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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蜀文化与良渚文化在文物上“相遇”，你是否想起那句“共饮一江水”

2021-09-24 15:5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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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

在古代作祭祀用的玉琮具有外方内圆的形制，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上周，在三星堆遗址所公布的最新发掘成果中，两块玉琮赫然在目。川浙两地相距千里，这两地之间的玉琮，存有怎样的联系，又昭示着什么？

新华社图

据悉，此次出土的玉琮之一，外壁上清晰地刻着一棵通天神树——玉琮与良渚文化联系密切，神树则是古蜀文化的一种重要象征物，当这两种属于不同地域文明的特质在同一件器物上出现，确切证明了处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先民，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与下游文化之间拥有着内在联系，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互相交融的发展过程。

■ 长江第一湾

无怪乎学者一直说，人类文明是江河的赠礼。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史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印证。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疾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可以说，长江孕育并见证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勃兴与流变。

在长江文明的统一概念之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形成了怎样的体系？在我们所见“三星堆遗存惊现良渚文化印记”等新闻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一条傍水而生的文明发展轨迹？以新作《长江文明》，作者进行了详尽梳理和探讨。

夏圭《长江万里图》局部

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文化的演进当然与自然环境提供的先决条件息息相关，但当人类介入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之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则对文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所以，文化的发展是在自然和人文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优厚的自然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如下游江浙一带早期的农业文明一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中游偏西直达上游川东地区的大溪文化，等等。其文化发生并不比黄河流域晚，水平也各有高下，就驯化农作物时间而言，长江流域似略早于黄河流域。毫无疑问，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曾经单一推崇黄河文化的认识，与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的考察重点相关。20世纪初，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印证，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田野考古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的时间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随后，在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的“稻作文化”遗存，皆有五六千年之古，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出土了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的时间（八九千年以前）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 日前公布的三星堆最新考古发现中，有一件青铜跪坐扭头人像异常精美、极其罕见。坐像表情细腻，身体比例和肌肉非常写实，头发“冲天而起”，双手比例夸张。

两大流域的文化各自独立起源且模式不同，然后平行发展，呈现不同的面貌。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两大流域文化都有独立发展的完整序列。总体而言，黄河文化以中游的中原文化区为代表。这个区域的文化沿着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一仰韶文化一龙山文化的序列递进；而长江流域则分为上、中、下游，它们各自发展，分别沿着三星堆文化1~4期，彭头山文化一城背溪文化一大溪文化一屈家岭文化一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一崧泽文化一良渚文化的序列演进。

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存在时间为4800~2600年前，其1~4期的堆积在地层上是连续的，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三星堆文化在第二至第三期（400~3200年前）达到顶峰，城墙分布面积约为3.5平方千米。祭祀坑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的数量、体量、造型艺术的成就都是同时期最高的，以其神圣、神奇、神秘的神灵崇拜形象面向世人，展示了长江流域三四千年前的水平极高的青铜文明。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器塑像，其人物造型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带的人物形象都有很大差别，可能受到了中亚、西亚文明的影响，这展示了长江流域在青铜时代初期就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新发现的第四期（3200年~2600年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当时其城墙还在修补加固，遗址范围还在扩大，文化堆积仍然丰富，毫无衰退迹象，3.5平方千米的城池范围仍列西周各诸侯国都城规模之冠，其遗址范围仅次于黄河流域的周原和沣西。三星堆文化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诸文化中延续时间最久远的。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4600~4000年前），至迟在其晚期（4200~4000年前）也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较之此前的大溪文化（6400~5300年前）和屈家岭文化（5300~4600年前）时期，数量猛增，制作更加精美，可与良渚文化（5300~4200年前）和红山文化（5300~4500年前）的玉器相媲美。石家河文化的玉雕不仅在工艺技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以小见大，微中求精”。遗址出土了大量小型精致的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等玉器，尤其是小型神像大量出现。

■ 三星堆出土金面罩

类似的神像还出土于后来黄河流域的商周遗址中，如商中期的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与石家河凤形玉佩十分类似的玉凤。而石家河遗址也出土了中原龙山文化样式的玉璋。这些都说明，至迟到石家河时代，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间已出现文化交流，尤其是“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的文化关系要比同长江下游或长江上游的文化关系密切得多，相似的程度要大得多”。

另外，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邓家湾、肖家屋脊和罗家柏岭遗址发现多处铜绿石、铜渣以及几件铜器残片的情况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应该在石家河文化之前就进入了铜器时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已出现最能体现文明水平的城市，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即为其代表，“它的面积竟达10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最大的古城城子崖古城的五倍”,是已知龙山时代城址中年代较早、面积最大的一处。这个城址的城垣和城壕至今仍保存相当部分，我们仍可从地面上看出其不规整的长方形轮廓。这种大型城垣和环城壕的修筑，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来征集和组织大量的人夫，人夫主要来自城外的广大乡村。“富有的人住在城里，他们可以征调广大乡村的劳力来为自己修城，而修城的人自己反而得不到城墙的保护，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严重地分化，已经出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正是国家产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古城的建成和废弃年代分别在5000年前和3000年前，城内分区较明显，有居住区、宗教遗址和大型房屋遗址（应为政治中心）。房屋形式已由大溪文化时期的以单间为主，发展成多间房屋相连或三室套间，这既说明了生产力的提高，更反映了人口的增多和集体组织的加强。

