髀设·游|松阳行(1)：城里来的两面派的反思

编者按：

作为对城镇化浪潮的反馈与补充，“乡建”已呈现出许多种面貌。譬如，针对特定空间的改造，让乡村成为艺术创作基地，对乡村植入养老养生产业，在乡村培养互助金融体系，与发展有机农业同时延伸服务业，等等。

我们希望，能与更多年轻人一起去往实地，在体察乡村的同时，也获得不同专业、对乡村有着共同关切的青年生发的一些新的感受、思考与提议。2016年1月16日那个周末，市政厅组织了一次“髀设·游”活动，去实地探访乡建的样貌。

此行目的地是浙江松阳。用清华大学教授罗德胤的说法，它代表了正宗的“古典中国”。这里有四五十个中国传统村落。我们之所以选择这里，一个原因是，通了高铁后这里交通还算方便，同时的确有非常美的景致。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禀赋不同的古村落，它们在不同时点、以不同手法被营造或保留，这个过程几乎覆盖“乡建”中的所有现象和特征。目前，它已吸引了大量乡建机构、设计师、游客，有许多相关民宿设计作品已被广为传播，但尚未成为周庄、乌镇那样火热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当下是非常好的观察时点。

我们受到了“入乡随俗”的欢迎

在松阳探访乡建的青年们

我们一行专业背景不同的十余人，在松阳的几个村庄和县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实践者，包括“新乡贤”、村民、官员和在当地实践的设计师。最后，在由建筑师徐甜甜设计的工作室里，我们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讨论。虽有作为经营者的村民的尽心照顾，但这次讨论的热量仍然完全无法对抗山上的寒冷，有人说，这种“冷”的感觉，就是这次出行最深刻的体会。

这里是摄影师周仰的分享，她提出了自己对松阳的犀利观察。凑巧的是，松阳行两周后，她又带着采访的任务来到了松阳，与建筑师徐甜甜进行了深入交谈。

城里来的两面派的反思

星期天阴冷的下午，一行人在没有暖气但很有颜值的、由徐甜甜设计的艺术家工作室底楼，进行长桌讨论——“设计如何改变乡村”，居然异常热烈，即便我们多少意识到，这是完完全全的“务虚会议”：没有资金和决策权，也没有深入的生活经验，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仅凭两天的所见所闻，能说的话，恐怕多是隔靴搔痒。

作为新闻系的毕业生，我更习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因此，我回到家中，越想这个话题，就生出越多无解的悖论和质疑。当然，行程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体验，参观的落脚的每个地点、遇到的人，都各有特色和惊喜。因此，我所想质疑的，归根到底是我们自己。

中国近代变革的百年，便是乡村被丑化、被改造的百年，经过变革，乡村原有的结构被消解，失去了它的文化精神，只作为经济单位被赋予功能性。即使村民本身，也会从内心认知到生存的压力，彻底接受了对乡村的否定。在乡村亦步亦趋追赶城市的过程中，它似乎永远处于慢半拍的劣势，现在眼看要追上的时候，城市却突然一个急转弯，奔着“田园”去了。

城市居民现在往往将乡村当作浪漫化的对象。在我们的想象中，乡村是一个宁静的所在，贴近大自然，远离都市的噪音。“采菊东篱下”的中国诗人陶渊明，以及西方哲学家梭罗，甚至将乡间生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为其平添一层精神修行的灵光。或许，对渴望独居的知识分子，事情确实如此，但普通农民所面对的现实，远不是这样的理想化。正如《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女士在一次讲座中（“进退之间：中国乡村的困境”，瑞像馆，上海，2015年11月8日）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桃花源式的乡村”。城市居民，乃至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恐怕并不包括真实的辛勤劳作和艰苦条件，那么，当城里人把“设计”这种概念带到乡村，是否只是更彻底地营造这种幻象？（不得不承认，恐怕我此行所拍摄的照片，致力于表现乡村之美，某种程度上也为这一幻象添了砖加了瓦。）

住进看起来赏心悦目的设计民宿（这高颜值甚至可以抵消保暖性能不足和其他细微的不便），我们（游客）和他们（原住民）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弥合，而是越发彰显。我们和他们（最后一天带着我们参观的民宿老板江先生和经理叶女士，或许并不属于“他们”，这两位出生于乡村，但已是城里人，是“新乡贤”）之间的互动，局限于生活起居。我十分怀疑，当我们讨论“乡土”、“复兴”、“设计”等概念时，他们真的能够理解吗？我们和他们似乎不处在同一个语言体系——我并不是指方言。当然，在沿坑岭头村的那顿午餐中，几位当地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让我们体验到一种聋子和哑巴的感觉，恰好与通常的情况形成了逆转。

事实上，更通常的情况是，我们习惯使用的学术的或专业的词汇，并不能对村民产生意义，在来自城市的权威话语体系中，他们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能听从村民的需求吗？或者只是听从了我们所以为的“原住民的需求”？

