髀设·游|松阳行(2)：破壳而出？

【编者按】

作为对城镇化浪潮的反馈与补充，“乡建”已呈现出许多种面貌。2016年1月16日，市政厅组织了一次“髀设·游”，前往浙江丽水松阳县，实地探访乡建的样貌。

松阳有诸多传统文化村落，资源禀赋非常优秀，已有大量乡建机构、设计师、游客进驻与到访，许多民宿设计作品得到广为传播。或许，这里会成为下一个周庄、乌镇？我们一行十余人，一路遇到了当地的实践者，包括当地的“新乡贤”、当地村民、当地官员和在当地实践的设计师。

这里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孙哲对松阳行的观察和思考。

契机：两个人物与一张照片

提到“乡村建设”，我的第一反应，是梁漱溟与霍华德。19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知识分子就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的看法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当时外族侵略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根基正在消解。究其根源，在于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无力的，也是无知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利用儒家重塑文化认同和乡村组织，走出一团散沙的困境。他由此主张科技与儒家并举，使乡村逐步与现代文明接轨。

与之对应，英国城市规划先驱霍华德19世纪末发表了其著作《田园城市》。这本书的诞生，源于霍华德已看到现代城市正走在一条不归路。《田园城市》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规划将农业重新引入城市中，构建城乡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原著“GARDEN CITY”切不可翻译成“花园城市”。因为这一理念并不只意味着“花园”般的外在景观设计，而是指与“田园”相关的耕作。

无论霍华德还是梁漱溟，“乡村”在其思想脉络中，都被视为现代文明之解药。然而，抛开形而上的思辨，真正让我动身前往松阳的诱因，还是一张古村落的照片。在这张未经任何修饰的普通照片上，一座翠绿的山将一个村子完整地环抱。这一景象会唤起都市人本能的直觉。正如雾霾下活在潜水钟里的状态，遇到新鲜氧气时的敏感。所以，驱动者首先是身体，而后才是思维。

在地：壳中之壳的景观

实地来到松阳县的几个古村落，最直观的感受是“抽空”。乡村的空心化，在文献中已读过不少，然而，看到几乎不见人的村子，还是感到震惊。在杨家堂村，村舍的三合土立面，远观极具层叠错落的美感，但走进村子，却发现墙的背后大多是废弃的宅院。整个村子如未开机的影视基地，偶尔能看见一两个老人坐在村口。

如果说进城打工是抽空乡村的主要动力，那么“撤点并校”则是压垮乡村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项政策将村一级小学关停，将基础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城。孩子离开了村庄，家长自然要在县城买房陪读。虽然这一政策在2010年左右开始偃旗息鼓，但其对乡村的瓦解效应几乎是不可逆的。对社区而言，孩子是生长的力量，而学校则是规范的匡扶。失去了学校和孩子，村落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内在载体。

在杨家堂和其他几个村庄，被空置的学校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在以摄影采风基地而闻名的寨头村，原先的学校变成摄影民宿综合体——“四都寨头摄影休闲园”的一部分。此前学校的操场在山顶，被挖成人工湖，冠以“天池”的美名。据说，因此处既私密又有好风景，会被当作人体摄影场地。然而，在初冬时节，这里只有一片萧瑟。

一路带我们参观的“新乡贤”江总（编者注：江总即江斌龙，在县城开了广告公司，一年多前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平田村，投资成为营建者；平田村与寨头村相邻，同在松阳县四都乡），走在“天池”边上，缓缓讲起自己在这里上学的情景。而山间的校舍则成了供采风者住宿的房间。

与村子的寂静相比，松阳县城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中心。在县城老街上，满眼是兀显的人群。农具商店与上世纪80年代的理发屋，老字号和流行歌曲，如此等等，将城乡古今的各种元素糅杂在一起。江南小镇要比贾樟柯镜头下的北方清秀不少，但人潮聚集的躁动却很相似。

在喧嚣的背后，地方的根基却处在另一种空置的状态。在松阳有名的黄家大院，旅游开发已经成熟，但来客并不多。这里繁复的木雕技艺让人惊叹，相对完整的宅院，也能够复原先人的生活。然而，建筑中的细节却有诸多历史烙印：装饰木雕的人物，都在“文革”中被抹去面目，墙面上大跃进时期的口号依稀可见。大王旗在窗棂间都能变换，存留的细节都不必然真实与延续。

与村子的抽空和县城的空置相比，松阳新涌现的设计可谓“空灵”。在王维仁、许懋彦、徐甜甜、何崴等著名建筑师的作品映衬下，松阳俨然成为乡村建设的样板间。在大木山茶园，徐甜甜设计的茶亭，正如以山野为尺度的装饰。它似乎是无用的，但无论远观或近看，都给寻常风景带来一种日常外的特质，让人不禁举起相机。

