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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受聘南京利济巷纪念馆馆长:中国该有慰安妇主题纪念馆
苏智良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史学专家。1999年2月,苏智良教授撰就了我国第一部全面探讨中国妇女受辱的专著——《慰安妇研究》,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
据介绍,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建设过程中,苏智良教授倾力指导大纲撰写,落成开展后又专程来馆查对资料,为展陈调整提出专业的指导性意见,对陈列馆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今年3月,江苏省新型重点高端智库——“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成立,苏智良被聘为智库首席研究员。
苏智良作为一名上海近代史研究的学者,转身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源于一次与日本教授的偶然交流。
1992年3月,36岁的苏智良在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某次学者间交流时一位日本教授向他求证,“日军第一家‘慰安所’在上海”这个说法是否真实,这个问题让苏智良吃了一惊。“我研究上海史也有一段时间了,却从未听说过。”苏智良说,当时的他暗下决心,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开始苏智良以为这只是个小课题,没想到一头扎进去后,竟坚持了20多年。
1999年,在他的倡议下,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2000年,苏智良教授担任东京“慰安妇”民间法庭审判中国代表团团长;2007年,他创设了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这是继首尔、东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此外,他还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侵华日军‘慰安妇’研究与文献整理”等。2015年,苏智良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参与了中国“慰安妇”档案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工作。
20多年来,苏智良教授足迹遍及全国,找到大量的慰安所原址,还自掏腰包援助受害者。他坦言虽然艰难与沉重,却是义不容辞的坚持与责任:“我遇上了,就不可能转身离去!”
日本政府一日未就“慰安妇”问题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深刻反省和谢罪,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也一直在世界各地持续进行。作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馆长,苏教授表示,将积极参与到陈列馆的各项工作中,为那段残酷的历史,奉献自己的心血和力量。
据介绍,此次聘任采取挂职方式,实行任期制,3年为一任期。受聘学者作为馆长,主要承担业务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职责,每年要带领中心成员至少完成一个以上的重点研究课题,提高中心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利济巷馆从12月1日开馆以来,已有近25000人前来参观。
苏智良 澎湃资料图【对话苏智良教授】
澎湃新闻:作为利济巷旧址陈列馆的馆长,未来您有怎么的想法和规划?
苏智良:首先是对这个陈列馆的定位问题,这里可以说是目前亚洲也是世界上关于日军慰安妇最大的一个博物馆,是揭露日本推行性奴隶制度一个重要的陈列馆,如何把这个馆办好,我有几个想法:
第一是基本陈列要做的更精致、更准确。我每一次馆里都会对馆里做一些微调。譬如为了方便参观者了解,在介绍披露慰安所规定时,把中文贴在那里,这不就变成中国人进去了吗?本来应该是日文,就必须要恢复日文,而且日文当时也是有照片的,有照片就必须按当时的来恢复,现在这项工作正在做;还有就是朴永心裸体照,我说从性别的角度,还要考虑到,如果是青少年进来,有些是应该打马赛克。要做到更到位、更精致。
第二就是继续收集资料。应该把陈列馆当成是一个资料和研究中心,这也是南京市政府希望这里挂一个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南京分中心牌子的意义所在。
第三是要更加国际化,并且要跟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加强交流。这个馆去年12月刚刚建立,还没有很好的开拓,但是我这里已经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朋友、研究者去,包括我请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吉见义明教授到这里来参观。
另外一个方面,要推进学术研究。适当的时候,譬如说,12月13号国家公祭日前后,我们能不能举行一次南京的这样一个慰安妇和慰安所研究的发布,或者召开学术研讨会,我想作为地方性的一个陈列馆这样的活动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因为南京的慰安所规模非常大,在亚洲城市当中的规模也是属于非常大的,所以要把这些情况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公诸于世,让世人知晓。其实包括日本,包括那些日本右翼他不太知道这些东西,更不要说其他了。
澎湃新闻:对于慰安妇制度的研究,此前一直没有太多人去关注与研究。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
苏智良:全世界研究慰安妇问题基本都是从1991、1992年开始,在此之前,大多人是不知道这事。事情的起因据说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情。1990年初春,洛杉矶的KDED电视台播出一档“战争时的世界”的节目,其间一位在美国发了财的日本人竟然忘乎所以地宣称,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有韩国慰安妇照顾着日本的士兵”。此言一出,大大伤害了韩国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原来的“慰安妇”们,她们隐忍多年的伤口终于迸裂,这样导致了一些政治人士的抗议,从美国一直到亚洲,于是,1991年8月14日,67岁的韩国老人金学顺老人第一个勇敢地就站了出来作证:“我就是一名被日军抓去强制卖春的慰安妇。”她含泪带血的亲身控诉,给日本政府当头一棒。金学顺老人站出来以后,就有一批一批的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国家也是在1992年的时候,万华、李秀梅(音)等等在山西站了出来,慰安妇的真相逐渐的才开始揭开。
但整体上,在过去的20年里,跟南京大屠杀研究相比,慰安妇的研究队伍还是很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一个是资料非常少。因为做历史研究,就是要资料。张宪文老师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有72卷丛书,慰安妇资料,我现在也在编,可是我可能连7卷都编不出来,所以说资料少。此外,我们还要懂日语,如果不懂日语、没法收集最初的资料;再则就是必须要田野调查。因为资料少,所以要通过口述来获得。这项工作很艰苦的,我跟我的学生们反复的一个一个地方的调查,但是很遗憾,我们这个团队人还是少,人手还是不够。再加上这个题材很隐秘,日本当时想刻意隐瞒,后来销毁大量档案,想要找到真实的资料,确实是很辛苦。
澎湃新闻:南京利济巷陈列馆从筹备到开馆,您提供了很多资料。您觉得陈列馆之所以可以保留下来,应该归功于谁?
