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张治中：长沙大火引起的一场误会

辞修长官弟鉴：此次长沙大火，无论如何皆不能疑及于弟身，因此，更不必避嫌避责，尤其在此时，对于负责之朋辈，必须全力协助善后，不能抽手不管，甚至要为人分谤代过。如此，方是任大事成大业者之风态。中正手启。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南岳。

淞沪抗敌 人事风波

1925年1月，黄埔军校炮兵队改编为炮兵第一营，特别官佐陈诚调任第一连上尉连长。差不多时候，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军官也从桂军教育机构正式转入黄埔军校，最初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上校总队附，不久代理总队长。这个人就是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巢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6月初，滇、桂军发动叛乱，张治中率领第三期入伍生参加平叛，留守黄埔的炮兵一举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与此同时，陈诚指挥东征回师的炮兵连配合党军攻占瘦狗岭南北之线，及时压制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

张治中晚年回忆说：“在过去，我和陈诚虽是黄埔同事，但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并不多。”千真万确，毕竟上校和上尉相差悬殊，陈诚后来忙于统兵打仗，张治中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交集机会少之又少。1935年4月，陈诚铨叙陆军中将，“军阶”持平张治中，慢慢跻身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两人交谊也就日久渐深。一次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陈诚还说过张治中的笑话：“文白偕其夫人杭州照相，而照相馆伙计拿出一把椅子，对张夫人说，请老太太坐下来，请大少爷站着为好。”原来张夫人洪希厚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颜值当然不比“戎装整洁、身材修长，戴一副无边白金架眼镜”的军官丈夫。

“八一三”淞沪会战，张治中作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首先督率中央军围攻上海日军。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中央突破，先把日军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张治中采纳陈诚的意见，下令扩张战果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但没有及时投入生力军，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结果攻进去的部队仍是站不住脚。陈诚随即发表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会同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陈诚先生日记（一）》）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掌握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8月23日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仔细一问，张治中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于是前往苏州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何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一肚子气，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耐不住：“我到苏州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怀着委屈心情，张治中提出“引咎辞职”。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伏乞鉴核。”（《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日军当时听到一些风声，乘机四处挑拨：“张治中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对此，张治中心里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 22日，调令终于下来，张治中回南京述职，请求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11月中旬，张治中重返南京，旋即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长沙大火 误会重重

1938年1月，陈诚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此刻，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重要军政机构驻足武汉，所以陈诚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6月下旬，日军溯江西上，陈诚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仍兼卫戍司令、政治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实力人物。还在战前，李宗仁曾经提出“焦土抗战”一说，蒋介石表示赞同，主张“坚壁清野”和“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以示抗战决心。10月25日，武汉撤退在即，蒋介石电令实施爆破，目的在于“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以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然而陈诚并未认真执行，蒋介石后来抱怨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计划不能全部完成，飞机场破坏亦不彻底，乃被敌军即时利用”。

湖南成为抗日前线。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议题为“重定战斗序列，兵额补充方案，后方勤务制度改定，铁道运输改良及军事人事整理”。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攻占临湘县城和羊楼司、云溪等地，国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一线，陈诚认为前方已趋稳定，遂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11日下午，蒋介石启程粤北韶关。据张治中说法，翌日上午9时许，先是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指示“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接着又有蒋介石的正式电文下达：“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证实确有此事，“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张治中乃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保安处协助进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执行总指挥。酆悌叮嘱徐昆：“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张治中也强调“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岂料阴差阳错，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行动开始，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陈诚适在熟睡，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冲进房内：“报告辞公，长沙大火！”陈诚懒洋洋地说：“叫他们救火就是。”张振国急了，“整个长沙大火呀！”陈诚急忙披衣下床，首先想到找来张治中问明情况，进而飞调第七十四军和宪兵部队入城维持秩序，动员各部政工和军医救治伤患。（张振国：《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版）张治中又何尝不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酆悌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究竟放火者何人？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下午，张治中来到章宅，陈诚忍不住大声怒斥：“敌人未有缴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张治中解释说：“辞修，不要说下去了，我是该死，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蒋介石得知长沙焚毁，“闻之心痛”，有感于“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16日傍晚返回长沙，第二天登上天心阁，但见满城焦土，内心“更为悲惶”。（《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在对外宣示问题上，蒋介石“拟以汉奸纵烧为由”，陈诚明确反对：“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必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起民众。”（《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蒋介石真是煞费苦心，“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只有弃车保帅一途，酆悌、徐昆、文重孚（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三人很快被判处死刑，张治中则由行政院予以革职留任处分。

