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从残砖复原汉《论语》铭文

夏县访古

2015年1月到山西运城开会。会后，运城文物局的李百勤局长陪我和李水城在附近访古。我特意提出，最好能到夏县安邑古城出土“海内皆臣”十二字砖的地点看看，因为我写过这类砖，没到过出土地。

出土地点，早先是个解放军营房，早已废弃不用。这一带，俗称“金銮殿”，其实是汉代行宫的遗址。田埂上散落着很多陶片。

夏县铭文砖

看完安邑古城，我们去了县文管所。文管所有三块当地出土的砖，一块是“海内皆臣”十二字砖，四行，行三字，很完整。另外两块是残砖，一块字比它大，一块字比它小。

这三块砖，其中字体较小的一块只有恭、言、思、问四个字完整，四个字的右边有两个残字，一个字只有左半清楚，右半只有右上角的两道残划；另一个字只有左上角的残划。下面给张大图。

砖铭复原

这块砖的原貌是什么样？我从山西回来，想了很久，想不明白。残砖右上角的字，左半上目下土，跟里字有点像，但里字好像没这种写法，不知怎么隶定。它下面的字，残得更厉害，更没法认。我们能认识的就左边四个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是一点儿辙都没有。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里的“思问”会不会与《论语·季氏》的“君子有九思”有关，一查果然。

《论语·季氏》的这段话，原文是三十四字：“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划线的字在砖铭中被省略）。

我分析，砖铭残存的四个整字和两个残字，向右延伸，还应有两行，向下延伸，还应有三列，原来是个纵横各五字的方砖，《论语》九思，砖铭只有六思，每三句省一句，全铭只有二十五字，可复原如下：

思   恭   聽   九   子

問   言   思   思   曰

忿   思   聰   視   君

思   忠   貌   思   子

難   疑   思   明   有

铭文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

文字考释与破案相似，既靠串并，也靠排查。排查不仅能缩小范围，还能提供反证。

上述残砖，从三砖并列的照片看，我有一个估计，左边的残砖，形状应与右边的整砖类似，接近正方形或长比宽略大，大小也差不多。这对复原此砖的行款很重要。

这里有两种可能应予排除：

一、如果我们把《论语》九思的三十四字全部放进这块方砖，肯定不行，第一放不下，第二句子连不上。

二、如果我们以“子曰”直接接“视思明”，行款倒是对，但整个少了一行，又与这类方砖的形状大小不合，横太窄，竖太长。

汉代镜铭，往往丢字落句。比如昭明镜，出土最多，几乎每件都不全，但这并不妨碍阅读，因为当时人心里都装有全铭。

看来，砖铭也有类似情况。

两个残字

上面说，残砖的两个残字，很难猜出是什么字，但是放进我们的复原图，从铭文整体看，真相大白，很简单，它们是听、思二字。

听，繁体作聽。聽字是聖字之变。聖字的本义是耳朵好，善于倾听，古代往往用作听字或声字。这个字本来从耳从口，口发声而耳听之，是个会意字。甲骨金文，早期写法都这么写，东周才加注声旁，以廷字的声旁为声旁。聽是以悳代口的聖字，前人说，悳即德，字可通得，聽是以耳得之，属于会意加声旁。这种写法的聽，目前只见于秦系文字，估计是篆籀系统的繁化字，汉代继承了这种写法。残砖右边第一字，对比汉印的聽字，显然是聽字。其耳旁第一笔，本来作长横向右伸展，砖铭断开，貌似目，下面的土则是壬之省。

思，对比砖铭左上的思字，很明显是思字。

这两个字的认出，都属于“事后诸葛亮”。

古今人名取于《论语》九思者

古今人名或有取自《论语》九思者。如取“君子有九思”，金元有两个张九思、一个柯九思；取“视思明”，唐有史思明（粟特人）；取“听思聪”，今人有马思聪（音乐家）；取“色思温”，唐有魏思温；取“貌思恭”，唐有拓跋思恭（党项人）；取“言思忠”，唐有拓跋思忠（拓跋思恭弟）、李思忠（即嗢没斯，回鹘人），今人有梁思忠（梁启超第三子）；取“事思敬”，唐有拓跋思敬（拓跋思恭弟），今人有何思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取“疑思问”，唐有陈思问；取“见得思义”，唐有安思义（粟特人）。其中很多都是唐代胡人。

