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三星堆》：考古故事怎样讲

今年9月间，《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该书由《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薛芃、艾江涛等合著，以记者实地探访综述和专家访谈结合的形式，由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进而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带领读者走进三星堆和它的时代。

《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书影

2009年三星堆遗址发现80周年时，《三联生活周刊》曾以《消失与复活的古国》为题做过专题报道。文章引言写道，“第一批文物由广汉县城西北太平场农民燕道诚和家人于1929年春开掘水塘时偶获，宣告神秘的三星堆文明正式问世，至今整80年。今天，饰有出土青铜纵目面具标志的三星堆博物馆已经成为标志性建筑，依托三星堆遗址旅游而生的度假村、宾馆与商业街等在农田中拔地而起，古蜀国神秘的面纱才仅被揭开了一角，考古工作者对它的探索还远未结束。”

事实上，三星堆自1934年首次发掘后，就长期停顿了下来。直到1986年春天的发掘和一、二号祭祀坑的出现，由此“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将过去几十年来破碎的发现，放进了一个系统……三星堆商代遗址，将古蜀文明的时间猛然提前了一两千年。”

2020年9月，三星堆新一轮发掘重启，在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二号坑旁边，又发现了六个坑。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也同时发布。《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薛芃在当天的相关报道中写道，“目前，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中已出土500余件文物，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金面具（左）。视觉中国  红星新闻 王明平

“其中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残片最为瞩目，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左右。根据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500克。从面具的造型来看，不仅与之前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有所关联，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极为相似，因此也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递承关系提供了依据。”此为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最新进展。

2021年9月5日，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完整的金面具是新出土的“重器”，此前发掘的金面具均为残件，而这件金面具非常完整，质地做工极好，数千年后仍然熠熠生辉，专家推测，该面具可能是附着在青铜头像上的。视觉中国

评论指出，《追寻三星堆》一书开启全新的考古叙事模式：由六位记者和主笔以及三位摄影师，以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进行了踏访和追寻，带着公众的好奇与疑惑，深入其中并获得答案；对三位专家学者的访谈，更是提供了大量权威资料，破解了以往的很多误解和谜题。大量精美图片，带着探索与叙事的意图，展现着文明的魅力，也讲述数代考古人的故事。

9月16日，在四川广汉、鸭子河畔、三星堆旁，新书《追寻三星堆》举行新书首发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和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徐坚做客现场，展开对话分享。由阅读一本新书，讲述考古故事，解读一段历史。

分享会现场，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徐坚发言（右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中）

“三星堆不是‘天外来客’”

许宏在发言中认为，《追寻三星堆》成书特点首先在于，“这是非专业人士（记者）写的，也恰恰因此它有独特的价值。”“学者都有学术立场，都有自己的学术背景。但这些记者，偏于理性客观平实的视角非常难得，值得一读。另外，这本书里做了地图表和年代系列表，一本在手比较清楚、明确。可读性比纯学者做的书要强。”

许宏介绍说，随着三星堆发掘的不断深入，世人也在展开反思。“比如说三星堆一个最大的特点跟二里头（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一样，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所以不能用质证性的文字材料来复现它的历史，这就增加了我们认知的复杂性。中原二里头出点什么东西，大家都很认可，因为中原是中心。在成都四川盆地出现这样的东西就超出想像，世人感到诧异、惊讶，不可思议、不理解。但有句老话，‘存在就是合理的’，这说明我们要反思的恰恰是既往认知框架上的不合理性。” 

铜人头像。文物图片选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在许宏看来，考古学与其说是发现和研究文物，不如说更关注文物背后的背景和关系。“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把三星堆要放在整个东亚大陆，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商代都城的遗址，位于河南郑州）时期，从中原青铜独霸天下到殷墟时期，由于技术外传、泄密，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多元青铜出来了。三星堆放在这样大背景下看，非常有利于我们做去魅的工作——三星堆不是‘天外来客’。”

“告别器物学，走向生命史”

徐坚在发言中先回溯了1986年三星堆第一、二号坑的发掘情况，“当年，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有句话，‘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这话后来被媒体反复引用。从那之后，三星堆的发掘、考察工作其实一直在持续，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三醒’了。从三星堆初次揭开神秘面纱到今天已经将近一个世纪，而这一个世纪恰好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世纪，因此三星堆伴随着中国考古学走过了第一个世纪。可以这么说，三星堆所发生的变化，就是中国考古学在这一个世纪发生的变化。”

在徐坚看来，随着学者、公众对三星堆的关注和兴趣点的转移和变化，也映射出中国考古学如何从无到有，从少数人知道到多数人知道，再到人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历程的缩影。“在这一百年间，对三星堆的认识揭示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认识中国文明？与出土的精美文物和前所未见文物发现相较，更为重要的是‘遗迹现象’，这一系列组合在一起，可以推进中国多元一体的认知整合，廓清早期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陶三足炊器

正所谓，“每一项考古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改变我们的历史观。”许宏对此也表示认同，“从二里头到三星堆，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接二连三’，这样就可以把早期中国的画面，从碎片串联起来。”两位学者都认为，在三星堆发掘历史上的几次大发现下，有一条由学者推动的循序渐进的学术之路。“知道大势，是考古学家所知的必然。但我们无法准确地像金属探测器一样，必定知道具体的发现地点在哪儿。回到三星堆发现和发掘，这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不断地摸清楚三星堆是什么，三星堆对于成都平原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三星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除了在书斋中做学问，徐坚本人也是一位考古学家。他曾提出过，“告别收藏史，走向思想史。”“告别器物学，走向生命史。”分享会现场，徐坚笑言，“我想许老师跟我一样，最不想回答的问题就是考古学跟盗墓有什么区别？我们完全不想回答这样无礼的提问，但有人问就是现实。考古学在今天尽管热成这样，仍然没有真正走到社会大众的生活之中。或者说，考古学怎样才能以学科从业者所希望的方式跟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呢？由职业记者来讲述、介绍三星堆，有助于在这两者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