长沙大火事件，蒋介石不满陈诚“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要求陈诚“不怨不尤”，与张治中“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陈诚回电解释：“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同时强调自己是“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很明显，陈诚话中有话，他在家书中完全持批评态度：“文白兄为人最爱好、最要面子，此次主湘确抱无限希望。惟可惜相助者不得其人，一切均重表面，而不切实际耳。”“我自问对于文白帮忙不少，但文白太无人了。”

尽释前嫌 分道扬镳

1939年1月，张治中辞去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带着疲惫的身心回到重庆，蒋介石和颜宽慰：“还是要做工作。”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就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每天早上8时前准时步行上班，风雨无阻。张公馆就在侍从室斜对面的“桂圃”，有时碰上紧急公务，留守人员一个专线电话，主任总能及时赶到。“桂圃”也叫“桂园”，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就住在这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诚和张治中之间的误会也在慢慢消失。“我到侍从室以后，与陈诚的友谊，显然在继续增进。几次战役，他去前方，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七十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张治中回忆录》）笔者当日十分好奇，两个大男人的“电话粥”到底“煲”些什么内容，去年陈诚日记出版，总算得以窥探一二。比如4月18日，张治中悄悄告诉陈诚，川军王陵基电何应钦，“留该部任游击条件不够，希调后方”，何应钦已答应两师调后方，两师在前方游击。陈诚闻讯极不高兴：“岂有此理，如各部均如此，则不必抗日矣。如有一师长请求后调，不知是否准其调一旅至后方整训。”20日，陈诚请张治中转告何应钦：“希望对于整军原则，应以凡为国家牺牲者应设法充实之，不然即行解决，以明赏罚，以奖有功。”经过一年多良好互动，陈诚对张治中的看法彻底转变，认为他“无私心，无野心”。

1940年8月，陈诚专事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政治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这两个职务均由张治中接任。一个远在鄂西恩施，一个常留陪都重庆，但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联系与沟通。第六战区实行军需独立，中央各部门均表赞成，张治中心里高兴，深夜还打电话给陈诚表示由衷佩服。1943年2月，任劳任怨的陈诚又远赴云南楚雄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直到1943年10月胃溃疡出血，获准回重庆近郊休养。张治中写信劝导陈诚：“兄一向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激，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吾兄今正可利用养息之闲暇，加以检讨省察，养成恬淡、和平、专一之性格，以辅弼领袖，完成革命建国之大业也！”恢复一阵，张治中上门探望，陈诚深为感动，此后几乎无话不说，一日谈起军队危机和军政部腐败现象，竟然从下午4时聊到午夜方散。

不过，私人感情再好，军政改革的意见再接近，陈诚和张治中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张坚持联共主和，陈主张反共主战。1949年1月，在内战中接连败北的陈诚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久亦下野乡间。解放军渡江在即，代总统李宗仁授权张治中等北上和谈，谈判破裂之后，中共挽留代表团留在北平，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从此，张治中与蒋介石、陈诚分道扬镳，再无鸿雁往来。五六十年代，张治中撰写回忆录，洋洋洒洒60万字，专门辟出一节“一个武将——陈诚”，以此怀念他与陈诚长达二十余年的个人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