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里的男女情事：情欲还是乱伦？原始还是现代？

唐诺在新著《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中，试图走入子产、赵武、申公巫臣乃至孔子、左丘明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头脑在其时其地究竟看到、想到了什么，他们某一言行究竟有着何种深远的积淀与思考，从而认出藏在历史缝隙里最好的人最好的事，试图让春秋时代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深邃、立体可感的世界。

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该书《<左传>中情欲乱伦之事》章节。

《左传》书里有一堆男女情欲之事，比例高到让人不免惊讶，阅读时，我们感觉这很古老原始呢，还是竟然非常现代？

情欲，与人的身体同在所以同样古远而且恒定，后代史书里面当然也都有，但仍稍微不同《左传》的男女情欲故事并不躲入那种窥探式的所谓后宫秘史里，成为历史记述的另一种篇章、一个下班后的夜晚世界。它们就如明晃晃的亮在台面上进行，往往直接就是一场国际战争的爆发点，一次大型政变的缘由，一个国家、一个君王、一个大政治家族以及一大堆相关不相关的人之所以破毁死亡的真正原因及其开始；也就是说，它不仅比例高，还分量十足，得正式被记录、被说出来。

其中，大致上又以齐国君主因此不当死亡的最多，这是因为齐国靠得近、因之影响鲁国较大被记述，还是因为这个顺应当地原来风俗而治的边陲大国保有着较为古老的生命样式？

《左传》里，最完整最刺激的男女情欲故事应该是夏姬，夏姬显然是个绝美的女子，美到所谓的不祥，太多人想得到她，时间长达几十年。《左传》不文学式地说她倾国倾城，而是计算得更具体更实际，详细列举这纸清单的是晋国叔向的母亲，为的是阻止叔向娶夏姬的女儿总计是，夏姬一共折损了三个丈夫（陈御叔、尹襄老和申公巫臣，其实这部分皆是自然死亡的，和夏姬无关，其中尹襄老不那么自然地战死于之役）、一个国君（陈灵公）、一个儿子（夏征舒），还灭掉一个国家（陈国）连带流亡了两名国卿（孔宁、仪行父）等等。叔向母亲其实还可以再扳手指头继续算下去：日后，强权楚国因此战祸年年疲于奔命，一度还弃守郢都，死去的国君被挖出来鞭尸，这是春秋两百年里惟一如此狼狈的一次；还有，申公巫臣为了要夏姬，整个留在楚国的大家族几乎灭门。

不说倾国与倾城，但实际上发生的就是倾国倾城，整个世界骨牌般一路倾过去，由陈到楚。

因此，只从单一而且只会很单调的情欲角度来读夏姬故事未免可惜了，势必会错过太多东西，不只夏姬本人，还有申公巫臣，他是整部《左传》最有趣最特别的人之一。情欲和人的身体紧紧相连，很容易把人的复杂、特殊行为和思维还原成只是某种生物本能，而且大家都一样，古往今来全都一样，人消失了，只剩一具毫无特色的身体，乃至于更不思不想的腺体。这种看事情看世界的方式基本上是虚无的，或者更糟，是偷懒的。

这里，我们还是先来看个小一号的、简易版的故事，比较滑稽、比较平实，不像夏姬故事那么巨大，大事件把人的存在给盖掉，也不像夏姬故事那样情节塞得满满的，《左传》只点状地记载这个故事，留有大片不连续的空白，给了我们较多思索和想象的空间，所以更像是个素材书写者，以及老练的读者，也许比较喜欢这样，如张爱玲说她喜欢素材感觉较强的《金瓶梅》，胜过精致成品的《红楼梦》。

事情大致发生于鲁文公七年时，那几年，是各国君主瘟疫般接连死亡的时日，其中最大只的是周天子周襄王；风波较大的则是盟主晋襄公，引发了继位问题，但因赵盾执政镇压得住，局面还算平稳；比较不被注意（《春秋》经文没记）但后世讨论最多的是，著名的秦穆公之死，这个丧事殉葬了秦国三个活的优秀人物奄息、仲行、针虎（是被迫殉死还是遵行一个古老的决定？），留下一首很悲伤的思念之歌（《黄鸟》）、一个很糟糕到有点不公平的谥号（谬公，秦穆公的真正谥号）、一个据说至此暂时无力再东征争雄天下、宛如又沉睡下去百年的秦国。