九思之中，只有“忿思难”，好像没有名人从它取名，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

小大之辨

古代铭刻和简帛古书，毫无疑问，都是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写成。文字是铭刻和古书的基础，不认字，无法解读，这话没有错。但很多人，包括很多古文字学家，他们以为古文字全靠偏旁分析、字形分析，这却不一定对。

《庄子》有小大之辨，考释文字也有小大之辨。古文字，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小道理？其实很简单。

《论衡·正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篇比章大，章比句大，句比词大，词比字大。古文字的认识，跟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大道理管小道理。

比如上面的例子，辞例比字形更重要。

学与思哪个更重要

孔子常讲学、问、思。《论语》有二十五个思字，《季氏》九思章占了十个。

思和学是什么关系？

我在学术圈混了几十年，经常听到这样的争论：书重要还是文章重要，理论重要还是考据重要，学重要还是思重要，书是多写好还是少写好，文章是长点好还是短点好。其实这都是无谓之争，自己跟自己找别扭。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如果光看此语，似乎孔子更强调学，认为学比思更重要，这是不对的。孔子反对的只是思而不学，而不是思。不学无术的思是胡思乱想，他当然反对。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在他看来，学与思，两者都重要。学是基础，思是提升。学而不思，找不着北，属于糊涂。罔是迷惘，迷失方向。思而不学，不是没有方向，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有可能在错误的方向上一条道走到黑。殆是危险。

我们可以说学比思更安全，但不能说学比思更重要。

古文字学家也有两种风格

张良画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跟韩信不一样，一个兵也不带。韩信是带兵打仗的人，战必胜，攻必取，全靠投入兵力于实际战斗，所以说“多多益善”。程不识和李广都是带兵的人，但一个靠个人魅力，一个靠法度约束，照样有两种风格。

画有写意、工笔，词有豪放、婉约，不但文学艺术有两种风格，即使追求细密有如绣花针，专以释字为能事的古文字学家，也照样有博综众艺、大刀阔斧的一路，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是也。他们都有文学背景和丰富的想像力，故而成就特别大。

裘锡圭在他的回忆文章《我和古文字研究》中特意提到他跟郭沫若的一段对话（《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六册，231页）。裘问郭：古史分期，大家根据的史料差不多相同，结论为什么不同？郭反问裘：你把所有史料都找出来了吗？

这一问一答，耐人寻味。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为学日益和为道日损

王国维有三境界说。第一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先要大处着眼。目录学是鸟瞰式读书法，好处是“一览众山小”。但志存高远，没有第二步，就是好高骛远。所以非有第二步不可。第二步，“衣带渐宽终不悔”，是小处着手。考据学是带着放大镜精雕细刻。这种学问很迷人，常常使人以为细节决定全体，“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语出伯恩施坦），如没头苍蝇。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但天下书真的能够看完吗？如果看不完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还敢说话吗？书越多，抠得越细，就越难抽身，忘其所来，忘其所归，所以还有第三步。第三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讲悟道。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学得越多才越要提炼，损之又损，由博返约，才能驾驭浩如烟海无穷无尽的资料。悟道是最后一步。道就在身边，道就在脚下。

前两步可以只学不思，后一步非思不可。境界高下以此分。

史料再多，也是九牛一毛

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表面看，都是以材料取胜，以细节取胜，其实不然。我们要知道，“全面占有史料”，根本不可能，史料再多，也是九牛一毛，未知胜已知。求学之道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已知和未知的关系。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同上）

孔子的“知”是已知加未知，“多闻阙疑”是为二者留余地。我们求学问道，总是把已知未知搁一块儿，随时调节两者的关系。如何调节，不能不求助于思。学得越多才越要思。

郭沫若引《管子·内业》“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思，当然有危险，可能通神，可能见鬼。但不思，没有大危险，也没有大成就。

孔子的“慎言其余”不等于“不言其余”。

举一反三

有句老人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或“有十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讲慎言。慎之又慎之，最后怎么样？据说材料越多，越不敢讲话，让小孩听了害怕。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论语·述而》）

在他看来，学生求知，如饥似渴，憋着满肚子问题，强烈冲动，不能已于言，这样的学生才值得教。一个桌子四条腿，如果看见一条腿，却想不到桌子还有三条腿，这样的学生没法教。

子谓子贡曰：“女（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说，颜回的优点不只是“举一反三”，而且是“闻一知十”。

《论语》铭文砖，全铭二十五字，残砖只是一隅，从四个字复原二十五个字，就是属于“举一反三”。

（本文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4月10日，原题《汉<论语>铭文砖 ——从考释文字东拉西扯》，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