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为何远征埃及

波拿巴的东方梦想

波拿巴的“东方梦想”有时候会被视作埃及战争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无法忍受亚历山大，拿破仑将军才酝酿远征埃及的计划，并把自己的计划强加给督政府。如果说这种“梦想”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梦想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在与拿破仑同时代的人群心中普遍存在。

事实上，早在埃及战争之前，法国人就对法老的领土产生过热情。

18 世纪上半叶，这种热情呈爆发之势。爆发的基础来源于那些用充满神秘的眼光看待埃及的研究（耶稣会士基尔舍对象形文字的研究工作） 或者是将埃及同犹太—基督教的传统联系起来的研究（《圣经》中许多章节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国家）。有三类事件导致启蒙时代就已经产生的兴趣又再度活跃起来：

—罗马文物发掘期间（1711年）的考古发现。教宗本笃十四世创建埃及博物馆（1748年）以及“埃及人协会”在伦敦创立（1741年）。

—科学作品的出现。包括1719年之后，本笃会修士贝纳德的著作（《埃及古代文化解析及图示》）以及凯吕斯伯爵的著作（《埃及、伊特鲁里亚、希腊及罗马古代文化汇编：1752—1767》）。

—游记数量的增加，例如保罗·卢卡（出版于1714年至1720年之间，描写的是1704年进行的远足）、本笃·德·梅耶（1727年）、理查·波寇克（1743年）；或者流行小说数量的增加，例如泰拉松修士的《塞都斯—古埃及轶事》（1731年）。

对法国人来说，这种“埃及的氛围”并非无关紧要。共济会（启蒙时代重要社会现象，因为共济会囊括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精英分子）的发展以著名的仪式为基础，这些仪式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埃及。莫扎特的共济会歌剧《魔笛》（1791年）将它搬上舞台。全欧洲的“明君们”都开始命人建造狮身人面像和方尖碑。在法国，这种建筑界的风尚得到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大贵族们的支持（例如蒙梭公园的方尖碑）。1785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举办了一场以埃及为主题的竞赛。“异国情调的沙龙”对历史和建筑产生真正的兴趣，远比那些即将踏上埃及征途的人要早得多。于是，兴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深入知识分子群体。

波拿巴顺应时代潮流，也对东方和埃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阅读并评注了马里尼的《阿拉伯史》和《遗迹》（1791年），稍后又读到沃尔尼的《叙利亚和埃及游记：1783年、1784年及1785年》（1787年），克劳德- 艾蒂安·萨瓦里的《有关埃及的文学》（1785年）以及托特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回忆录》。受此启发，法国大革命前夕，拿破仑创作出短篇小说——《蒙面先知》。青年时代的拿破仑郁郁不得志，1795年正是其中的一段时间，彼时的拿破仑甚至打算重返奥斯曼的军队。

18世纪末期，督政府统治时期的法国社会中，东方仍旧遮着神秘、光荣而富有的面纱。“我们已经二十九岁了，到了亚历山大的年纪。” 波拿巴对布列纳说。拿破仑与自己的同龄人一样，都曾经梦想追随埃及法老、凯撒军团、阿拉伯王朝，投身马其顿战场，有时甚至认为自己就是其中一员。但这只不过是当时的文化特色而已，当然，这种文化特色深入人心，但或许还不至于达到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酝酿出政治和军事决策的地步。因此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拿破仑是位敏锐的政治家， 当时身在意大利的他正处于事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他孤注一掷，无法抵御“梦想”的诱惑，应募加入埃及计划。据此，我们更倾向于伊拉杰·阿米尼有关“东方梦想”的表述：东方企图。研究每一条为埃及之战辩护的论据时，这种定义波拿巴与这场冒险之间关系的方法似乎更容易令人接受，既考虑到这位年轻将军的学识修养，也没有排除其他论据。

督政府希望摆脱波拿巴吗？

波拿巴从意大利返回法国时受到督政府冷遇。拿破仑将军打算参与权力的角逐，这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他因此成为政府的眼中钉。但是，督政们从那时起便开始拟定旨在让拿破仑远离巴黎的埃及计划了吗？

1797年12月5日，波拿巴从意大利回国，但直到10日，督政府才为波拿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拿破仑将军发表长篇致辞，他提到关于在法国施行“最佳的组织法律”的问题，但只是轻轻提及而已。如此评述在几位督政中引发轩然大波。远征里沃利的胜利者公开表露自己的野心：现如今，他觊觎政治权力，无论如何都十分迫切地希望参与到政治中来。专栏作家马雷·杜潘写道：“在他无数胜利光环的笼罩下，拿破仑确信欢呼者中有一半人想要掐死他。”拿破仑被任命为对英作战总司令，他深得民心并且广受信任。对受到政变威胁的当值政府来说，拿破仑意味着一种危险，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危险。