也就是说，那几年在国与国路途上奔走的，不是披甲的战士，而是急急赶路参加丧礼的人们，画面上比较像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出他自认最好短篇小说《星期二晌午》的那样。这个情欲故事的主人翁是鲁国的公孙敖（穆伯），这一年冬天，他奉命去更小的莒国谈结盟之事，也顺便帮他从父昆弟的襄仲娶亲，但这个刚死了正室妻子的家伙，登城看见莒国已氏这名女子惊为天人，就直接自己留下了。被抢了妻子的襄仲当然愤怒，奏请鲁文公要出兵杀人，文公也同意了，但被叔仲惠伯劝了下来，于是惠伯出面当和事佬，说好襄仲放弃这门亲事，公孙敖也送返莒女当这事没发生过，兄弟还是兄弟，结束。

这种为人娶亲却留下自用的故事，《左传》里几乎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并不特别奇怪，事实上更多是发生在父子之间，远处看是妻子，一靠近却变成某种母亲，这已不是生气或沮丧的问题而已，而是，这大家要如何调整关系？要如何每天面对面好好相处下去？

本来已经没事了对不对？但鲁文公八年，一样是冬天，公孙敖带了一堆人和礼物出门，这是一次庄重的任务，代表鲁国去参加周天子的丧礼，但这个有点荒唐的家伙居然半路卷款跑掉了，带走吊丧的所有公家值钱东西，跑去哪里呢？当然就是莒国，找刚好一整年不见（365天×三秋？）的已氏，并从此在异国定居下来《左传》没交代年纪，但这个公孙敖显然不年轻了，应该是生命阅历丰富的中年人甚至初老，他抛下国、家族和相当的地位身份，尤其选在这样一个让自己百口莫辩、难以回头的时机。他和已氏又一起生活了整整六年，只比《奥德赛》里尤利西斯和女神卡吕普索短一年，最后，他也想搬家回鲁国，不知道是思念或是为他和已氏的两个小儿子前途打算，只是这事鬼使神差地没成功。鲁文公十四年九月，公孙敖死于齐地，应该是已经动身了，但没有天神的介入援手，没完成最后那一段航程，当然也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在故国那棵橄榄树下。

《奥德赛》是个远较详细讲述的故事，它用了整整一本书，体例上也比较接近文学（如果是《春秋》式的历史记载，大概只是“×年×月尤利西斯至自特洛伊”），而且还是以尤利西斯的自述方式来说，我们于是还有处处线索（语言、语调以及各种细碎游离的心思和临事反应等等）去进一步猜想尤利西斯更深藏的想法，以及他没讲出来的部分；公孙敖则没留下任何一句他讲的话，我们想多知道什么，只能全然地、近乎徒劳地想象。

昆德拉于是据此断言，尤利西斯和卡吕普索那七年是愉悦的相处时光（我们当然也能表示反对）；换句话说，那并不是落难孤寂旅人的一种慰藉、一种情欲满足而已（但可以不必排除由此开始），而是尤利西斯自己也说的“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他最终离开这个小岛和卡吕普索毋宁是听从一个更大的、他以为无可抗拒的命运，带着沉重的割舍之心和时时流露出来的不情愿甚至后悔（尤其航行又有危险困难时）。当然，这绝不意味他对珀涅罗珀的情感和思念消退了，用“沉入”、缓缓沉入到生命深处记忆深处这样的解释会比较好；而且珀涅罗珀那一头，天平上还得再加上故土、故人、已经不晓得长多大的儿子忒勒玛科斯，还有自己的由来、自己更厚实的原初生命记忆，事实上，有意思的也正在于此不是吗？尤利西斯的抉择因此变得困难变得必然深刻而且犹豫不定，就连空间距离也无可避免地成为考虑因素，有点“情感重量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意味，这尽管有些令人沮丧但我们却也都知道这更接近人生事实。

但公孙敖呢？依《左传》，整件事的确开始于一张美丽的脸出现，第一次在莒国，我们可以同意这也许出于冲动，或说单纯情欲力量的驱使，但时间是接下来最为有趣的东西，永远是这样，我们得想办法填满它才行送还莒女后悔不已或者处心积虑的那一整年呢？还有夙愿终于得偿、却也必然发觉自己支付的代价、自己人生怎么搞成这样的那六年呢？公孙敖怎么想，是开心是后悔还是两者都有并随着天雨天晴交叠反复？基本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想多知道什么，就得使用自己，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情感，自己的身体，试着用自己去替换公孙敖。但有一点我们几乎可以确信：纯粹的情欲是很短促的，至少是间歇的，它绝对装填不满那一整年以及那六年，长日漫漫，至少它必须也必然降温转变成其他东西、某种可以跟每天生活和解相处的东西才行。如果我们始终只用情欲的单一角度去想，那我们就得把绝大部分时间想成是情欲和情欲之间的等候难熬时光，人僵在那里，这不会是真的，至少人脱离了青春期之后就不会是真的。