苏智良:利济巷慰安所遗址最早是南京大学已故教授高兴祖先生发现的。1998年,我曾在高兴祖教授的陪同下,对利济巷慰安所遗址进行过初步的调查。
后来要说起最大推动作用的,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2003年,我邀请了来自朝鲜平壤的受害者朴永心来到南京,确认了她当年的受害地——利济巷慰安所。在这件事情上,一直关注“慰安妇”这个女性人权重大问题的朱弘对此事业给予了很大的推动。西野瑠美子曾表示,美军拍摄的照片里有朴永心老人当年的影子;当年在美国联军昆明俘虏名单里,有朴永心老人的名字;当年日本老兵的回忆录里也有这个朝鲜名“朴永心”、中文名为“若春”的慰安妇的记录,到了2003年,经过老人的确认,这段历史被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
澎湃新闻:我记得2003年之后,也就是第二年,利济巷面临了拆迁,现在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您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看待的?
苏智良:确实,南京的居民都知道,利济巷大街原本很长,但利济巷的另半边街早在历史的进展中消失了,利济巷斜对面原来还有一条小利济巷,已经被拆掉了。2003年的时候这半条巷子也要拆迁。2004年初已定下具体拆迁方案,等到方案一实施,整个利济巷就要完全消失了。
早在1998年8月14日,“慰安妇”制度的另一个受害国——韩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慰安妇历史馆”。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受“慰安妇”制度残害最深、受害地区最广、受害人数最多的中国,却没有一个这样的纪念馆。不过,幸运的是,利济巷最终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我要说,南京市政府和人民很有担当,尽管经过了11年,最后想明白了,投巨资予以保护。并且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成世界第一。这个是很有担当的。
过去存在一些旧观念,认为像这种性迫害的一个场所,干嘛还要保存下来,要建纪念馆。我记得过去有一个日本人跟我说过,他是针对战争的记录,他说如果你们中国人也遗忘,我们日本人还会记得吗!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怎么从这个当中汲取教训,怎么走好未来的路?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那加害者的日本他还会记得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利济巷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澎湃新闻:利济巷陈列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譬如如果有未成年前去参观,馆里的解说人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苏智良:根据参观者的年龄和接受度,馆内的解说词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注意到,在韩国也有这样的场所,韩国“慰安妇历史馆”的规模比我们小的多了,但他也有很多孩子去参观。孩子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特别是少女铜像星期三的示威活动,大量的青少年加入,会让人很感动。我观察过好几次,大学生甚至于更小的都在参与,年轻人为主。这是一个民族了不起的地方。我们现在大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的人,年轻人们多,这个挺好的。
韩国的“慰安妇历史馆”门前做了一个少女铜像,利济巷旧址陈列馆内的铜像是以朴永心老人的形象塑造的,是一个老人的形象,如果改成少女的,会不会更震撼?
“慰安妇”的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女性集体被奴役、被残害的记录。根据我们不完整统计,就是慰安妇群体,一般来说是18-22岁左右。但是13-18岁也找到过很多。13岁,你想想。13岁完全是个孩子,她就被蹂躏了。当然也有更年长的,30岁、40岁的也有。就是说,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韩国在青少年中发起“我跟她们比童年”的活动,就是让孩子们去参加,我的17岁和慰安妇奶奶的17岁,这种比较对孩子们来说更加刻骨铭心。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战争时候相比,他们背井离乡被强制遭受那样的苦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在想利济巷旧址陈列馆,可不可以也设计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包括放映等等,还可以搞一些征文,来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力。
澎湃新闻:中国现在对慰安妇的研究在国际上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水平?
