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的“朋友圈”︱偏居一隅的渤海国如何走出去

俄罗斯远东开往日本的航船

俄罗斯远东沿海小镇克拉斯基诺，邻近日本海，航船只需直行，便能到达日本。一千多年前的7—9世纪，渤海国人就是从这里（当时称为盐州）乘帆远航，频繁地遣使、通商，往还于这片大海之上，他们的友邻日本当时处在奈良和平安时代，这些渤海人的足迹曾遍布福冈、奈良和京都。

渤海国人最常弃船登岸的落脚点是在北九州的大宰府，就是今天福冈县的“大宰府迹”，大宰府是日本“西海道”的特别行政区，这里的鸿胪馆不仅接待渤海国人，也是日本朝廷指定的唐朝商人和朝鲜半岛新罗国商人的下榻地点。喜好大陆舶来品的贵族竞相前来贸易，屡禁不止。除了大宰府，渤海国人的登陆地点还有能登、加贺等。历经二百余年的承平时期，9世纪东亚贸易繁荣，因此也被称为“贸易时代”。

渤海国人运往日本的交易品主要有貂皮、虎皮、熊皮、人参、蜜、契丹大狗、倭子（犬）、玳瑁酒杯、金铜香炉、陶瓷等，运回的商货则主要有绢、帛、綾、絁、绵、罗、丝、黄金、水银、金漆、水精念珠、槟榔树扇等。

渤海国与日本关系密切，不仅是贸易的需要，也跟政治外交局势有关，新罗雄踞朝鲜半岛，它的背后是大国唐朝。渤海与日本一度与唐朝和新罗不睦，因此跨海结援。

1950年日本宫内厅公布了咸和十一年（841年）渤海国使者出使日本所携带的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文书的照片。1986年在奈良平城宫东南一处王宫遗址附近出土了230枚木简，其中一枚写有“渤海使”“交易”字样，这批木简年代范围为和铜八年至天平元年（715—729年）。这些都为渤海国与日本友好往来提供了实物证据。日本嵯峨天皇弘仁九年（818年）编成的汉诗集《文华秀丽集》、淳和天皇天长四年（827年）编成的汉诗赋集《经国集》等书中都保存有出使日本的渤海诗人与日本士人的唱酬之作，其中渤海人王孝廉的一首《奉敕陪内宴》写道：

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

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

渤海国自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八连城）附近的盐州出海到日本的交通道，被称作“龙原日本道”。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海东盛国”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其中的五个重要的京、府分别与渤海国对外交通的五个方向密切相关，除了东京龙原府的“日本道”，还有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营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黑水靺鞨道”。

翻山越海通向长安的“朝贡道”

渤海国的西京鸭绿府，据《新唐书•渤海传》“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是指在鸭绿江中游的高句丽故国“丸都”（今吉林集安市）。据唐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记载，中原前往渤海国都城的路线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渡海抵达辽东半岛，再渡过鸭绿江抵达丸都，进而向东北溯流而上，陆行至渤海中京（今吉林和龙西古城）和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所以，丸都是唐朝和渤海国交通的必经之地。另有一说主张渤海国的西京应该在鸭绿江上游（今吉林白山），但目前该地并未发现渤海国古城址，值得怀疑。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西京在鸭绿江畔，且一定是在北岸，分歧在于是鸭绿江中游还是上游。但不论哪一种说法，渤海国与唐帝国相联系的交通道，都要经过鸭绿江流域的西京，辗转渡黄海，经山东半岛进入内地。

营州，是中古时代中原帝国与辽东诸国陆上通道的咽喉，地理和战略地位极为险要。渤海国都城陆路联系唐朝长安的另一条朝贡道，就是由渤海国都先到长岭府（今吉林桦甸），再经古盖牟城、新城（今辽宁抚顺）抵达唐朝安东都护府（当时在辽东郡故城襄平，今辽宁辽阳），西行至营州（今辽宁朝阳）。这条陆路营州道翻山越岭，与海路朝贡道一起构成了“丝绸之路”自长安向东延伸的一环。

渤海国通过这两条朝贡道，输送了诸多物产和商品到唐都，其中既包括马、羊、鹰、契丹大狗等动物，海豹皮、海东青皮、白兔皮、熊皮、虎皮、罴皮、貂皮等毛皮，发、人参、黄明、松子、麝香、牛黄、白附子、白蜜等药材，以及布、绸、细布等织物，鲻鱼、鲸鲵鱼睛、昆布等海产品，还包括金银佛像、玛瑙杯、紫瓷盆、熟铜等，异常丰富。运回渤海的物品主要是丝、帛、粟、金银器等。渤海亦曾充当唐朝与日本之间贸易的桥梁作用，甚至渤海曾向唐朝献上“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

渤海国派遣了数量众多的子弟进入唐朝学习，在帝国向周边民族开放的科举考试“宾贡”中，渤海国人以极高的汉文化素养常常拔得头筹。他们在长安生活，与唐朝士人往来甚密，大诗人温庭筠就有一首著名的送别诗《送渤海王子归本国》：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国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醉心于汉文化，特别是其政治制度“大抵宪象中国”，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渤海国的“遣唐使”也极为频繁，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渤海国是唐朝一个典型的汉化“羁縻州”。

