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尧︱1666年的那场伦敦大火

《伦敦传》，[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1666年对英国而言真是十分不幸的一年：与荷兰、法国的战争仍在继续，1664年年末爆发的瘟疫仍在肆虐，9月初在伦敦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火。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在创作于1666年的长诗《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的序言里写道：……一场代价昂贵却又必要的战争、一场吞噬一切的瘟疫、一场更具破坏力的大火。另一位同时代的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在《给画家的第三条忠告》里也质问道：战争、大火和瘟疫都合起伙来对付我们；我们挑起战争，上帝降下瘟疫，谁引发了大火？关于战争、瘟疫和伦敦大火的文献和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最近还有一位英国作家、历史学家瑞贝克·里迪尔写有专书《1666：瘟疫、战争和伦敦大火》（韩丽枫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版）；英国传记作家、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也多有涉及。《伦敦传》的第二十一章“把城市涂成红色”以大量的数据和文字记载，叙述了伦敦这座城市“似乎总在邀请火灾与毁灭”（183页）的事实，从公元69年开始直到1993年（这一年伦敦发生了近两百二十五起火灾），伦敦遭受了难以数计的大小火灾，“火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大特征，甚至被称为‘火国王’”（185页）。阿克罗伊德也写到，大火之后“到处可见人们的恢复精神劲，思考着修理老城，重建新城”（189页）。伦敦一次次地遭受火灾，又一次次地劫后重生。作为文学评论家，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文学史上涉及伦敦火灾的文学叙述极为熟悉，因此对关于火灾的文字描述信手拈来，巧妙地穿插在自己的行文之中。所以，《伦敦传》一书对我这样一个以学习和教授英国文学为职业的人来说，感觉尤为亲切。本文结合我所感兴趣的英国十七世纪的两部著名《日记》：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和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记，加上阿克罗伊德这部传记，来谈谈1666年伦敦发生的那场大火。

塞缪尔·佩皮斯

约翰·伊夫林

1666年9月2日凌晨三点钟，女仆简叫醒了佩皮斯夫妇，告以城里起火的消息。佩皮斯披上睡袍来到女仆房间的窗前，以为火灾发生地离自家还远得很，于是又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其实，这场大火一个小时前就在布丁巷（Pudding Lane）国王的面包师托马斯·法利纳家的房子里开始了。但是后来审讯时，法利纳坚称上床睡觉前，他“查看了每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火苗，除了一个壁炉，并且那个房间铺了地砖，并且他勤快地耙了灰烬”（《伦敦传》186页）。总之，不管怎样火就这样烧起来了。法利纳和儿子、女儿通过窗户爬上屋顶得以逃生，女仆因为害怕没能跟上他们，最后命丧火海。虽然大火的真正起因从来没有找到，但阿克罗伊德的推测不无道理：那年8月天气异常，炎热干燥，大街小巷的房子都为木结构；火势起来后，强劲的东南风使得火势越来越猛烈。布丁巷的火迅速蔓延到了鱼街（Fish Street）和伦敦桥，随后沿着泰晤士河街一直渗透进了老天鹅胡同（Old Swan Lane）、圣劳伦斯胡同和兜街。佩皮斯说，他“走向泰晤士河畔，搞到了一只船，穿过伦敦桥下，看到了熊熊大火”。大火向“老天鹅剧院”方向烧去，越烧越远，很快波及“钢铁厂”（Steel Yard）。佩皮斯注意到有些市民带着从火里抢出来的财物，逃到泰晤士河上的小船、驳船和划艇上。佩皮斯还观察到“鸽子不肯离去，环绕着窗子阳台飞翔不忍离去，有些鸽子的翅膀被烧，鸽子坠落而死”。佩皮斯在大街上盘桓了一个小时左右，只见大火已经失控，到处肆虐，却不见有人来救火，人们只知道搬运财物，却无暇顾及火势蔓延，直烧到钢铁厂。火势在风力的推动下越来越盛，甚至连附近的教堂也着了火，最后倒塌了下来。佩皮斯匆忙赶到了皇宫，国王查理二世召见了他，他把亲眼所见的火势情况报告了国王和约克公爵。佩皮斯认为除非国王命令拆除房屋，不然无法阻止凶猛的火势。国王和公爵面露忧戚之色，国王命令佩皮斯立即去找伦敦市市长托马斯·布鲁德沃斯，请市长下达命令，凡火势所趋，一切房屋尽行拆除，不必有丝毫惋惜。但市长大人心里清楚，非法拆毁房屋，人们会向他索要经济赔偿。约克公爵也让佩皮斯转告市长，如需更多兵力，他的士兵立即可以驰援。佩皮斯后来在坎宁街（Canning Street）遇到了市长，市长当时已经精疲力竭，脖子上围着一块手绢。佩皮斯在日记中颇为生动地记录了市长当时的情形：“听到国王的命令，他大叫起来，像是一个马上要昏厥过去的女人（he cried like a fainting woman）：‘主啊，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精疲力竭了：谁都不听我的话。我已经拆毁了一些房子，但是火势来得太快，我们来不及拆。’”市长认为：“他不需要更多的部队，他本人必须去休息一下，他已经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于是他向我告辞，我走回家去，一路上看见人们几乎像发了疯一般，而对于救火却表现得毫无办法。”这位伦敦市长后来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举国上下的一致指责，说他玩忽职守。

