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街头政治为何“无人喝彩”？

【编者按】

新一期“定海谈”题为“战后日本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当法国的反劳动法游行再次引起关于68精神的讨论，审视日本的社会运动也可提供某种借鉴思考。

"定海谈"由定海桥互助社组织，以定海桥社区为基地、以地方经验为参照，关涉港台日韩新马等各国各地的社区文化实践，团结各界人士，试图为社会发展与变革提供新观察与新思想。

近年的日本街头充斥着喧嚣与愤怒。沉默良久的民众时隔多年后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核电危险的熟视无睹，以及对重启战争机器的蠢蠢欲动。自2011年3月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事故开始，首都东京几乎每个月都在爆发万人以上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中4月10日在高圆寺、6月19日在明治公园、2012年7月16日在代代木公园进行的活动，各自聚集了1万5千人、6万人和17万人的抗议群众，坂本龙一、大江健三郎、柄谷行人等文化知识界的著名人士也都积极参与其中。2015年以来，为抗议安倍政权推动战争立法，首都圈大学生们通过网络平台发起组织了“争取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学生紧急行动（简称SEALDs）”，每周五晚在国会前组织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对立宪民主原则的践踏。伴随着活动在全日本的扩散及各年龄层阶层人群的加入，活动规模不断扩大，8月30日的东京活动参加人数超过了12万人，而在全国范围内竟达到了100万人。然而由于日本新闻媒体普遍没有积极地报道这些事件，当前日本的社会运动并没有获得世人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即使是对日本现当代政治社会状况有所涉猎的人，也不免会对这些抗议所具有的形式和主张有着诸多疑问。比如，高圆寺的活动是由一个名为“素人之乱”的自由职业青年团体在脸书和推特上发起的，他们人数寥寥且社会地位不高，却一呼百应地号召到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在当日自发走上街头。这种少数人牵头，个体市民广泛响应的组织方式，此后成为反核电运动和SEALDs的一般模式，也在其后香港和台湾发生的多场运动中得到延续。它的参与者全然不似以往社会运动中那样以党派或团体的名义行动，大都是自行活动的独立个体。在素来保有集团意识传统的日本社会，这种新形式的社会运动在参与者的主观意识层面何以是可能的？

运动的不少诉求也引得一些人茫然失措。与欧美国家左翼运动的纲领对照来看，SEALDs与相关团体的行动口号尤其强调“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抗议国家保有武装实力这一要求。有不少人无法理解这种主张意义何在。在他们看来，拥有军队是一个现代国家主权内容的正当组成部分。甚至还有人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军备正常化能使日本摆脱对美军的依赖，打破当前中日关系的僵局。日本的左翼与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何如此执着于国家的非武装化？

为了理解这些当前社会运动的形式与主张，我们除了要明确其直接面对的现实议题，还必须从其发展沿革中找到绵延传承的历史性元素。回顾日本战后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史，在对当前日本社会运动产生关键影响的事件里，我们首当其冲必须谈到60年的安保斗争。

战争、民主与安保斗争

1957年，岸信介代替患病的石桥湛三出任日本首相。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这位外祖父早年曾先后担任伪满洲国的经济部长和东条军国主义政府的商工大臣，负责搜刮财富、调配资源，支持日本的战争事业。东京审判时岸信介被控甲级战犯罪行而受到起诉，后因他并未参加决定对美开战的军事会议等原因而获释。他随后加入自由党，并于55年出任自民党干事长，辗转竟登上政府最高权力的宝座。岸信介的上台本身便招来一些民众的反感。在战争废墟中努力十数载后，当时的日本生产力终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日本民众在这位身上看到的是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幽灵“回到战前体制”的企图。

岸信介上台后便开始主导与美国谈判改订日美安保条例。此时的安保条例是51年美国结束对日占领时与日本所签订的《旧金山合约》的一部分，它规定了美军撤离后可以继续使用冲绳基地，但并未规定美军有对日本的保护义务，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十分不利。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回复，安保条例成了一道枷锁，阻碍了日本在国际上重获平等国家的地位。

