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代︱影响现代日本国家走向的关东大地震

大地震引发的大灾难：火灾、水灾相伴而来

大正十二年（1923年）9月1日，文学家永井荷风在位于东京家中书房里看书、写日记。连夜的秋雨到了清晨才停歇，风刮得很猛烈，这是东京湾一带夏秋之交特有的天气。永井荷风，以及东京城内外几百万人家，对眼下正步步进逼的一场天地异动的大灾难浑然无知。时近正午，大地震爆发，把东京乃至整个关东地区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洪荒中。永井荷风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东京老城区一角的情形：

“日近午时忽闻天鸣地动。我在书架下读《嘤鸣馆遗草》，忽然书册自架上落下砸在头上，惊起开窗。只见户外尘烟濛濛不辨咫尺。孩童哭喊和鸡犬之声不绝于耳。尘烟落到门外人家瓦下，好像雨水。我做逃难准备，时时听到大地震动再起。手里攥着书卷，推开大门夺路到庭院中避难。几分钟内震动再起。像在船上一样，摇摇晃晃。我惊恐万状看着自家房屋，只见屋瓦滑落，窗户也崩脱了。稍微定神后想到大路边上的山形酒店吃午餐。却见酒店餐厅墙壁崩落，餐桌都移到马路上了，两三个人在椅子上坐着。饭后想回家看看，但震动不停不能入内。我坐在庭院里，止不住战战兢兢。” （笔者译自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摘录版）岩波书店，1986年9月）

在视频录像尚未发明的大正时代，永井荷风的记载还原了灾难突发一刻的惨烈之象。不过，他所居住的是位于高地的东京上流社会住宅区，受灾情况算最轻微的。事实上，这次大地震的受灾情况十分惨烈。

这次地震震源在东京相模湾附近，震级7.9级（后世研究显示实为7.9-8.3级），震中距离东京都六七十公里，波及整个关东地区，受灾人数190万，受伤人数20多万，死亡以及在震灾中失踪人数达10万5千人余人，其中以距震源中心最近的东京都和神奈川县为多，建筑物全毁接近11万座，烧毁21万2000多栋。除此之外，处于震源断层中心的神奈川县内，除了因剧烈震动带来的地面建筑崩塌之外，沿海地区还有因地盘下沉而引发的海啸，如神奈川县小田原市的根府川火车站，刚刚进站的列车与月台，被泥石流卷入海里，数百人死亡。

由于那天下雨，人们大多闭门在家，地震又发生在午饭时间，因此，不仅是地震引发的建筑物倒塌；东京老城居民区几乎全是江户时代传统木造建筑，鳞次栉比，因火苗失控或煤气管道断裂引发的火灾随强风四处蔓延，老城区起火130余处，被压死、烧死乃至窒息者不计其数。

媒体瘫痪，流言纷起，灾情雪上加霜

信息畅通无疑是救灾时刻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大正震灾时期，收音机和广播尚未出现，电话也没有在一般家庭中普及。作为日本的主要通讯、传媒手段还是以电报和新闻报道为主。一旦这些传媒手段受到影响而无法正常运转，则使得灾区更陷于混乱与无序之中，很大程度让原本就惨不忍睹的灾情雪上加霜。

据统计，当时东京都内有16家最权威的实力新闻社，但这些媒体印刷工作以活字为依托，地震发生时，活字架倒塌散落、遗失，印刷机器毁坏故障，甚至绝大多数的通讯社和印刷厂都被大火焚毁，媒体报道机构顿时陷于瘫痪和麻痹状态。《东京日日新闻》、《报知新闻》、《都新闻》大型媒体在震后火灾中损失严重，率先复原的《东京日日新闻》也是在四天后的9月5日才发出第一份晚报。派往外地的各大媒体记者，因为通信和交通的阻隔，无法前往灾区收集情报信息，更无法和总部乃至政府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流言和小道消息一度占据媒体阵地，“东京全域毁灭，被大水淹没”、“海啸已达赤城山麓”、“政府首脑全灭”，诸如这样的假新闻竟然也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流言纷起，混乱的灾区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流言和误报被别有用心的右翼势力利用，酿造了一系列比灾害更凶猛的白色恐怖，其中臭名昭著的有军部、警界、特务机关和民间组织联手酿造的屠杀朝鲜人和外国侨民事件。

地震发生后，一些日本权威媒体像《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时事新报》等报社为虎作伥，从9月3日起连日散布长期被受日本人欺凌的在日朝鲜人要趁乱报复，有关朝鲜人“放火”、“水井投毒”、“抢劫”、“暴行”等毫无根据的谣言不胫而走，助长了日本各阶层的“嫌朝”情绪，群起攻击。在军部极右势力的怂恿下，军、警和由青年团、消防团和退伍军人组成的“自警团”上下联手，挥舞枪支、日本刀、长矛和棍棒等凶器拼命搜查朝鲜人，仅用几天时间就野蛮杀戮了两万多名朝鲜人。受到牵连的还有琉球人和华侨，据统计，灾难中被误当成朝鲜人而遭到残杀的中国人有数百名之多。甚至连哑巴、耳聋或因结巴而说不好日语的日本人也不能幸免。至于平日遭右翼势力嫉恨的日本人也在劫难逃：灾后不久，东京宪兵队涉谷分队就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和他年仅六岁的外甥残酷杀害。大正时期日本著名工运领袖平泽计七等十三人也在龟户警察署遭到集体枪杀。