石家河古城周围还分布着许多聚落遗址群，它们的职能各有不同，多以农业为主，也有遗址以制陶手工业为主。“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是一个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有城乡区别、有社会分工、有阶级分层的文明国家。”不过令人费解的是，石家河文化并没有完整地延续下去，继之而起的盘龙城青铜文化（见图5-1-1），显然属南下的商文化或晚期夏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消亡，或因北人南下的打击，或因水患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

长江下游主要是指江浙地区。早在河姆渡文化（7000~5300年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时期（见图5-1-2），稻作农业就已相当发达。人们擅长制作骨器，其农具以骨耜为主（已出现木耜），其家畜（以猪和狗为主）饲养依附于农业。鸟形造型、鸟形图案的象牙雕刻艺术品引人注目，体现出河姆渡人的太阳崇拜（见图5-1-3、图5-1-4）。

与河姆渡文化一水之隔、平行发展却又相互借鉴的马家浜文化（7000~6000年前，以太湖地区为中心）及由其发展而来的崧泽文化（6000~5300年前）、良渚文化（5300~4200年前）也以稻作农业为主，且农耕技术不断革新。继承崧泽文化而又博采河姆渡等区域文化之长的良渚文化达到了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的巅峰，主要分布在今江浙沪一带，以杭嘉湖环太湖流域为中心（见图5-1-5、图5-1-6）。

崧泽文化时期发现的小型三角形石犁，至良渚文化时期已相当普遍,这代表良渚文化已全面进入犁耕农业阶段。而“我国普遍实行犁耕要到春秋战国时代，比良渚文化晚了许多，良渚文化是首先实现犁耕的，这不但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其他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普遍繁荣”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社会生活表现出颇强的组织性与秩序性，出现了大批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社会成员，他们致力于建造高台墓地、宫殿和宗教祭祀场所，制作开展各种文化礼仪活动所需的器具，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以神人兽面纹神徽为代表的纹饰和成组使用的固定形器、具有象形和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所反映的文化形态，对后来中国社会意识和思维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露出后来中国宗法政治之端倪”。毫不夸张地说,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前奏，“已迈入文明的门槛”。其聚落分层明显，已出现城乡分化，整个社会的结构是由聚落组成的多层金字塔结构，塔尖即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遗址群西侧、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发现于2006年，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更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史前城址。良渚遗址由此进入了都邑考古的新阶段。此后，考古工作者又相继发现了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证实良渚古城是宫殿区、城墙、外郭三重同心的完整都城结构，这是中国历史时期都城的宫城、王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见图5-1-7）。

良渚古城遗址（包括瑶山遗址和外围水利工程，总面积约为14.3平方千米）已于2019年7月6日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9—2015年，经过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者还确认了古城的西北部分布着由11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完整外围水利工程，其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千米。“11条水坝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4700年”,这将中国大型水利遗迹的年代几乎提前了一倍，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更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防洪水坝系统（见图5-1-8）。“与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湿地农业文明和旱作农业文明在水管理系统上不同的特征。“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后，除了防御洪灾之外，它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运输的作用。

2017年，考古工作者完成了对良渚古城内部结构与功能区的认识,确认了良渚古城内的河道水网体系，以及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的功能布局；并结合对古城周围的专项钻探调查，证实了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以内没有稻田，城内居民主要是贵族和从事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制作的各类手工业者，进而证明了良渚古城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良渚时代已经产生了明确的城乡分野。这充分说明，当时良渚文化的社会组织以及技术水平已经远超聚落、族群的概念，“就目前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来看，整个良渚社会确实存在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其已经具备了地域国家的雏形。

与同期北方燕辽地区相似，良渚也以大型祭祀遗址为其文明特色。这些祭坛遗址大多建在山顶，呈方形，由三层方台逐层建成，其内大量出土外方内圆的玉琮，而外方内圆表示地和天，玉琮正是沟通天地的法器。这种方形的多层祭坛，是一个神权、政权和军权高度集中的具有酋邦性质的文明古国的中心场所；同时，其精心设计与认真施工也充分体现出文明程度。但令人费解的是，良渚文化的大型高台祭祀并未被其后的本地文化继承，反而在夏、商、周三代社坛中保留了一些痕迹。

4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突然衰落。大型的高台祭坛等礼制建筑被废弃，成套的玉质礼器及其饕餐纹绝迹，扁薄穿孔的石斧也明显减少,成组的刻划文字也少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洪水、海侵、战争,还是因文明发展方向出现偏差而导致自行衰落？至今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良渚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东方文明曙光。有赖于良渚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终于得以证实。良渚文化“的确立丰富了世界早期文明的内容，将为世界早期文明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应该成为也必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商末周初以降，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异军突起。它更多地保留了姬周文明精髓，并融合蛮夷文化特点，更显瑰丽奇绝、清新灵动；在春秋时期就摆脱了周式青铜器的束缚，形成造型独特、纹饰华美的楚式青铜器风格；在战国时期开创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体，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束缚，开拓了宏大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成为后世中国文学的两大源泉之一，深刻影响着整个汉文化圈。楚学专家张正明将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假如按照时代的梯级，对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文化做双向观察，一步又一步地观察下去，那么，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这一梯级，我们可以发现双方都到了一个灿烂的高峰，而且总体水平不相上下。在西方，是希腊文化；在东方，是楚文化。它们齐光竞辉，宛如太极的两仪。如此巧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