佩皮斯大约是在中午十二时左右回到了家。家里高朋满座，因为在当天（9月2日）日记开头他说到家里的几个女仆昨夜工作到很晚，要准备今天的宴席，他今天要宴请一些贵客。尽管大家因为火灾而大感惶恐，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享受了一顿颇为丰盛的晚餐。饭毕，佩皮斯与客人一道来到大街上，只见“街上全是人、马与载物的车，随时互相冲撞，并且人们从一处火烧的房子抢运物资到另一处去”。其中他的一个朋友斯托克斯接受他人寄存物资，可是他自己的家第二天也被大火烧毁了。佩皮斯送走了客人，继续观看火势，发现火势蔓延更广，没有被遏制的迹象：“一片凶恶可怖的火海，迥非寻常火焰可比”；“大火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拱门（one entire arch of fire），从桥的一边到桥的另一边，罩在山陵上像一弓形（in a bow up the hill），长达一英里以上”；“教堂、房屋，一切都在燃烧中；火焰发出可怖的声音，房屋倒塌时轰然作响”。佩皮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家，家人都在谈论这场大火，忧郁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家住鱼街的朋友（Tom Hater），家被烧毁了，带着抢救出来的物资来投靠他，他热情地接纳了朋友，安排他休息。但是火势蔓延的消息不断传来，佩皮斯自己家也不得不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离。

那一夜，大火从切普赛德（Cheapside）街蔓延到泰晤士河，沿着康希尔山、伦敦塔街、芬尔奇街、慈恩堂街一直烧到贝纳德堡。英国文坛上另一位与佩皮斯齐名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这一夜也在伦敦大街上走动，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他在日记里写道：“峻急的火焰声响、毕剥声、霹雳响，女人小孩的尖叫，人们匆忙奔逃，塔楼、房屋、教堂纷纷坠落，好似一场可怕的暴雨，周围的空气如此灼热，到处遍布火焰，最后根本无法近身前行。”

9月3日的佩皮斯日记没有大火火势蔓延的记载，所记都是自己和朋友家找车子搬运东西的琐事。其中还写到了自己女佣不辞而别，佩皮斯夫人大光其火，愤而解聘女佣一事。但事实上，这一天的火势依然凶猛，大火从拉德门一直延伸，烧毁了老贝利、新门和比灵斯门，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被销溶，铅水流淌到大街上。这一天的伊夫林日记倒是对晚上的火势有较为详尽的记载：数道火势交汇，一道从康希尔山下来，另一道从针线街而来，两道火相遇，转而汇入另外两道分别来自沃尔布鲁克和巴克勒斯伯里的火舌。这四道火舌交汇，在切普赛德街角蹿成一股大火焰，掀起如此耀眼的光芒，如此猖炽的热浪，再加上如此众多的房屋一齐倒塌，掀起如此的喧腾咆哮，场面蔚为壮观。

9月4日，佩皮斯家仍在搬运剩余物品，至午后始运毕全部家什。这一天的火势依然凶猛，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只见天空烧得通红，景况可怖，心里颇为不安；确是非常可怕，好像整个天着了火，要烧到我们头上来。”当天晚上，佩皮斯摸黑来到大街上，这时伦敦市政府在国王查理二世的命令下，用火药炸毁火势走向途中的房屋，从而遏制火势的蔓延。“对这一举动，人们起初大为震惊，炸毁之后，大火被遏制住了，所有房屋都在原址坍塌下来，其中纵有小火燃烧也易扑灭。”圣保罗大教堂被毁，屋顶全部倒塌，整条切普赛德街也遭波及。