这一问题在当时不只是政府关切的重点，也是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双方的主张却大相径庭。比如由丸山真男、清水几太郎等组织的知识分子议政团体“和平问题谈话会”就认为，必须坚持不再度武装、坚持不参加任何国际联盟的理念，以非战争国家的立场反对美军基地的存续。而岸政权方面则抱着重整军事实力的目标，主张先修改安保条例获得美军的军事保护，以期未来能够修改宪法，重振日本的军事实力。

到1959年底，岸政权经过长期谈判，终于让美国人接受了这一安保修改案，承诺给予日本保护义务。消息传出后，多个民主团体于1960年3月28日宣布成立“安保条约改定阻止会议”对政府施压。在众议院审议中，法案的执行也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的反对而受阻。焦急于无法给美方交代的岸信介在5月19日作出决定，使用暴力方式强行通过法案：经其亲信安排的600多名强壮的右翼青年以“秘书团”的名义将议事堂占领，阻挡左翼政党议员进入，随后又指挥武警将坐在议事堂外大厅抗议的左翼党员连拖带拽地尽数逐出议会。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举国愤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就此正式展开。在之后的一个月中，国会大楼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团团围住，参加抗议的总人数超过了60万。

大众心理层面的因素成为了促使运动扩大的导火索。岸信介本人的战犯身份，其为了推行法案而采取的暴力行动，使得日本人对战争的恐惧被勾起。1910年代的日本也曾有过一段被称为“大正民主”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后来受到皇道派军官暗杀胁迫等恐怖活动的逐渐侵蚀，终于演变成了昭和年间的极权体制。如今议会民主程序眼看又要失灵，对于那场战争的惨痛记忆浮上了人们的心头。

在日本战后的思想史上，有一波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潮流，正孕育于这样求和平、求发展的社会心理之中。战争冲垮了明治以来作为国体的皇国思想，天皇由神明降为凡人，由此引发了民众普遍的信仰失落和价值虚无。为了找到能够凝聚社会人心的全新力量，以丸山真男、竹内好、大冢久雄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构想建立一种能够将个体独立与国家整合融为一体的社会理念，由此而形成了战后民主主义思潮。这些知识分子虽分属各自不同的知识领域，彼此的思想倾向却极为相仿。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将“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的看法不同，战后民主主义者们认为，民主自由与爱国奉献是能够同时成立的，其关键在于人们应当保有一种“一身立则一国立”（福泽谕吉语）的责任意识。在丸山真男看来，正是因为军国主义者及整个社会体制的无责任性，使得这一场本来毫无胜算的荒谬战争得以成为现实。民主制度并非一台自动机器，一经引进便可自行运转；民主制度需要每个社会成员持之以恒的参与，使之持续不断地变得民主。由此，战后民主主义将这种个人对民主政治和国家发展的责任建立在了对战争的惨痛记忆上。当国力恢复后骚动的右翼提及再军备企图时，被勾起的战争记忆便通过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引导人们采取行动，走上街头。

思想家柄谷行人在2011年7月参加了抗议野田政府不顾民意反对重启核电站的示威运动。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援引了竹内好在安保斗争中所写下的文字：“这已不仅是关于是否修改安保条例/重启核电站的问题，这是关于日本今后走民主还是独裁之路的问题”。战后民主主义与安保斗争的遗产在这种精神传承中得到体现，它使得民主制度的维护与“不再战争”的诉求整合为一体，将其标志为立宪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并以惨痛的战争记忆作为后果来阻止任何侵犯它的企图。这一崇高的绝对和平主义理念所焕发的光芒，至今仍在每一处喧嚷的街头闪现其间。

68年与街头政治的成立

与安保斗争相比，68学运其实规模极小，不说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在20岁前后的年轻人中只也有不到5%的参与率；但68年是我们绝对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它在极大程度上规定了后世日本社会运动的发展轨道，无论是积极意义上的推动，还是恶劣影响下的规限。

60年代中后期对于那一代的年轻人而言可谓一个悲风残雨，愁苦交加的年代。高等教育正在逐渐普及，大学入学率从1960年的8.2%蹿升至1969年的15.4%。为了争取那尚不算很多的入学名额，他们成为历史上经受补习班和应试教育洗礼的第一代学生。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千里迢迢从家乡来到东京和其他大城市，承受着城市化初期住房紧张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恶劣城市环境。步入憧憬已久的大学迎来的不是美好的校园生活，而是梦想的破灭，因为大众化未久的大学也没有做好迎接众多学生的准备，课程的主体也从教授带领个别学生进行的小班研究，转变成在巨大的阶梯教室中听无聊的讲义。