怎样才能不让这位热情似火而又才华横溢的将军闲下来？这个问题一直在督政和及其幕僚、挚友的脑海中反复徘徊。1798年1月，有传闻说波拿巴即将参加拉斯塔特议会，与奥地利进行和谈，后又有传闻说他将取道被法国人占领的荷兰，组建巴达维亚共和国。但没有任何传闻真正付诸实践。波拿巴本人进入了法兰西科学院（占据了卡诺的院士席位），经常出席政府高官为向他致敬而举办的庆祝活动，并且还在卢森堡与督政共事。

接近1月10日，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波拿巴感觉自己终将成为对英作战部队的总司令。一场政令和人事任命的疾风暴雨向他的部下袭来。他甚至向作战部长谢雷递交了一份侵略计划，后者见到这份计划感到十分失望。为什么拿破仑将军的行动突然活跃起来呢？1802年，波拿巴向勒贝尔解释说巴黎的氛围开始让他觉得压抑：没有国民职务，却身处政治斗争核心，为了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彻底交出军权。他必须做出让步：不愿意以权力游戏同谋者的形象示人。巴黎是权力斗争的缩影，权力斗争已经成为巴黎的特点。

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然而波拿巴仍在努力思索。他尽力关心政治，并且成功地同督政府内部反对他的革命派乱党达成和解。阿尔贝·埃斯皮塔雷根据一些彼此佐证的证据和“外交部”的文件，表示说拿破仑将军对保皇党的警告也并非无动于衷，他甚至曾和巴拉斯有过交谈。督政仍旧持谨慎态度，建议拿破仑静观其变。不久后，波拿巴再次试探巴拉斯， 目的在于参选进入督政府。当时的确谈到政变，不过对方并未就此继续深入下去。就这样，波拿巴的想法暴露无遗，他为此冒上了巨大的风险。

当局的反击并没有让人等得太久。距离1月21日，也就是路易十六的忌日还剩几天功夫时，督政府通知对英总司令，希望他出席官方纪念仪式。因此，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与“左派”的关系，波拿巴在“右派”的势力被削弱了。起初，波拿巴拒绝，随后又同意参加“庆典”， 但条件是他要加入法兰西科学院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

这一事件令拿破仑更加坚信，若想成功改变自身境遇，继续收获军功的同时最终承担“调和英雄”的角色，就必须同巴黎这个阴谋的巢穴（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拿巴自己也变成了其中一员）一刀两断。有人向波拿巴建议开辟英格兰战场，他便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认真制定登陆计划，举行大型阅兵，视察陆军及海军。可惜最终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次行动要冒极大的风险，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波拿巴向布里安吐露了实情：“这把赌局完全是碰运气。我还是不冒这个险了。”2月23日， 他向督政府递交了一份结论报告：“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近几年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制海优势……准备进行远征的真正时机已经过去了，或许永远过去了。”最后，作为结论，波拿巴建议进攻英国人在汉堡和汉诺威的利益，甚至“远征黎凡特，威胁印度的贸易”。

远征埃及已是陈年往事，但塔列朗让它直到今天都保持着人们的兴趣。这是否意味着督政们把两个计划—驱逐波拿巴和干预埃及合二为一了？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有这样的考虑。远征军出发之后，那不勒斯间谍致信本国政府：“我可以保证，首都三分之一的人以及除巴拉斯以外几乎所有的督政都盼着波拿巴死去，或者至少颜面扫地。”但这或许并非政府的主要目的。看着波拿巴离开巴黎当然不会引起不愉快，但眼见他在埃及冒上这样的风险就令人反感了！当执政府、督政府和政府部长中有些人甚至努力反对这次冒险行动。“我们还是不愿意让三到四万最优秀的法兰西士兵暴露在海战的危险之下，这场冒险的唯一目的只不过是摆脱一位心怀野心的将军而已！还有，必须向我证明远征埃及是从共和国的利益角度出发，而不仅仅是为波拿巴的计划服务的！”拉勒维利艾·雷柏写道。勒贝尔（外交“专职”督政）另有野心，他认为应该直接进攻英格兰本土，从爱尔兰一侧发起进攻。当时人们都说爱尔兰就是“英格兰的旺代省”。这样就等于说督政们已经准备好牺牲掉自己的直接利益了，这样的想法就太小看他们了，因此牺牲掉的不是拿破仑而是负责运送拿破仑的舰队以及他麾下成千上万最精锐的士兵，况且欧洲大战即将再度爆发。勒贝尔宣称：“我们同奥斯曼帝国尚无和平可言。奥地利武力尚存，令人费解的是，在如此的情况中，我们还允许三至四万精锐部队以及多位最优秀的将领脱离队伍，其中包括波拿巴。”

