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今年，天坛奖有这么一部片子值得期待……

作为一个有A类理想的B类电影节，北京电影节一向有着向A类靠近的志气，但竞赛单元总这么每一年地认真发散着B（CDEF）类的气场。这个像海女小秋一般“既土又阴暗，上进心、协调性、存在感、个性、光彩什么的都没有”的单元，每年都是大规模尴尬的鸡肋之地。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北京电影节有。无论是哪个电影节，每年的媒体酒会都会成为专注于新片的影评人、选片人和电影记者集体吐槽发泄尴尬症的新一代怨气名所。但是对于电影节来说，竞赛单元确实是一个“不骂得做，挨着骂更要做”的危急存亡之地。

在戛纳、柏林、威尼斯每年挑名卡司、名导演和亲儿子/女儿/大姑子/大舅子到手软的另外一个极端，有钱没名但又有政绩压力的电影节永远挣扎在合格的边缘线上，一旦走了大规模以展映《教父》、《星球大战》、《2001太空漫游》这类精彩到毫无悬念的片子招徕客人的路子，也许就会慢慢因为成为热闹而缺乏专业性的鸡肋，逐渐失去业内的关注度。对于一个专业的电影节来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所以好的竞赛单元，永远是电影节永葆青春的仙丹。在北京电影节的第六个年头，除了为今年展映单元的丰富度叫好的同时，我们也许应该开始关注竞赛单元了。

虽然说北京电影节还不具有要求所有参赛影片皆为全球首发的能力，但到第六届为止，最终入围首奖天坛奖的十五部影片都还是大致控制在制作于2015-2016年的“新片”，新片率100%，完美合格。

但无论怎么说，天坛奖的阵容还是有那么一点诡异的。虽然新片率100%，但放眼阵容来看，入围影片中不可饶恕地出现了已经拿奖拿遍了全世界的《喝彩》，还有拿到了威尼斯“作者之日”（Giornate Degliautori Venice days）的影片《克莱兹梅尔》（KLEZMER），此时北影节似乎已经有了“就算被发了奖，获奖者好像也懒得来领奖”的危险，另一方面，本土片虽然都是新片，但首发率完全为零，一号选手是“名声在外”的申奥片《滚蛋吧！肿瘤君》，二号选手好歹与艺术沾了点边，但是人家也已经是下线已有半年的《师父》……

艺术质量颇为一般的院线片坐镇国产梯队也让人开始担忧今年国产片的整体态势。去年在各个国产电影节上都出现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国产作品，但是今年的春天都已接近尾声，农人们还没有听到发芽的声音，所以在处女作展映单元中，《呼吸正常》就让人格外期待。不过这样的影片居然在竞赛单元之外，多少暗示着天坛奖里的国产梯队只是个陪跑的拉拉队。

北京电影节对全球首映十分松懈的劣势其实也有那么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味道，这样的举措，加上中国全世界闻名的市场热度，倒成了欧洲冷门佳片的不二之选，去年在天坛奖上包揽最佳摄影、最佳编剧和最佳女配的捷克影片《孩子》（Deti）、最佳影片《暮年困境》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今年，一部来自丹麦的竞赛片以它充满了历史纪录片和科幻场面的预告片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部以“政治惊悚片”为标签的丹麦电影居然进入了天坛奖提名名单，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新鲜事。

《理想主义者》讲述的故事和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讲述的是一个记者在追踪因清理核污染积雪而患上癌症的工人群体的生存状况时，无意发掘出丹麦在冷战期间违背其拒绝核武器原则、非法储备核武器的历史事实。历史的迷雾被层层剥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显出原形。

很难想象《理想主义者》是一位女导演的作品，其影片逻辑之缜密、视角之独立、推进之冷静都完全跳出了所谓“女导演”的狭隘立场。

与《聚焦》如出一辙的是，《理想主义者》也采取了相对来说线性而单调的time-line叙事，但是《聚焦》为了避免叙事的单调，取消了单一的主人公，将核心人物拓展为四位，将整体的查案过程分解成碎片，像摊大饼一样增加了影片的篇幅，也加快了节奏和冲突。

但是《理想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始至终，记者保罗都是一个人在故纸堆中翻找着被抹去的历史证据。这么一个人固执而孤独地与看不见的势力隔空对抗着，挖掘着，不断挖掘着，呈现出鸡血派《新闻编辑室》完全无法达到的宁静与坚韧质感。导演能够把这么枯燥的过程拍得津津有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理想主义者》的摄影带着极高的凝视关怀，唯有细品这镜头语言才能体悟到《理想主义者》中淡淡的女性气场。唯美却不失锋利的摄影风格很好地平衡了剧本的强悍逻辑和类型气质。

而故事的结尾保罗为丹麦政府只给这批每日遭受病痛8500美元赔偿的工人待遇大发雷霆的时候，工人代表抛出一句“我们需要的不是钱，只是这些真相为世人所知”时，导演的观点呼之欲出——“人性与民主的窘境就是我们都容易撒谎，但这是完全不能为人容忍的。”

导演在自述中写道：“人性与民主都极容易陷入困境，但是在一个社区中，一个国家中，我们就算选择了民主和人性，我们仍然不能够任凭自己用撒谎来毁掉主体本身。”

影片中穿插的历史纪录片皆为二战后与冷战时的真实史料，而记者保罗最后因工人的妥协而入狱的情况也完全属实，《理想主义者》的沉重皆在于此。结果称不上成功，但它的存在暗示着我们期待的媒体监督作用，终会在社会体制成熟安全的情况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