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位列中国史学四大家被高估了么

吕思勉被严耕望推为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在他身后二十年间，已刊著作在台港时有翻印，大陆除印行其遗著《隋唐五代史》外，反而寂无消息。1965年顾颉刚重读吕思勉题赠《章句论》时，大发悲叹：“吕氏一生写作甚多，而身后竟无人提议为编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录亦不可见，悲已。”（《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这种状况当然与此二十年间大陆政治与文化生态息息相关。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思勉的旧作再版与遗稿新刊才走上正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其弟子李永圻先生的推动下，张耕华教授不懈搜求与艰苦校订吕氏全部已刊、未刊的旧著、遗稿，自2005年起历时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十八种吕著单行本或合编本，纳入总名《吕思勉文集》的丛书，为编纂《吕思勉全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合撰了《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收入未能编入《文集》的吕氏日记与散札等资料。

十五年间，耕华教授不务声华，埋首吕著，焚膏继晷，孜孜矻矻，不仅成为吕思勉研究的硕学专家，而且无愧弘扬吕思勉学术的第一功臣。经由其手总成的二十六卷《吕思勉全集》终于在2015年岁杪推出，与业已行世的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大陆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与安徽大学版《陈垣全集》一起，让四大史学家全集最终呈现“四美并具”的局面。

关于吕思勉史学，我写过《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吕思勉与新史学》的专论。近日披阅《吕思勉全集》，记下这些片断性随感，或可视为对旧文的补充。

严耕望是钱穆的学生，吕思勉是钱穆的老师，也是严耕望的太老师。他所推举的四大家即陈垣、陈寅恪、吕思勉与钱穆，入选条件是“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据他说，钱穆受吕思勉“影响最大”，吕思勉对钱穆也“深为奖掖”，师生同成大家后，仍切磋问难，互有补益，这有钱穆《师友杂忆》可以对证。抗战胜利不久，钱穆再访母校，吕思勉请他演讲，钱穆开讲便说：“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校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民国师道如此，不禁令人动容。《吕思勉全集》有近八卷二十种左右的教科书，科目涉及历史、地理、国文、修身、文选等，其受业弟子中有钱穆、唐长孺、杨宽、黄永年、徐燕谋等大师名家，说他是史学大师，固然实至名归，却鲜有说他是教育家的，未免有点论之不公。

严耕望论定四大家立学术标准三：一是史学涉略面，二是史著述作量；三是史学识见度。

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劄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

近年报章时见评骘民国学术与当代学术的高下之论，且不究诘那些话语的潜台词，倘以吕思勉作为民国史学的大师代表，在史学涉略的广度上，在史学识见的深度上，在史学规模的创获上，当代史坛能找出哪位大家足与其前后辉映呢？

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严耕望认为，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近代史学崇尚仄而专的深入研究，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吕思勉这样博通周赡式的学者未免低估；二是二十世纪新史学以是否使用新史料作为衡量标尺，而吕思勉史学主要取资于习见的正史，因而受到轻忽；三是吕思勉身处远离民国学术中心的上海，长期任教的光华大学更非一流大学，他又不求闻达，从来“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用当下行话说，就是不炒作、不推销自己，也没有占据要津的弟子为之揄扬。但相较于跻身学术中心而位居学术领袖的那些大师，吕思勉以非主流的身份，在难以获睹新史料的限囿下，以人皆能见的二十四史作为资粮，“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种魄力与坚毅力，让严耕望感叹，同时代成名史家“恐怕都难以做得到”。

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

不同时代如何认识吕思勉的学术

对吕思勉学术的认知，后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与吕思勉同辈或仅低一辈的学者，在求学与治学期间往往已读其书而深知其学，无不给予高度肯定。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陞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

而鼎革以后成长起来的史界学人，对吕思勉的认识却有曲折的过程。1998年，王家范先生坦诚承认：“说起来实在不敬，因种种的缘故，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还是近几年的事。”这“种种的缘故”中，主要应是位居主流的史学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持续批判。反讽的是，吕思勉早在1945年《历史研究法》里就肯定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唯物史观，认为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他治史也尤其注意社会经济层面。严耕望抉发了这点，认为“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然而，1949年以后的无端批判，最终造成学界后进对吕氏史学的疏离与隔膜。作为率真坦诚的学者，家范先生曾痛切自责：

古哲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至今思来真是愧悔交加。“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对后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

