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莎士比亚笔下恺撒的神秘性（二）：布鲁图斯的理由

评论家们说，阅读莎士比亚的《恺撒》，会引起党派纷争。布鲁图斯和恺撒，谁是真正的“罗马的灵魂”？共和罗马的支持者与帝制罗马的支持者，都能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找到足够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但问题是，布鲁图斯在这部剧中代表共和的罗马吗？

不！布鲁图斯并不代表罗马的共和灵魂。

恺撒清楚地知道，根据布鲁图斯的本性，他不可能参加刺杀他恺撒的阴谋。的确，恺撒遇刺时发现布鲁图斯也参与其中，很意外，惊呼：“布鲁图斯，你也在内吗？”但这个意外并不表示恺撒看布鲁图斯看走了眼，而是意味着，布鲁图斯或者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做出与其本性相违背的事情。

布鲁图斯的同党，尤其是鼓动他参加阴谋的凯歇斯，在这一点上会赞同恺撒，否则，他就不会使用伪造信件的方式来欺骗布鲁图斯，诱使他入伙。他反复示意布鲁图斯，说他凯歇斯要帮助布鲁图斯看见另一个自己。共和的布鲁图斯是凯歇斯诱使布鲁图斯承担起的“另一个自己”。实际上，那是另一个“布鲁图斯”，是另一个人，一个违背了恺撒所认识到的布鲁图斯之本性的人。

看起来，布鲁图斯是刺杀恺撒行动的灵魂。用刺杀行动的成员之一开斯加的话讲，“在我们似乎是罪恶的事情，有了他便可以变成光明正大的义举”。不妨说，刺杀行动的发起者以及其他的参与者为刺杀行动提供动机，布鲁图斯则为刺杀提供正当理由。

然而，布鲁图斯在剧中和刺杀行动的关系，只能用魂不守舍来形容。他在决定参与刺杀后表现得毅然决然：不要发誓，只有“为了不正当的理由，恐怕不能见信于人”的人才要不得不用誓言来替自己圆谎，“我们堂堂正正的义举和我们不可压抑的精神”，“做一个真正的罗马人”，这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可是党徒们一走，鲍西亚追问布鲁图斯有什么秘密瞒着她，彻夜不眠的布鲁图斯却仍然“郁郁不乐”，“充满着烦扰”。

整部《恺撒》剧最为怪异的地方之一在于，共和精神凝结成一次刺杀行动——布鲁图斯把这次行动理解为反抗暴政，因而刺杀意味着典型的共和主义行动，即诛杀暴君；但行动的执行者们却没有一个担负着这一精神——凯歇斯们自认为自己有所欠缺、因而需要一个这样的灵魂来领导自己，而那个被推为领导的人物却为刺杀行动而受尽了内心的煎熬。他因为要做一件理智上似乎正当却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而心绪不宁，在温柔的妻子追问详情时，不是露出“凶狠的眼光”，就是“暴躁地”顿足，最后索性“怒气冲冲”地挥手打发鲍西亚。

布鲁图斯始终没有真正地进入刺杀事业。在刺杀行动中，共和的灵魂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体，执行刺杀行动的身体们没有真正属于刺杀的灵魂。

在杀死恺撒之后，市民要求一个解释。布鲁图斯为此发表了一番演说。演说的核心是“做一个罗马人”的含义。他向市民们发出拷问：“你们宁愿让恺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隶而死呢，还是让恺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真正的罗马人是自由人。

这当然是一篇共和演说词。杀死恺撒的理由在于恺撒的存在危及共和、危及罗马的自由。但是，布鲁图斯反复申述，他也爱恺撒。他想用这个附加的说明，表示自己的行为并非出于自私的动机。他“并不是不爱恺撒，可是我更爱罗马”。

但是，假如恺撒被树立为共和罗马的对立面，布鲁图斯究竟出于什么理由，还爱着这位恺撒呢？布鲁图斯怎么可能同时热爱恺撒和罗马，如果前者是对罗马施行奴役的灵魂，而后者就是与奴役对立的自由？

第二幕第一场，在刺杀恺撒的前夜，布鲁图斯有一段有关决心参与刺杀行动的内心独白。在那里，莎翁告诉读者，布鲁图斯真正的理由。朱生豪先生的经典版本是这样译的：

只有叫他死这一个办法；我自己

It must be by his death: and, for my part

对他并没有私怨，

I know no personal cause to spurn at him,

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他将要戴上王冠；

But for the general. He would be crown’d:—

那会不会改变他的性格是一个问题；

How that might change his nature, there’s the question:

蝮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

It is the bright day that brings forth the adder;

所以步行的人必须刻刻提防。让他戴上王冠？

And that craves wary walking. Crown him? —

不！那等于我们把一个毒刺给了他，

And then, I grant, we put a sting in him,

使他可以随意加害于人。……

That at his will he may do danger with.