武力攻克埃及：周密外交计划中的一环

远征埃及是否可以简单地归入一份周密的外交计划之内？或许回忆能够支撑起这种假设。

入侵埃及的计划并非新鲜事物，它已经成为17、18世纪法国外交领域的“经典”计划。大革命开始前及大革命进行过程中，人们经常提到这一计划，莱布尼茨就更不用再提了——他曾向路易十四建议入侵埃及（然而“太阳王”并未采纳）。18世纪80年代，法国多次考虑采取武力行动保护法国商人。成功次数最多的计划是由航海部长萨尔丁发起的，他派了托特男爵进行实地勘察。路易十六的步子不敢迈得太大，托特依托所闻所见为蓝本创作的书大受欢迎。1793年，尤其是1795年， 制宪议会收到多份报告，报告中把武力征服埃及描述成一件“简单的事情”。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远征埃及的‘想法’来自塔列朗。”一位历史学家如是写道。后来，波拿巴当着勒贝尔的面承认：“提交远征埃及报告的人正是塔列朗。我认为这是督政府授意的。”外交部长塔列朗希望推动自己庞大的地中海政策。他是“旧制度延续下来的殖民倾向的代理人”。作为沃尔尼的朋友，塔列朗打算继续执行路易十五时期著名部长—舒瓦瑟尔的政策。解决同英格兰的争端，报《巴黎和约》（1763年）的一箭之仇刻不容缓，因此法国必须弥补地中海地区（其中包括埃及）的基础实力，以重新夺取印度。进攻要么从陆路发起（路途遥远且不确定因素颇多），要么从埃及及红海地区发起（取道连接两片海的运河，或者能容纳部队和装备通过的“双通道港口”）。

1797年7月，塔列朗在法兰西科学院举办的“当前形势下取消殖民地之益处研讨会”上谈到殖民地、港口和埃及。法兰西和英格兰给旧主教们的殖民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于是他们以此为理由，号召人们同奥斯曼帝国就放弃埃及问题进行磋商。“塔列朗用最庄重、最刻板的强调作出预测。”让·奥里厄兴奋地说道。履任部长三天之后（1797年7月20日），塔列朗就远征印度的筹备情况向督政府提交了多份报告， 这些报告都意在破坏英格兰的商业利益。不久后，他会见波拿巴，跟对方探讨自己宏大的地中海计划：“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坚决踏足阿尔巴尼亚、希腊、马其顿以及土耳其帝国位于欧洲的省份，甚至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区，尤其是埃及，那里有朝一日能派上大用场。”

塔列朗的观点与拿破仑的意愿不谋而合，后者正着手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后续发展：“埃马纽埃尔·德·瓦雷斯杰尔认为，埃及计划汇集了共和国两大人物，二者的利益被捆绑在一起，即便不是相同的，至少也是互补的。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权力的果实已经熟了。”尽管拿破仑本人生于地中海地区，但他还是为发展法国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利益而殚精竭虑。他致信督政府：“即便是在全面和平时期，我们也决不能放弃安科纳港，这里永远属于法兰西。拥有这座港口，我们就可以向奥斯曼宫廷施加巨大的影响，我们将成为亚得里亚海的主人，就像我们有了马赛和科西嘉岛，我们就成了地中海的主人一样。”当时，他正订购了一批书籍和地图，开始阅读《古兰经》和沃尔尼的《叙利亚和埃及游记》。