我们想当然地假定，现代城市生活比“落后”的传统乡村生活更便捷、更舒适，因此是“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毫不怀疑，贴近土地的文化遗产和传统对人类意义非凡，因此值得保护。于是，一个悖论无意中形成了：如果我们应当延续传统中的生活方式，那为何还要追求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中间，设计该站在什么位置，其目的又是什么？

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设计所创造的，似乎不是更便利的生活，而是更多的物欲，甚至连某些标榜“去品牌化”的品牌，终究也成了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神话。而最让我不安的是，即便在提出这些质疑的同时，我也依然不能幸免地受到这些“设计”的诱惑，并愿意为被设计的乡村埋单——说白了，我也不过是正在消费乡村的城里来的两面派之一。

凑巧的是，就在第一次松阳行两星期后，2016年1月30日，我再一次来到大木山茶园的茶室，为一份杂志采访建筑师徐甜甜。

事实上，除了大木山的茶室和竹亭，以及平田村的农耕馆和艺术家工作室，自2014年1月以来的两年间，徐甜甜已在松阳的不同村庄做了大大小小十多个项目。她来到松阳的契机，是尚在设计阶段、建在茶园里的一座艺术酒店。由于喜欢上这里，这位清华、哈佛毕业，生活、工作在北京的建筑师，第一次深入乡村。对她本人来说，这些项目也超越了专业界限，让她了解到许多不曾知道的传统和历史，并且与城里“文绉绉”的传统相比，这里她看到一种“不讲究”的秩序和肌理。她觉得，做这些项目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完成了建筑作品，而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的意识。以前那里的农村人，还是向往城市的高楼大厦，现在，至少在建筑上，他们觉得自家老宅可贵，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在采访之后的聊天中，我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第一次来松阳之后的一些困惑。而她的态度让我特别感动。

徐甜甜对松阳的关心，或许已超越了一位建筑师的职责范围。在她看来，建筑仅仅满足使用性是不够的，如果能够做成一个有传播力的建筑，就能给松阳带来很多持续发酵的价值。因此，除了设计之外，她还主动与其他领域的艺术家跨界合作，为乡村策划文化活动，吸引新一类的移民：艺术移民。

周仰：我比较好奇的是，像这样的项目，包括你之前提到的艺术剧场，会不会造成“两个平行世界”的感觉，就是这些与当地原住民的连接可能不太大？

徐甜甜：不会啊，比如去年七月份，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营，有奥地利的学生和上海大学的学生，在这里住了六个星期。奥地利学生都特别喜欢这里，他们住在老乡家里，许多村民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与他们合影。他们的小论坛，老乡也来旁听。

我觉得这不是敌对的，只是以前乡村里没有这样的机会，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很和善。奥地利的学生也很有兴趣地学中文，甚至松阳话。我觉得这种友善交流的机会很有意思。事实上，奥地利人对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很热爱，而通过在这里的论坛上讨论，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也能让松阳人意识到本土文化的价值。

以前大家都觉得松阳这样的乡村很土、很落后，但实际上，文化不在于一时的时尚与否，或者洋还是土。真正的文化价值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里可能只是在经济层面尚未受到认可，但在文化层面，松阳其实很有价值。大家愿意来松阳做事，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价值，并且希望把它挖掘出来，或者让它得到应有的认可。不然的话，这些东西就会消失掉，我觉得特别可惜。

周仰：我们上一次到松阳的平田村，看到一些老乡自发地把曾经看到过父辈做的龙灯、竹编的手工艺恢复出来。但我们会担心：如果有很强大的商业力量进来开发，这些本来生活中原发的东西会变成一种表演。

徐甜甜：所以我们在做的不是大型资本的进入。我觉得松阳县王峻县长的理念还是很不错，他希望类似（南京）先锋书店这样有情怀的投资者能进入，他们想要在桥上做一个书店。这是结合这里文化来做的事，就特别好。

周仰：现在的状态似乎暂时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不过以后比如茶园这里的艺术酒店建成之后，游客多了，一定会有更大的商业力量想要进来。

徐甜甜：会的。需要政府有一种自控力，不要过分被资本诱惑，不要试图开发大众式的旅游，要吸引一些小众的、对文化对传统有兴趣的、尊重这种文化的群体。肯定不是导游带着大喇叭的那种旅游，那样的话，村庄就被破坏了。

晓雪（开茶馆的松阳姑娘，茶室主人）：我觉得，在前年，我们松阳人对民宿以及文化类的建筑还有点懵懵懂懂，但2015年突然明白了。现在我们出去会很自豪，提到遂昌旅游和松阳旅游，我们会知道，虽然遂昌发展得比较早，但是我们松阳的起点会比别人高。

