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再见“菲利普斯曲线”

对个体而言，我们之所以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是因为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例如，物价水平影响我们的购买力（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物价下跌，购买力上升）；就业水平影响我们的收入预期（就业形势好，收入预期就乐观；就业形势差，收入预期就悲观）。

通常，在考虑实际购买力和收入预期等因素之后，我们会对自身的消费、投资和储蓄等做出调整，而这些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反过来又会作用于宏观经济。

微观个体千差万别，行为模式各自不同，却又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这反映到宏观经济运行中，便是各类经济指标之间错综复杂、相生相克的各类关系——这些关系通过正负反馈机制作用于宏观经济，使得经济运行呈现出当前的样子。

因此，无论对微观个体、还是宏观层而言，厘清各个经济指标间的逻辑关系都很重要，否则我们将难以对经济趋势做出相对理性判断，更谈不上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了。

还举上面那个例子。物价和就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最著名的讨论当属“菲利浦斯曲线”——即“失业与通胀之间存在替代取舍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失业率下降，物价上涨；而在回落期，失业率上升，物价下降。其间的宏观政策意味就是：你可以实施扩张性政策，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采用紧缩性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来达到较低的通胀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浦斯曲线”是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的统计资料，归纳出来的一条经验规律，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对该曲线有效性有很多质疑，例如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反对“以通胀换就业”的办法。

因此，这里首先要做的，是观察在我们的历史数据中，是否存在菲利普斯曲线。

从1996年算起，至今整整20年，时间跨度基本支持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观察经济运行。如果简单地以经济增速为划分依据，这20年的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一个半周期：

第一个周期的情况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从1996的9.9%，下行至1999年的7.6%（降幅超过两个百分点），随后逐渐回升，2007年达到14.2%的峰值。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再次进入下行周期（即第二周期），其间只是在“四万亿”的刺激下，经济增速暂时于2010年回升至10%以上，但并没有逆转经济下行的趋势，2015年经济增速已经降至6.9%（降幅为四个百分点）。目前，我们处于经济周期中的下行期内。

至于失业，鉴于有关数据的质量存疑，所以笔者采用观察就业和物价的方法——如果就业与通胀呈现同向关系，那么逻辑上讲“失业和通胀的反向关系”就成立，即“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我分别用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和GDP平减指数，分别代表就业和物价的情况。

首先，在选取的时间跨度中，第一个周期的下行期内（1996年-1999年），GDP平减指数由7.2%降至-1.4%，降幅达8.5%，同期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也由882万降至796万（2000年进一步降至739万）。

其次，在本次危机中（第二个周期的下行期内），虽然在“四万亿”刺激之下，经济增速出现了短暂反弹，但是2011年刺激政策退出后，GDP平减指数由2011年的8.9%降至-0.5%，降幅达9.4%，同期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也由1227万降至1100万（2014年曾降至1070万）。

因此，就数据曲线而言，同时在经济下行期，同时碰到了经济危机，“菲利普斯曲线”确实在中国存在。既然如此，那么上一次我们是如何摆脱曲线的，对于当前就很有意义。

为此，我翻看了1999年至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朱镕基任总理期间）有关宏观调控的部分。这五年间，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扩大内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并重）、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此外还有三件大事：平衡西部大开发、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监管改革。

当前，同样的曲线再次摆在我们面前，同样的宏调关键词也再次出现。鉴于我们曾经成功地扭转了曲线，不少观察者对未来的经济运行报以乐观的态度。

这里，笔者不欲扮演反方的角色，而只是想说：人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现在的问题清单上，有诸多尚待解决——如何将今天的投资转变成明天的增长？如何将实验室的研发转变成技术创新……

经济下行，好比大病一场。照方抓药是必须的，但更根本的，是要激活自身的免疫系统。用中医的说法，是打通任督二脉，为提升劳动生产率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