地委委员，他当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张伯哲是广东东江地区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蛮好的，全家只他一个人参加革命。他写了遗书，给我看过，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这样：你们反对我参加共产党，可是你们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证明我们是对的。那时候共产党在大陆已经打赢了内战，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张伯哲觉得革命基本上已经成功，他死而无憾。张伯哲是在我被送到“军法处”新店分所以后才枪毙的，他把遗书交给一个判五年的人，我出狱后，找不到那个人，也不知道遗书是否送到了他家。那个人是因高雄市委案被捕的，一九四九年就被捕了，在牢里得了脚气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狱不久就死了。

张伯哲死后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义寄来的西装料，家人很惊讶，就以为他还活着。据我判断，这个西装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和宣传部长洪幼樵之间的联络员，蔡孝乾跟洪都投降了，所以国民党也让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张伯哲可能是同乡，或者组织上常会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绿岛时，因成绩不好被迫写文章登在壁报上，蔡寄天曾经在新生训导处编壁报，有一次他在壁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讲，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随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别人怀疑。蔡寄天后来改名为蔡丹冶，专门研究中共文艺理论。（吕正惠按：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研讨会的休息时间，蔡丹冶主动来找我聊天—我看过他的书，知道他—他说，我这篇论文比较有民族主义色彩。听了陈先生的话，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地下党的人。）

“解严”以后，有人回大陆探亲，特别跑到张伯哲家，跟他们家人讲张伯哲牺牲的经过，因为这个原因，张伯哲被大陆追认为烈士。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作谢汉光，是张伯哲所服务的“鱼池林业试验所”的所长，是由张伯哲吸收入党的。台中地区地下党被破后，张伯哲通知谢汉光赶快离开。谢汉光逃难到台东县山地后，刚好有一个少数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数民族那张身份证躲过三十多年的“戒严”恐怖。谢汉光在大陆结婚九天后就来台，他夫人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给他生了三个孙子。

我看到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记得张伯哲跟我的谈话，这是我在“军法处”牢房最大的收获。

三个外省人

在二十房，我见过三个外省人，印象很深刻，到现在还记得。有一个人，是属于搞情报的“洪国式案”的人，来台之前见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被枪决了。他曾跟我讲，毛泽东对他们很亲切，像好好先生，刘少奇看起来很严厉，对他们一个一个追问，什么事情都不放过。他认为，是因为刘少奇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毛泽东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做事风格不一样。

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学校”（现在的政治大学）毕业的，南京人，跟着部队来台湾，负责打电报。他的一个同学是共产党，让他给对岸发电报，他拒绝了，但没有检举，后来被牵涉进来。那时的行情，“知情不报”一般是判七年，他以为自己会判七年，结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枪毙了。他整个人呆了一阵，然后说：“我不相信！”又再说：“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时，长叹了一口气，说：“啊—算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判决书上写着：“‘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委员长，你是他学生，竟然不检举共产党！”

另有一个叫刘鸣钟。日本投降时候，英国送了一艘军舰（太平舰）给中国政府，国民党战败，要撤退来台时，蒋介石是准备坐这艘船来台湾的，却由于该船向共产党投降（起义），让老蒋没坐成。刘鸣钟是去英国参加接收的。但内战后他当逃兵，带太太来台湾。有个同事问他，太平舰的装备如何？他就说了。那同事后来被抓，供出他。刘鸣钟想，这也没什么，我又不是共产党。后来他看到“中央政治学校”那个人因“知情不报”被枪毙了，就跟我说：“看这样，我大概也要被枪毙的。你们是共产党，要被枪毙时都会喊‘共产党万岁’，我不是共产党，不能喊‘共产党万岁’，但也不能喊‘国民党万岁’啊—国民党都要枪毙我了。我喊什么呢？”他想了一下，就说：“我要喊：‘刘鸣钟二十七岁！’”枪毙那天，看守进来叫：“刘鸣钟！”我的名字的读音跟他很相近，又睡在旁边，我和他同时坐了起来。我以为叫“陈明忠”嘛。我们俩都坐着，互相看着对方。看守放慢速度，又喊了一遍“刘—鸣—钟 ”，他就出去了。但他太紧张了，“刘鸣钟二十七岁”，忘记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