徐甜甜：我觉得中国的旅游业以前真的是破坏性的，立刻要见到回报。可能几年时间你会有收入，但地方就毁了，不会有长远收入。所以，我觉得起点高特别重要，起点低的话，一旦定形，就很难再往上走；起点高的话，一开始可能会辛苦，但到后面会有更大潜力。在这里，有时看到做得不好的民宿也会很痛心，比如农家乐，可能开张一两年之后，就没人来了。一开始就应该要定位精准一点，考虑得长远一点，这样人们会不断慕名而来。

晓雪：这一点徐老师贡献很大。我自己是松阳本地人。在2014年的时候，我和周围的一些朋友对徐老师以及王县长的理念还不太理解。然后2015年发现，松阳突然变得很有名，特别激动。

徐甜甜：在2015年，特别是下半年，一些乡村论坛上，松阳仿佛成了一个标杆，大家都在讲松阳。因为这里本来资源就不错，县里的理念也很准确，所以发展得特别好。我觉得文化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它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去宣传。比如，这样一个茶室，既可以用，又有一定传播度，就能达到互惠的局面。

如果松阳再多一些这样的建筑，比如刚刚提到的桥上书屋，这会非常好。靠这些建筑，可以吸引一些人来到松阳游玩，把整个松阳串联起来。其实乡建，比如我们的项目，里面有实际帮助村民的部分，但更多的是给村民带来文化上的自信。原本这些乡村，因为经济落后，就会没有自信，但实际上这里的文化积淀是应该获得尊重的。

周仰：所以你觉得，在这里做的一些公共建筑，更大的意义在于给当地人带来文化上的自信？

徐甜甜：我们做的这些建筑更像是钥匙，让大家打开门之后发现，原来松阳还有那么多传统文化。而传统其实也是当代的，因为它是生活的，而不是变成表演固化下来的……其实，大家来这里都带着善意。我也听到过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乡村就应该留着不要去动，而且认为外来者有种高姿态。但我觉得，这些人不是真的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我不否认我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就是乡村终究会被淘汰。基于从农业到工业的发展趋势，未来乡村最终只会变成一种乡愁。但不能因为这种必然趋势，你就只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改变这种趋势，但我们做的一些事，也许能对生活在这个现状里的人带来一些改善。

周仰：最近读到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黄灯写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描述她丈夫农村家庭的变迁，读下来特别沉重特别悲观，会感觉好像一两个美丽的建筑也做不了什么。

徐甜甜：我觉得，其实不要把目标设得那么大。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其中哪怕能做一点点改观，就不错了。不要因为远景很悲观，就什么都不做。

其实这好像是给自己找台阶下。我大概算比较乐观的人，也是比较操心爱管闲事的人。自己觉得快乐并且也值得做的事，同时能带来一点点帮助，虽然很辛苦，还是应该去做。

我们在松阳做的事情，可能不能马上带来经济效益，但对大家的意识、观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松阳人现在自己理解了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而且这些文化遗产，如果真的能开发商业价值，也会让后来几代人受益。

另外，文化和商业也不是对立的，有时候文化也需要商业的辅助，通过商业的手段来推动。当然，欧洲会有很好的机制，有各种文化基金、政府的资助，这在中国比较少。所以松阳这边政府能有这样的理念，已经非常难得。虽然只是很小资金的投入，但已经很可贵。真正大笔资金投入的话，一定是破坏性的，最后可能做出来就只是“印象西湖”之类的东西。

周仰：那么你会担心吗？因为现在缺少一种制度去保护这种状态，这样一个理念很好的县长，很可能过几年就换了。万一换了一位思路不同的县长，可能一切会不一样。

徐甜甜：对，但这是实际操作的问题，可以留着之后再说。我觉得，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是更重要的。如果连这点都认识不到，那乡村马上就会毁灭，比如很多村都成了老人村、空心村，如果能让年轻人回到家乡，通过做民宿之类，能让他们的收入超过在城里打工的收入，并培养起对家乡的自信和自尊，就会很不一样。那么，如果松阳能有几年时间打下扎实基础，后人就很难否定掉前面的这些努力。如果当地人自己的认识到了一定高度，那他们也会自发保护这个状态……我不太喜欢一些知识分子非常批判的态度，当然他们眼光很准，说的也很有道理，但只是说说而已。

周仰：就是造成了一种悲观的情绪。

徐甜甜：没错，就是对这个事整体否定，然后有一种“反正也没戏，我也不用动了”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给自己找台阶下，真正有勇气的还是行动的人。当然，盲目乐观是需要避免的，需要有批判性的眼光和悲观的心态，这可以预防一些开发性的破坏，所以需要边做边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但是什么都不做的话，村庄一定会死亡的，所以还是需要做一些什么。

（聊天时，我惭愧地发现自己大概也算是她说的那种只是带着批判目光看的人——虽然我甚至可能眼光都不够准。她这种在明知悲观现实的前提下依然要怀着善意做些什么的态度，让我十分感动。就像是明知人类必死的命运，却不对生命报以嘲弄或者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