这一代大学生从战后民主主义的崇高理想中成长起来，尚还遗留着精英大学生的理想主义关切，看到了社会上许多问题与不正之风，尚有改变世界的理想，但他们每天能做的只是读读小说，看看漫画而已。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为何无法实现？这要从60年后政治体制的改变说起。安保运动后，接替岸信介上台的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首相抛出“所得倍增计划”安抚民心，民众的主要关心从国家大事转向个人的生活，全民政治的季节从此过去，大众消费社会逐渐成型。自民党为了调和政治关系也调整了自身立场，逐渐放弃了强硬的“回到战前”方针，并在议会之外与左翼党派成立“国家对策协议会”，在国会讨论之前事先双方通气内部议定，避免在议会当场发生过激冲突。年轻人逐渐觉得这些议会程序已成为了大人们的内部游戏。后来参加过东大斗争的学生运动家北小路敏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议会政治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最良的外皮”。

这一切都使得当时的大学生形成了大人不可信，战后民主主义是一场骗局的感受。当正规的民主政治手段无法获得效果，那么剩下的选择便是走上街头。在1968年前后，两个重要的国际事件使得日本学生获得了勇气，最终走向这一步。一件是越南战争。南亚的弹丸小国通过艰苦卓绝的负隅顽抗，居然能与世界头号强国打个势均力敌，这激起了学生们反抗强权的信心，也招来越来越多的人反感日本在战争中成为侵略者的作为；第二件事则是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亲中媒体的报道下，红卫兵对知识分子的批斗成为了中国青年人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畏强权反对社会不正之风的壮举，这也成为大学生们以后所效仿的榜样。

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之下，思想家吉本隆明横空出世，成为青年大学生所竞相追捧的对象。吉本是一位木工的儿子，自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出版社供职。与其 “平民”、“草根”知识分子的身份相符，他的思想立场构成了对当时知识文化权威的猛烈批判。他以一篇追究上一代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的文章在政论场中出道，认为这些在军国政权中或是被吓得噤声不语，或是转而为极权主义体制卖命的人们，没有资格成为学生的教育者。“反对权威、怀疑知识”的思想获得这一代叛逆学生的强烈共鸣。

1968年，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全共斗分别以抗议教工不当使用公共基金以及反对实习医生制度为名义，拉开了68学运的大潮。当时的全共斗（由自由学生联合成立的共同斗争联络组织）是由被称为“派系（Sect）”的诸多新左翼政党所控制的，而后者主要力量来源于日本共产党的前成员。在55年，日本共产党通过决议改变政党方针，从前卫革命政党改组为大众议会政党，许多不满于这一转向的党员（主要是青年学生）退党后组织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联盟（BUND）”、“中核派”、“赤军”等新左翼政治团体，他们虽然立场有所差异，但都属于是支持激进革命的小众前卫党派。“Sect”一词原本意指脱离天主教而批评天主教的诸多新教派系，用于这里正是恰如其分。由于这些派别所具有的激进前卫政党性质，以及在校园里对学生自治组织领导权力的争夺，导致各派别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内斗、私刑时有发生，给校园内外的人们留下了负面印象。

在1989年1月东大校长下令导入武警驱赶占领安田讲堂的学生后，东京地区的学生运动陷入了低潮，全共斗运动的中心移向关西地区。赤军等派系的主张愈发极端激进，开始在各地山野中建立秘密基地，并制备武器，训练成员，计划进行武装革命。1972年，由赤军发展而来的联合赤军的干部由于害怕同伴的背叛和怀疑内奸的混入，对所属成员加以严刑拷打，并以极其残忍的方式虐待并杀害了其中的12人，消息一经报道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在被警察追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联合赤军的5位干部躲入并封锁了长野县一个名为浅间山庄的招待所，将其武装封锁，绑架其经营者与武警进行对峙。军队出动大炮等武器与之进行攻防战，经过10天的激烈对抗安全救出人质，联合赤军成员全部被捕。两个事件被合称为“联合赤军事件”，标志着学生运动的最后落幕。这时日本的电视普及率已超过八成，电视台连日直播军队和联合赤军之间的攻防战，收视率高达到了89%，至今仍保持着特别节目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这件丑闻给社会大众对社会运动的认识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印象，是日本左翼运动污名化最终成型的关键性事件。