9月5日凌晨二时许，佩皮斯在睡梦中被妻子叫醒，告以火警，大火已延烧至他们家所在街上的巴京教堂（Barking Church）。佩皮斯带着妻子和一众女仆乘船逃到乌尔威奇（Woolwich），他写道：“哎呀，在月光下看全城燃烧，在乌尔威奇尤其看得清楚，好像就在火边，那是何等悲惨的景象。”佩皮斯将妻子和女仆安排住在朋友谢尔顿家，自己只身一人回到家里，以为自家房屋必已焚毁，发现却是没有，情形比他料想的要好。大火只烧了巴京教堂的钟面及廊檐一部分，旋即被扑灭。佩皮斯走到巴京教堂的塔尖，目睹了前所未见的惨状：到处是大火，油窑、石灰等都在燃烧着。他和几个朋友一道步行到市区，发现多条街道都成了灰烬。摩尔广场（Moore Fields）上人山人海，都是携带物资的灾民。从摩尔广场回家，穿过切普赛德街和新门市场，举目望去均是废墟一片。约翰·伊夫林这天也来到街上，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惨状：“走过曾经是弗利特街、拉德门山的地方，路过圣保罗教堂、切普赛德街、交易所街、主教门、市府参事门，所有这些都成了废墟。”他发现自己“爬上仍在冒烟的废墟堆，不时地弄错所在的地方”。伊夫林写道：“没有任何人可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某座教堂或大楼废墟旁边，偶或有塔楼或尖顶依然让人惊异地矗立着。”

从佩皮斯日记看，伦敦这场大火烧了整整五天，到了9月7日这天，火势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大火在费特巷（Fetter Lane）彻底熄灭。9月7日的日记里记载国王查理二世已经着手处理善后之事了，“他（国王）希望我们勿因此次大火而在公众场合显出慌张，这是人人恐惧的事，因有流言说法国插手其间”。这一流言在前几天的日记里也有提及，当时的法国和荷兰是英国的敌国，1665年至1667年间，查理二世曾对荷兰宣战。国王下达了命令，开放市场交易，市内一些场所照常营业，教堂向灾民开放，等等。

这场大火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据《伦敦传》：六分之五的城市被大火吞噬，烧毁的方圆面积约一英里半见长，半英里见宽。城里二十六个选区当中，十五个被烧毁殆尽，总共烧毁四百六十条街道，一万三千两百座房屋被夷为平地。八十九座教堂消失，七座城门中有四座化为灰烬。不过，据官方报告，人员伤亡不大，仅有六人在火灾中丧生，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大火之后，英国的道学家们将伦敦遭受的火灾和瘟疫双重灾难解释为上帝因伦敦犯下的众多罪孽而激怒，借此以惩罚伦敦。当然，也有人质疑把灾难归咎于天数或神谴的言论。这场大火的直接结果有两个：一是大火彻底切断了自1665年以来在伦敦肆虐的瘟疫，瘟疫主要由鼠疫引起，大火烧死了数量庞大的老鼠，连地窖中的老鼠也难以幸免。二是重建伦敦的迫切需求拉动了内需，从而振兴了英国经济。大火余烬尚热，建筑师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就设计了一个新伦敦，该设计原本将伦敦交易所定为城市中心，华丽的林荫道从中心呈辐射状通往周边地区。国王查理二世很喜欢这个设计，但却发现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因为那些地产权的价格高不可攀。虽说雷恩计划没有得以实施，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原来以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即作为精神性的城市，已经开始转变为商业性的城市，在东印度公司大厦周围，矗立起了英格兰银行、皇家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商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一个新的商业化城市即将崛起了。（《文学中的城市》，[美]理查德·利罕著，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32页）

还有一个结果就是，“这场大火的最大功劳在于促进科学进步”（《伦敦传》189页）。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在大火之后开始寻找发生火灾和瘟疫这两场灾难的“科学”或“客观”原因，以“理性”之名改变伦敦人的意识，从而在未来的时代避免遭遇此等火灾和瘟疫。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记述了伦敦市民在瘟疫期间表现出来的对上帝的过度虔诚和迷信，经过这场大火，伦敦市民破除了迷信，确立了科学精神。

大火之后的伦敦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诚如阿克罗伊德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所说：伦敦是个幸存者，它被大火烧过无数次，1666年的伦敦大火，二战中德国对伦敦的大轰炸，但每次都能在火中重生，而且更坚强。伦敦是从火里铸造的，所以，它有一种勇猛且不顾一切的精神。它古老的街道、小巷、弄堂，在大火中一次次化为灰烬，但是又一次次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