里沃利之战的胜利者和塔列朗，这两位在意大利战争中已经配合相当默契的搭档找到了新的共同计划。二人合力说服了督政府。外交部长拟定的第一批针对印度及殖民地的报告递交一个月之后，拿破仑将军致信督政府：“有朝一日我们将会发现，若要彻底击溃英格兰，必须占领埃及。距离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不远了。辽阔的奥斯曼帝国日渐走向灭亡， 我们的责任是考虑抓住最佳时机采取措施，维系法国在黎凡特地区的贸易。”奥斯曼帝国？长期以来，它是法国为对抗英格兰的存在以及俄国觊觎温暖海域的野心而结交的固定盟友。从原则上讲，没有任何历史原因以及外交利益会促使法国与奥斯曼帝国为敌，因为奥斯曼帝国始终同“反法联盟”保持距离。然而，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表现得如同欧洲的“病人”，尽管五十年后这个称呼才风靡欧洲。自1789年苏丹塞里姆三世继位以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构成变得十分混乱，涵括除摩洛哥外西方所有的伊斯兰国家。苏丹的威望在远离首都的帝国领土上几乎不存在了。当地寡头（各省的帕夏）从不向君士坦丁堡汇报，也很少服从首都的命令。一旦离开狭义上的土耳其（这里都很难说），塞里姆王国就彻底停摆了，只有鼠疫的爆发才能勉强抑制人口呈爆发态势增长。在巴黎眼里，土耳其的独裁制度不堪一击，而且已经走向没落。因而选择阵营时，法国必须考虑到奥斯曼宫廷之大厦将倾，就像塔列朗写给动身前往维也纳就职大使的贝尔纳多特的信中说的那样：“共和国下定决心，除非能够确保法国在地中海海上贸易中占据相当可观的份额，

否则不会让奥斯曼朝廷灭亡。”因此，外交部长重新定义了法国与奥斯曼朝廷的关系，并且把“埃及计划”置于这种新定义之下进行考量。对他来说，巴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不是法国外交政策中必须考虑的先决条件。土耳其（革命者就是这样称呼奥斯曼帝国的）的羸弱应该是导致两国关系被重新定义的“罪魁祸首”。两国之间的友谊能让法国一方面阻击俄国入侵地中海，另一方面阻止奥地利向南方推进，这应该就是两国友谊常青的唯一原因。为妥善处置利益上的分歧，督政府和塔列朗编造谎言，谎称入侵埃及只是针对马木留克骑兵（国家的实际掌权者），并非针对奥斯曼宫廷。巴黎并没有指望此类说法能够安抚或者感动苏丹：因为巴黎希望充当苏丹领土上的“警察”，重新建立起一套秩序。巴黎尤其痛斥苏丹的软弱，迫使他做出强有力的反应。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塔列朗含含糊糊地答应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从没有去过），跟塞里姆解释清楚，或者说得大胆点—为远征吃上一粒“避孕药”，维系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

再重申一次，“冒险”埃及的主要目的是为对抗英国的利益。

事实上，伦敦的财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是从印度人身上榨取的：次大陆殖民地生产的产品九成归英国商人所有。搅乱这种收入来源，就等于减少甚至耗尽英国进行欧洲战争的财政来源。督政府斩钉截铁地命令波拿巴：“驱逐所有东方领地上的英格兰人，能走到哪里就驱逐到哪里，特别是要摧毁他们在红海地区的据点—切断苏伊士地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法兰西共和国不受任何约束地独霸红海地区。”法国人抵达开罗的消息开始在伦敦商界引发恐慌，这表明，法国人是认真的， 他们的目标应该就是印度。除纳尔逊及西德尼·史密斯的舰队处于戒备状态外，英国又向各据点增派援军。

现在，回答“为什么是埃及？”这个问题，答案还是复杂些为好，尽管已经过去两个世纪了，但个中原因仍然像炼金术般难以参透。上文列举的各种因素都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正因为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每个因素都有一定的分量，这道习题才难以解答。

拿破仑的意愿和“欲望”都是18世纪时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修养的产物。这些促使他“推动”如上计划，然后又促使他“推动”自己的计划。然而，督政们却犹豫不决。如果武力攻占埃及不能从战略角度获得利益，也无法被纳入更宏大的计划中去的话，那么在面对他们时，拿破仑就不能占得上风。或许是塔列朗替他补上了关键的一环：法兰西意在地中海就要结合全盘棋局，棋子必须落在奥斯曼帝国将迅速垮台的假设上。立即同英格兰展开经济战需要极强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入侵不列颠群岛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必须打击其他国家。印度人是非打击不可的，这个仇已经想报很久了。不过，如何才能在没有制海权的前提下威胁印度人呢？埃及—陆上十字路口，通向印度洋的港口—可以作为理想的发兵基地。

因为有强烈的意愿，这样一来拿破仑就能接受长期远离巴黎的现实；因为有法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作为强力辩护；因为有摧毁英国经济实力的迫切需求，督政府决定武力进攻埃及。

(本文摘自《拿破仑的外交策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3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