苏智良:我们总体上的对慰安妇历史的研究还是有重大突破的,各有特点。譬如说日本他找寻到了比较多的是官方文件,当然日本还有一个就是亚洲各地的调查,对慰安妇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推进。这个就是有一批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家一起来参与。所以他们最初的人群是很庞大的,投入的人最多。
韩国对受害情况也做了调查,但是他们的学术研究性总体上不够。菲律宾东南亚各国对自己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查。在中国方面,主要体现在,一个对资料的挖掘,特别像吉林省档案馆,关东军档案当中的那一部分,等等,包括对旧报刊,我们也是不断的挖掘出来一些东西。第二,是对生存的状态,那些幸存者进行了调查。再有一个对日本整个的慰安妇的制度的推行、理论,它的历史等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
澎湃新闻:我记得您之前做慰安妇调查时,当时仍在世的慰安妇老人尚有一百多个人,现在也仅剩21人,在这个过程中,给您感触比较大的是什么?
苏智良:一个是战争的苦难。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遭受到身心两方面的伤害,其中有好几位是精神失常。有些人是自杀。第二个感触,战争结束以后那种幸福还是没有建立,因为这样的苦难、这样的遭遇,反而受到社会的歧视。再加上日军迫害的后遗症,譬如说很多人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她们的婚姻也是不幸福的,很多人的生活是不幸福的。再有像万爱花这样,干脆不结婚的。第三个感触就是我们的社会对她们这个受害群体还是比较冷漠的,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善。
澎湃新闻:在调查的过程中,有哪些老人给您留下了较深的记忆?
苏智良:一个是荔浦县城的韦绍兰,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老人,很起劲,很有生命力。我跟我太太一起三年,过了年就到她家去。到她们那个荔浦县城,所有的都关门的,大家都沉浸在春节中,早餐、中餐没地方吃的,所以我们就住到她家去,跟她们一起生活,同吃,感受。我们说,要给她们写一本书,这本书要写的好一点。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现在太忙了,所以我们只是记录,就把这些素材先记下来,然后等到有空了再写。
韦绍兰是一个比较坚强的老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像韦绍兰那样。有很多人是很抑郁的,有在中国的朝鲜人,也有中国人。就是苦难压垮了她们,也有人想不通的“为什么我那么苦”,战争时候遭到这样的蹂躏,丈夫有结婚的,又被抛弃,没有孩子。终于养大一个养子,养子又对她粗暴,也有这种。
譬如说像袁竹林,她也是非常奇特的经历。战争结束以后她再次结婚,此前的丈夫离开了,因为战争就再也没有找到,后来又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到了50年代忆苦思甜,她又被认定是日本特务,组织上动员她的丈夫跟她离婚,然后她去黑龙江劳改,劳改到文革接近结束。回到了武汉,八个平方的一个小屋子。还好她有个养女,和养女是相依为命,但是养女后来到广东去工作了。她那个时候经常是半夜会打电话给我,说她的邻居在砸她的门,求我去救救我她。她这是幻觉。我后来就跟她的养女说,要不要我打110给武汉市公安局。她养女说千万别打,她妈妈的病并不是真实的,她一直认为周边的人歧视她,因为自己身上很脏。所以她是这样一个人。当然她可能邻里关系也不太好,因为我到她家好多次,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邻居跟她打招呼或者她跟她们打招呼。就是这样一个孤老太太。还有很多。
这些老人心理上都有很深的创伤,南京大屠研究者张生、张连红他们对这样的人群都做心理方面的研究,我夫人做过比较多的尝试,就是跟她们说话,陪她们聊天,她们会讲,在这方面女性对女性会更容易一些,就是怎么消除她们自己内心的阴影,比如说自己身上脏,自己好象不体面,就是这样一些,然后教她一些简单的方法。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还有多少慰安所遗址,您觉得都需要保护下来吗?
苏智良:现在全国遗址陈列馆就三个:黑龙江、云南、南京。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慰安所遗址都要保护。相反,一些重要的城市,保留一个,一到两个就可以了。不是说都要。但是有些地方必须在拆除之前调查清楚,在拆除以前。这个也是实事求是吧。你说到处都是慰安所遗址博物馆,那谁去看,不可能。
我建议上海的“海乃家”慰安所作为第一个这么大的沙龙,应该保留下来做陈列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武汉。广州最近几年不知道拆的怎么样。但是在广东的一个岛上现在有一个慰安所遗址保留下来了,但还没有做成纪念馆,就是不拆了,那个建筑以文化遗产的形式保留下来了。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保留好多好多。假如这个房子在,可以立一个牌子,战争时候这里是怎么回事儿,这也是一种办法。以不同的形式来保留。譬如说这个建筑本身还可以,留下一个外立面进行部分保护,其他的拆掉,将来这个地方做成一个纪念性的牌子,也就可以了。并不是说都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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