这段独白的其余部分对比了布鲁图斯迄今为止所认识到的恺撒个人和他所理解的一般人性。就恺撒这个人，他说，“讲到恺撒这个人，说一句公平话，我还不曾知道他什么时候曾经信任他的感情的支配甚于他的理智”；而就一般的人性，他指出，卑贱的地位促使人看着卑贱而往上爬，但爬到顶峰之后他就“不再回顾那梯子”，“瞧不起从前所恃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段”。换言之，人们在登临权力的顶峰之后，往往会变坏。

就恺撒个人来说，布鲁图斯不能判定获得更大的权力（“戴上王冠”）之后，他是否真的会变坏；但就人性的一般规律来说，更大的权力会让人变化。因此，布鲁图斯根据人性的通则而非根据恺撒这个个案，得出了结论：反对恺撒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是“他在现在的地位之上，要是再扩大了他的权力，一定会引起这样那样的后患”。“这样那样的后患”在上述引文中被说成是“随意加害于人”。

我这里把译文对应的原文也引在这里。因为根据这段独白所展示的推理，我们有理由质疑译文的正确性。布鲁图斯对恺撒个人确实没有私怨，但他在这里说的“I know no personal cause to spurn at him, But for the general.”跟私怨没有关系。他说的是，他在恺撒这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没有看出他会变坏的因由（这是我所理解的“personal cause”的意思），但是出于一般的、通常的或普遍的“规律”（for the general），他有理由“弃绝”恺撒。

有评论家指出，布鲁图斯的这段推理没有说服力。怎么可能对一个人只是可能犯下、但尚未犯下的罪责而惩罚这个人呢？如果戴上王冠就必定会改变人的性格，那么布鲁图斯不是成了一个决定论者了吗？自由何在呢？如此等等。

这样的评论没有抓住戏剧的要害。内心独白展示人物的真实性格。相比于推理的逻辑性，性格更多地体现在推理的风格之中。只要我们把这段独白同他在市民面前的那篇演讲做一个对比，我们就能理解，从共和罗马的自由出发，杀死恺撒的行动拥有充分的理由。

在演说中，布鲁图斯丝毫没有提到恺撒称帝之后可能有带来的“风险”，而是诉诸于恺撒的存在使自由的罗马人变成了化外之人、变成奴隶这一事实状态。这个恺撒在戴上王冠之前已经是“最伟大的恺撒”，包括恺撒自己也都举止像个君王了，更不用提戏剧一开场那两场在“背景”中对政敌的杀戮。王冠只是把事实变成法权的最后一道手续。

可是在布鲁图斯的内心独白中，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他对共和、对自由、对他在广场上所说的更爱的那个罗马，只字未提。他在那里思考的是个人和一般的人，是性格和人性。没有政治，没有公法，没有罗马。

布鲁图斯在内心独白中的推理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打算作为自己行动依据的是一般规律，这使他超脱了个人爱恨；第二，这个一般规律服务的目的是要防止“加害他人”。这是一种克服个人动机而服从普遍法则的性格，也是一种善待邻人、防止伤害的品性。这样的布鲁图斯当然也是“高贵的”，但显然不是共和美德意义上的那种“高贵”。

促使布鲁图斯与诛杀暴君的共和美德发生关联的，是他身上仍然强烈的对于名誉的欲望，是那些真真假假呼吁他起来领导拯救罗马事业的信件。他从自身的道德原则那里，并没有获得行动的动机和动力。因为他的道德原则是非政治的。这也使他对名誉的欲望成了空洞、没有内容的欲望。名誉或荣誉作为异教政治的原则，在布鲁图斯身上仅仅是残留的外观。政治的内容已经瓦解。

当布鲁图斯在剧中以一种在美德方面众望所归的形象出现时，莎翁仿佛在暗示，在罗马，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丧失了对于罗马的理解。爱着恺撒同时也被恺撒所爱的布鲁图斯，其实不过是恺撒统治的产物。他的美德是与僭主统治能够兼容的那种新型的、非政治的美德。共和的孤魂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借助僭政所能产出的最好的人格类型，实施了一次弑父一般的报复行动。

刺杀恺撒：一次没有主体的行动。“布鲁图斯”在历史上第二次出现的时候，竟然是这样一出玄幻剧。

所以，不要哀叹莎士比亚的布鲁图斯。共和在这位布鲁图斯之前已经死去。不是布鲁图斯的失败代表了共和的失败，而是试图践行共和政治的布鲁图斯本人代表了共和的消逝。那个驱逐王政时期最后一位王的布鲁图斯，和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是两个不相类属的布鲁图斯，无法合二为一：前者代表共和肇始，后者代表共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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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