沉默年代的暗流

自70年代前期新左翼学生运动平息后的三四十年间，可谓日本社会运动的沉默期。这主要是源于“一亿总中流”（全民中产阶级）的日本式工业社会在70年代成型并在80年代达到顶峰，民众沉浸于泡沫经济所带来的浮夸气氛里，极少存在能引起全体大众共鸣的社会议题。与此同时，有闲暇关心国家社会问题，并采取行动的集体也消失了。每日工作加班的成年人自顾不暇，没有时间关心和参与政治活动；随着充分就业时代成为过去，大学生群体也不得不更早开始求职活动，校内学生的抗议活动团体越来越无法招到新成员。这些情况都阻碍了这段时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出现。

然而正如同现代文明孕育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一样，这一段沉默的历史也最终将日本的社会运动引向其当代形态。首先，各种社会弱势群体（minority）声张自身权利的运动在70年代逐渐开始出现。日本第一个女性解放运动发生于1970年，在随后的5年里，受歧视部落民、在日朝鲜/韩国人、冲绳问题等国内少数族裔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性少数者（LGBT）的斗争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展开。对68学运的批判与反思，使得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学生群体也发生了思想转变，觉得与其在空洞遥远的“世界革命”乌托邦理想中打转，不如采取实际行动帮助有困难的人。

在组织形式上，这个时代也逐渐体现出 “新社会运动”的特征：独立的个体的参与者逐渐成为组成运动的主流。60年安保运动主要是在上百个民主团体的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虽然存在一些开放给一般市民自由加入的团体，但这在60多万的总人群中只有百多人。68年的学生有了更多个人自发性成分，然而依旧是主要以宿舍的生活共同体和派别的居住共同体为单位进行的。直到70年代以后，以个体的意愿自由参加的人群才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

2000年以来，日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显著转变，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不景气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原属于“总中流”的相当部分人群发现自己的生活逐渐变得艰难，以致学者三浦展在2005年的著作中以“下流社会”来命名这一状况。工作收入条件也变得愈发恶劣，非正式雇佣比例在从1990年的20%一路飙升至2015年的40%。年轻人对糟糕的就业市场和社会未来不抱有希望，工作意欲低下而大量成为“家里蹲”。下流化的新中间层中逐渐形成一些互助集体，尝试着通过发展青年人自身的活动与社交网络，反对国家不顾贫民死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素人之乱”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在青年文化兴盛的高圆寺地区运营自己的二手用品商店和青年旅馆，以极低廉的价格为年轻人提供娱乐与交流的空间。如今这些群体已成为当前日本社会运动的助推器，成为此后许多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主要策源地。

结论：当代社会运动的层累基础

在今天日本街头高呼着反对口号的愤怒人群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社会运动的许多前所未有的时代特征。为了应对如今国粹右翼与新自由主义右翼的结合，不同立场的反对者们逐渐在奈格里与哈特所谓的“诸众”这一共同身份指引下走到一起共同行动；在核电站阴影的笼罩下，人都意识到“风险社会”中的灾难将不分财富与社会地位地波及到每一个人，这促使他们走出各自阶层的狭隘观念携手走上街头。这些都是当前的参与者主体为应对全新议题和自反性地调整惯例方案的结果。然而，如果脱离整个日本社会运动的发展历史来观察当前的日本社会运动，我们将失去对其历史传承因素的把握：60安保斗争赋予了其民主与和平这个基本议题；68学运固定了街头政治的意义，确定其为钝化失灵的议会制度的必然补充；在70年代之后的新发展中，全新的斗争议题和组织形式得以确立。今天，当SEALDs的学生在国会大楼前奋力发出反对的怒吼时，曾经将那片土地浸润的前人的汗水与热泪，至今仍未曾消散。

（本文基于自3月24日的定海谈“战后日本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发言稿改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