在平田村，徐甜甜设计的艺术家工作室与农耕博物馆，都很好地保留了原先当地建筑的传统立面。而内部有不少略显大胆同时又让都市人有些审美疲劳的创新。譬如，艺术家工作室的卧室里，有躺在床上可看到星空的玻璃天窗，而浴室中的透明屋顶则营造出天浴的错觉。这些景致，甚至随手拍一张照片，就能刊登在精美的时尚杂志上，然而似乎又与其它精美的图片并无差别。事实的另一面是，因人们很难爬上去清理，屋顶的玻璃天窗上已累积了一些灰土。

何崴的“爷爷家”青旅则充满“彩虹革命”的气息。为了保暖或营造安全感，在一个大平层上，十二个上下铺分别被安置在三个巨大的有机玻璃盒子当中，配以彩色霓虹灯管。更具“酷儿气质”的是洗浴间：厕所和淋浴室的门都是透明的。虽然有彩色毛玻璃作为遮掩，但打了码的影影绰绰，依然让人浮想联翩。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月份的高山上，从城里初来乍到的人，即便睡在有机玻璃盒子中，也会感到非常冷；更何况，盒子顶上还有矩形的气窗，出于采光等考虑，“爷爷家”的老房子也在墙上打开了较大的矩形的窗。同去的伙伴，据说盖了两床被子外加两个取暖器，才度过了文艺而不至感冒的一晚。

建筑风格映衬的是民宿经济的火热。从北京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来、负责跟进项目的一位景观规划师，在最后的总结会上，对我们简要讲述了松阳沿坑岭头村民宿发展的三个阶段：“民宿1.0”，是前来采风的艺术家偶尔住的农家；“民宿2.0”，则是这些艺术家将自己班上的学生带来写生，于是出现集体宿舍、吃住全包的农家乐；“民宿3.0”则是一种乡村别墅，更加精致，管理规范，且赋予乡村文艺符号以供消费——其代表即为在绘画写生圈中颇有名的“柿子红了”。而拥有“集群设计”的平田村亦后来居上。

与“农家乐”所象征的质朴野趣相比，“民宿”两字不仅富含台湾、日本语境中的小资味道，更意味着以乌镇为模板的标准化模式。平田村的民宿刚开业，已是一线城市精品酒店的价格，我们猜想，其正式运营后价格还会水涨船高。关于标准化、营造节庆、文艺符号等，乌镇已做到极致：互联网大会、戏剧节等。活动在规模和多样性都做到完备，但同时又让人看到消费主义最终的无聊。这正如鲍德里亚在访美之后，将之形容为麦当劳和好莱坞电影所构成的“永恒沙漠”。

松阳的建筑设计无疑是出色的，民宿经济也带来了切实的效益。或许面对快速的变迁，更应追问的是：乡村的主体是谁？是外来的游客，是政府的官员，是资本的获利者，还是本地的乡民？如果不明确这一主体，所有的变迁也就失去了方向与价值。不断涌现的行为与作品，也只能是用一个空洞去填补另一个空洞。

于当下乡建而言，基础设施或许还未成熟，但商业动机早无须讳言。

愿景：孕育人的乡土

较之于耀眼（fancy）的建筑设计，松阳真正令人兴奋的，是人的回归。整个“云上平田”的诞生，离不开“江斌龙”这个名字，即前文所述带我们前往寨头村看摄影民宿、并回忆曾在这里上学的江总。他出生在平田村，后来在县城工作，如今又返回平田创业：拿下自家亲戚、乡亲的若干老房子（“爷爷家”即江斌龙爷爷家原先的房子），入股平田村的规划，成为整个村庄项目的“小甲方”（“大甲方”是县政府）。如此在城乡之间往返编织，恰是“士绅”这一社会角色的要义。不论中文的“士绅”，还是英文的gentry，都有住在城中置产于乡下的含义。在《中国士绅》一书中，费孝通更是指出，士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价值载体，同时也是维系城乡结构的关键。从“新乡贤”的回归或许可以看到，城乡关系不会持续断裂，社会已有的链条正在修复并且运转。

在士绅带领下的在地经济，也促成打工者，尤其是匠人的回归。在平田村、杨家堂村等村子的诸多营建中，都需要使用传统民居的施工技法，这些工艺只能求诸本地老匠人。同时建筑施工所带来的投资，使得外出打工者发现在家打工的工资更高。在地经济并不是强调大资本和虚幻的GDP。事实上，只要能充分重视本土力量，不大的投资也能产生惊人的社会效果。

人的回归，是乡村美育的契机。在平田村的营建中，设计师观察和倾听了不少本地语言。无奈的是，在抽空的乡野中，本地的声音是稀疏的。然而随着人的聚集，相信我们在不久的未来，能探查到更多本土元素。

乡村美育的关键，是交流与挖掘。它既不是设计师居高临下的理念灌输，也不是迎合乡民的务实口味。只有在设计师与乡民的互动中，才能发现地方原有的性灵，并以全新的审美形态呈现。如此，“设计”才不是一个结果，而是“外来”与“本地”在山野间共同成长的过程。

乡村是有土壤的，所谓建设并非只是结构与样式，而是人的翻耕与劳作。如此，乡村才能孕育人，而有人的乡村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