历史和文学，其书写者大致都可以想成是格林和哈米特所说的“留下来收尸体的人”，但回想的东西还是有点不同我们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说，历史书写还是得有事发生，人必须留在大舞台上、在公共世界里，基本上，它注目的是人和大世界联系、周旋的这部分或说这个面向。这个根本关怀，再加上它日趋审慎、有足够证据才可以说话的书写规范，使它不容易持续追踪曲终人散之后的个人，这一不小心就让历史书写显得“势利”，当然原来的意思并非如此，书写者本人的品格心性也不见得如此（只除了人的每天工作会让某些东西不知不觉内化）。日后，历史书写往下方、也往细微处进展，但仍然，历史书写有它无可逾越的、非得停下来不可的界线，事实上，这个进展反而让我们有机会看清楚历史书写这个工作（而非书写者）的某种真相、某种“本质”。这么说，它的自我规范，以及因之形成的书写体例和文字使用方式，让这个书写成为一个相对巨大的东西，它实际上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单一、细小且没足够分量事情发生的个人，尤其不宜也无法进入到人身人心里更加细微幽深的角落；它得退回来，收集或说收拢更多细如碎片细如粉末的个人，让他们合成为（或说从中抽取出来）一个够大的总体现象，如某一地的经济活动，或某一阶段时间里人的宗教崇拜方式，重新建立起他们和大世界的必要联系，这样才能继续工作。

但那些微光闪闪却苦于证据不足的诱人东西怎么办？那些比方说“娜拉（公孙敖、申公巫臣）出走了怎么办”的确实必要追问？曾经（其实也没多久前的曾经），这并不特别困扰我们，我们可以先搁置它们，因为还有大片空白之地、一堆大问题大题目亟待研究书写，而且，我们可以信任未来，未来人们应该会有更好的配备，也能持续找到更多可靠的证据来处理它们。但现在，我们大致可分辨出来了，太多而且愈积愈多的问题并没有假以时日的这种未来余裕，它们注定就只能在不会有决定性证据，或说这种严谨意义的所谓证据的暧昧不明状态下被思索被追问。这只是某种特定工作方式的尽头，但不应该就是人思维的尽头，否则接下来人能做的就不多了，而且有点荒谬，我们明明摆着一大堆真的疑问，却同时几乎无事可想，常常为找一个书写题目研究题目想破头。

最近，一位读历史的聪明绝顶年轻朋友带着好心提醒意味跟我说，她相信器物，不那么信任文字确实，我也比较相信实物，一块玉，一具古琴，一件衣服，从材料、工匠技艺、生产活动到生活实况，可以告诉我们太多事情，而且多是明白无误不留疑问阴影的答案，让人舒服而且放心；只是，我不得不以某种提心吊胆的方式相信文字，因为太多地方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器物、有可以凭依的具体东西，只有文字铺成的断续危险之路（卡尔维诺称之为悬空吊桥），就像公孙敖这一年和这六年，我们看不到他的任何生活用品，我们也不能寄望比方他和莒女居住的屋子未来会出土。话说回来，能够确知大唐李白当时喝的什么酒是很过瘾的事，也许还可以是一篇好作品或者升等成功的学术论文，但那并不是真正困扰我的疑问。

历史书写的工作成果，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常把它看成某种素材，其他领域的工作者，尤其是文学工作者，如托尔斯泰取用它们写他的《战争与和平》，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或就是格林架在伦敦大轰炸之上所写的《恋情的终结》素材的意思正是，某些工作由此才开始。

我们稍稍看下去想下去，很容易发现乱伦真的是个太过笼统，也带来不必要误解的词；也很容易发现，它并不可怕罪恶，而且很快就变得毫不可怕毫不罪恶，如果我们不对它做最严厉、如置放于显微镜底下的意义界定，那它不知不觉地每天都在进行，我说的是我们活着的当下这么说，当我们带着生物性、基因性的坚实理由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姊妹，我们都有共同的来历（科学的说法是东非）、共同的母亲（基因研究，我们已能开始描述这位夏娃母亲），像约翰列侬歌里劝告我们的，那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育繁衍之事就只能持续在兄弟姊妹之间进行。你怎么可能只说这一面、不要另外那一面呢？

无需也无法否认，情欲仍是一种强大的生物本能驱力如我们在《左传》处处看到的；但如果我们想了解、想解释的不是之前那亘古几百万年，而是这几千年、是人类独特的历史真相，尤其是人何以挥开纯生物性的演化单独前行（会通向哪里？会比较美好或一连串灾难？……），便不能不试着把眼光从情欲移开来，否则我们绕一圈又回到之前那几百万年，除了认定这一切、这一场只是生物传种繁衍的手段及伪装，我们什么也不会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