吕氏史学再获推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吕思勉的学术活动与学术著作主要都在沪上完成，洵为上海史学界的鲁殿灵光。他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大。当然，不入华东师大历史系，吕思勉还是吕思勉；而若无吕思勉，华东师大历史学就会大为逊色。现在，吕思勉不仅是华东师大史学的品牌，而且打造成华东师大整个人文学科的标志。为了不再“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座大学设立了以大师命名的“人文高等研究院”与“学术原创奖”。这是对学术的致敬，也是对大师的纪念。

然而，对吕思勉史学的含金量，史界前辈中也颇有不识和氏璞玉者。严耕望说：“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他这位未点名“朋友”应即牟润孙。据《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引杨联陞函说：“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而未提吕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牟润孙师从陈垣与顾颉刚，比吕思勉低一辈，曾与严耕望共事新亚书院，也算得上是名家，但于吕氏史学却有眼不识金镶玉。但持“抄书”之论者却远非牟氏一人。对此，杨联陞不以为然：“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广大”推其有规庑，“意义”赞其有史识。严耕望最识得吕氏史学精髓，对牟氏偏见大表不满：“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他进一步说：“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在严耕望看来，吕氏之书不仅仅是赵翼式札记，“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

关于吕思勉史学主要取材正史而很少涉及新出史料的问题，仍有必要饶舌一辩。自陈寅恪首唱“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得预新潮流”，新史学主流就以能否取资新史料作为最高评判标准，这实在是对“新材料”的肤浅误读。作为新材料的甲骨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大内档案，的确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取用这些新材料也着实让中国史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但这些新材料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史的全时段与全领域，大部分时段与大多数领域仍须倚赖旧史料。而旧史料中的基本史料，毫无疑问仍是历代正史，更何况对旧史料以新眼光作出新解读，也就注入了新内涵，在这层意义上，旧材料与新材料完全是可以转化的。吕思勉当然清楚新材料的意义价值，但限于远离学术中心的非主流身份，不可能全部及时地获得那些新出的材料，兼之他立志写一部通史，以期说明“中国的社会总相”，由于从事的是全史研究，不少时段和诸多领域与新材料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在这双重因素下，他决定以二十四史为主创建自己的史学体系，虽属无奈却是理智的选择。打个比方，参赛者必须自带食材进行厨艺大赛，有的参赛者家境优渥，以山珍海味做出了满汉全席，固然抢人眼球；有的参赛者出身贫寒，却仍用家常食材做出了色味俱佳的特色菜肴，能说后者的厨艺水平与菜肴等级就不如前者吗？在二十世纪史学大师赛中，吕思勉正是后者，他以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半的功力，以最常见的正史材料构建起吕氏史学大厦，其规模在同时代却少有企及者，这恰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对史学新人来说，尤有必要重新认识吕思勉史学的巨大价值。我对吕思勉史著的阅读，说不上深入与全面，但有三点心得不妨献芹。其一，通观吕氏的《读史札记》与几部断代史，有不少篇章蕴含着他的问题意识与独到识见，是有待开掘的一座富矿，初入史海的新进学子倘能慧眼识货，自可从中获取欣然有得的提澌，觅得富有启迪的课题。其二，即便查阅吕氏通史论著，咀嚼回味他看似平实的论述，也往往折服于其史识的通贯性与穿透力。我在撰写《论吕思勉的宋史观》时，对这点深有体悟。吕氏断代史专著里没有宋史，他对宋代的论述大多散见于通史性论著，但真知卓识却随处可见。其三，倘以治史方法而言，吕氏史学才是史学正宗，最宜后学效法。在史料运用上，吕思勉并不一味追求新奇稀见，而是取历代正史作基础材料，以传统札记法为基本手段，初入门者易于揣摩，不难学习，只要假以时日，提升史识，进境可期。在史法运用上，如果说陈寅恪往往借助曲折入微的辩证论析，获得出人意表而令人叫绝的新解，吕思勉却并不刻意讲究别解高论，而是主要通过史料的缜密比次与通贯条理，藉抉发曾经遮蔽的史实，以获取前所未见的新知。倘以用兵为喻，陈寅恪是出奇制胜存乎一心，无其天才而一意摹学，不是走火入魔，便是画虎成犬；吕思勉则规矩方圆有迹可循，中等材质而有心追摩，即便难期大家，也能治史有成。对初窥史学门墙的中国史研究者，吕思勉史学自应尊为首选。

（本文原题《重新发现吕思勉》，载4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此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