被摧毁的城市如何重新站立起来

震灾发生后，日本大正政府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开动起来，迅速组织动员全社会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因东京市区将近六成的房屋被烧毁，很多居民就近前往避难所逃难。根据东京都市政厅的档案资料，到9月5日，全东京能收容12000人以上的集体避难所就有160个。大多数集中在寺庙神社和各大中小学校。大正内务省震灾救护局向陆军部借用军事帐篷，在明治神宮外苑、皇宫广场等禁地设置难民营，临时住宅则早在9月4日就开始着手建造。官民协作，打破界限，纷纷投入抗震救灾活动中，关西的财团、宗教团体被动员起来，快速推进避难场所的营造。据研究数据显示：灾后两个月市、区政府管理的避难营有101所，收纳数达21367户、收容受难者86581人。另一方面，狭隘的避难场所密集化引发治安恶化，流浪者大量出现，为了加强社会管理，震灾次年，由内务省社会局、警视厅、东京府、东京市联合协作，开始拆除帐篷，将无家可归的难民有计划迁入分布东京各处的已经修建好的临时住宅群落。

大震灾中，东京都损失惨重，尤其是首都中心区域，成了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废都”，来自军部的“迁都”议案一度甚嚣尘上。灾后都市重建计划提上日程。灾前因加藤首相病逝而受命组阁的山本权兵卫首相组建一个“帝都复兴审议会”，由他本人任总裁，亲自主导东京都灾后复兴事业。

9月27日大正政府出台“帝都复兴计划”，意欲在废墟上重建东京都的“帝都复兴院”。通过这个计划的实施，经过短短几年时间，东京都市景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后藤新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藤新平（1857-1929）是日本政界横跨明治、大正、昭和的三朝元老，也是现代日本城建领域的权威，曾负责经营日本海外殖民地台湾和中国东北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震前，新受命组阁的山本权兵卫首相看中他的才能，曾力邀他出任内相，后藤不愿介入政党之争便回绝了。地震翌日，后藤新平主动去找山本首相，不但接受内相之职，还通过自己的人脉动员日本银行总裁井上準之助出任藏相。同年12月27日，因发生了刺杀当时摄政的皇太子裕仁(即后来的昭和天皇)的“虎门事件”，山本权兵卫内阁引咎辞职，实际上后藤新平参与主导日本灾后都市复兴计划只有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为整个复兴计划定下的框架和方案，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能量。

后藤新平进入山本内阁参与首都复兴重建前，曾任过三年的东京市长之职业，在任期间，就构想过东京旧城改造方案，但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落实。进入山本内阁，他大展身手。东京复兴计划包含以下内容：在灾区重建东京都，而不是迁都；确立了筹集“长期内外债”的方针，并提出了发行公债实现筹措复兴费用30亿日元的庞大资金（实际上最后落实的不到六亿日元，但在当时却是天文数额的巨资）；采用欧美最先进都市建造模式规划首都重建，将旧东京都建成一个防火安全的“不燃都市”；为规划新都，大规模征用土地，低价收购所有受灾区域的土地，合理规划，拓宽城市交通干道，建立隔离带，防止延烧；在市中心人口稠密处大量开辟公园，作为避难场所等等。后藤新平主导下的都市复兴计划的理念和设施，至今仍作为日本国家抗震救灾的重要参考。

因为各种局限，后藤的复兴计划没能完全得以落实到位，但东京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震灾复兴事业一环，东京兴建了诸多标志性建筑物，如同润会公寓楼、圣桥、复兴小学、复兴公园、九段下大厦等等这些建筑物成了大正时代的代表性都市景观，有的至今仍是东京都的重要地标。在汽车远远尚未普及的大正时代，后藤就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设计了宽100米的主干道路（分快速、慢速车道），城内与城际之间的交通更顺畅，这些畅通无碍的城市交通网络在战后日本经济振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开辟公园绿地作为避难场所，也是日本都市防灾的重要措施，而且变废为宝，比如，将废墟清理出来的瓦砾沙土投入横滨海中，在此兴建巨型的山下公园。1935年日本举办复兴纪念横滨博览会，这里就成了会场，驰名世界。利用当时外国的救援资金，为小学建造钢筋混凝土校舍，也始于后藤的复兴计划。

还有，大正政府吸取教训，大力发展通讯事业。灾后不久出现的半导体收音机迅速普及，在通报灾情，传递正面信息，安抚、稳定灾区乃至全国人心起到积极的作用。

改变现代日本走向的大灾害

大正十二年的日本关东大震灾，是二十世纪全球最大的地震灾害之一。震灾损失惨重，引发了各种社会危机，也进一步诱发了潜藏在岛国民族心理深处的危机意识。日本国土狭隘，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使得开拓海外生存空间成为全民共识。关东大地震后，军部好战势力上台，法西斯主义绑架了日本政府，日本为弥补灾害的损失和资源不足，摆脱国内危机，制定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并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东北。

1927年6月，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这次会议出台了《对华政策纲领》，日本染指中国东北三省的企图昭然若揭。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日本军国主义在穷兵黩武的不归路上暴走。

1949年3月，美军先是对东京进行轰炸，继而在两颗原子弹蒸腾起的巨型蘑菇云中，日本战败投降。此时，又一次经历深重灾难的老作家永井荷风与大批东京难民一样，流离失所，挣扎在逃亡路上。站在大空袭后的东京废墟上，四处瞭望，荷风不禁回想起23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时日本社会不同寻常的异动。荷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日本必亡之兆候，早在大正十二年东京大地震之后，在社会各方面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

参考资料：

1、永井荷風《断腸亭日乘》（摘录版） 東京 岩波書店 1986年

2、工藤美代子《関東大震災“朝鲜人虐杀”の真實》 産经新聞出版 2009年

3、吉村昭《関東大震災》 東京 文芸春秋社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