渤海国王虽然接受唐朝皇帝册封的“渤海国（郡）王、忽汗州都督”等官爵，但因其自身的强盛，有证据显示统治者已然自称皇帝。

证据一是建国初期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土的汉字骈文书写的贞孝公主、贞惠公主墓碑，其中明确出现了“大兴”年号。特别是出现了“皇上罢朝兴恸，避寝驰悬”字句，有学者认为这是说唐朝皇帝对一个边国公主的哀举，也有解释认定“皇上”是指渤海国王。如果说这里的“皇上”尚不完全明确的话，那么2004-2005年在吉林和龙再次出土两方重要汉文墓志——渤海国第三代文王孝懿皇后墓志和第九代王简王顺穆皇后墓志——则明白无误地称渤海国王后为“皇后”。后一方碑志中出现了“渤海国顺穆皇后”即“简王皇后泰氏”字样，便是渤海国称帝的第二个证据。

由此可见，汉文史籍中的“朝贡”与“册封”需要重新予以审视，其政治意涵或许并没有史学家强调的那么高，反而可能更多的是“实利主义”贸易行为更接近其本意。

一路向西：渤海国如何深入内陆亚洲

在渤海国的对外交流中，扶余“契丹道”蕴含的内容更为多姿多彩，它将渤海国与内陆欧亚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

扶余契丹道，是从渤海都城出发，翻越张广才岭，抵达渤海西部重镇扶余府（今吉林农安），折向西南进入西辽河流域的契丹腹地（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这是当年阿保机的契丹大军途经扶余府攻打渤海上京城的往返路线，也是渤海与室韦、达莫娄等部族联系的通道。

渤海国长年在扶余府屯驻劲兵扞格契丹。吉林农安至今也未发现确定的渤海国城址，并且这条契丹道沿线并不如其他交通道那般有一长串城址遗迹作为标志。除了阿保机10世纪进军路线外，渤海国远交突厥甚至西域的事迹令人吃惊。

大祚荣创建渤海国之初，便“遣使交突厥”，其时的突厥指的是反唐复兴的突厥第二汗国（682-745年）。新罗大文豪崔致远在给唐朝皇帝的表文中，也抓住渤海国“与突厥通谋”这一点，向唐朝皇帝告状。不论是建都于平壤的高句丽，还是都城更靠近北方的渤海国，都曾通过草原之路到达突厥牙帐，取得某种内亚世界的外交承认。新旧唐书皆认为渤海国的风俗与契丹、高句丽略同，在反唐自立之初，渤海国与曾是亚洲大陆霸主的突厥汗国结交，也是在情理之中。再联系到渤海国王自称皇帝，开拓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长期与新罗对峙，特别是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曾派出刺客在唐朝的东都洛阳进行暗杀活动，以及派军自海上攻入唐朝登州杀掠的旧事，渤海与突厥的外交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对于制衡唐朝十分必要。据已故学者马一虹先生的研究，在745年突厥被回纥灭亡之前，渤海国与唐朝的诸多重大事件都与突厥第二汗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王宫壁画中，出现了两位戴鸟羽冠的使者。有学者认为他们是来自渤海国的使者。渤海国地处内亚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汉文史籍对它的记载阙芜，这也是我们看不到更多它与内亚诸国实际存在的文化、政治互动证据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对粟特人的经商活动的深入研究发现，靠近营州的渤海国境内存在不少粟特人，出使日本的渤海国人中有不少安姓、史姓的粟特人（裔）。加之，在渤海上京发现的舍利函中的玻璃瓶，来自内亚；在俄罗斯远东渤海国遗址中发现的刻有伊朗文字的铜镜、“安国王”银币和萨珊波斯银币仿制品，以及带有☆形的陶罐等也都带有鲜明的内亚特征。

跨过森林、草原、大漠，渤海国与内亚民族的文化交流，对于当时的古代欧亚世界来说是简直是“无远弗届”。

纵横南北：渤海国与黑水靺鞨和新罗的交往

渤海国的北方是靺鞨诸部，其中黑水靺鞨最强，独立性最高。渤海国9世纪初期以后威压诸靺鞨。渤海与黑水靺鞨的交通线路则被称为“黑水靺鞨道”。《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唐朝的安东都护府出发，“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据考古资料的提示，自牡丹江市区附近的南城子古城开始，沿着牡丹江沿线一直到最北边的烟筒砬子古城，再经松花江沿线，正是渤海通往黑水靺鞨的交通道。

黑水靺鞨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前往长安向大唐皇帝朝贡，虽然渤海强盛，弹服北方靺鞨诸部，但黑水靺鞨始终直接向唐朝朝贡。据史料记载，黑水靺鞨在渤海国926年被契丹帝国灭亡之后，占据一部分渤海土地，与当时的高丽、契丹为界，并立于欧亚东端。在靺鞨人的世界中，渤海国与黑水靺鞨很像德意志统一前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似乎注定他们永远不可能融为一体，对峙冲突多于和平共处。

另一个邻近渤海国而与其长期对峙的是位于渤海国南部的新罗。新罗曾响应唐朝的号召，准备发兵合击渤海。渤海也曾联系日本，企图对新罗不利。既便如此对立，渤海仍通过南京南海府与新罗都城保持陆海交通顺畅：陆路上有驿站相连，海路则紧靠海岸线，行程短、安全性高。南京南海府在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咸镜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新罗曾向渤海国的两次遣使，据说大祚荣在建立渤海国初期曾接受新罗的爵位。然而，两国的关系始终冷淡。巧合的是，大唐帝国覆亡之后（907年），渤海（926年）、新罗（935年）亦先后灭亡，这其中或许有历史的整体趋势使然，即以契丹帝国等为代表的新型非汉族群大帝国对东亚的颠覆。

总之，在7—9世纪，居于内陆欧亚边缘的渤海国，通过多元的文化交流，搭建起一座欧亚大陆桥，渤海人的足迹走遍了从撒马尔罕到京都的高山和大海，实际上他们将“丝绸之路”从海上和陆上两个方向往东大大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