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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与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样，她遇到了无能的对手

托尼·朱特

2016-04-08 11:06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2013年4月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中风病逝，骨灰被安葬在了切尔西皇家医院墓地，亡夫丹尼斯爵士相伴。在撒切尔夫人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中的部分章节，回顾“铁娘子”的首相之路，以及她的政治影响。

从表面上来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是她将扮演的这个革命性角色的合适人选。她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安静的乡间小镇格兰瑟姆。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经营一家杂货店。她向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父亲作为保守党人，在当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攻读化学专业，并且在读书期间担任过大学里的保守派社团主席。1950年，25岁的玛格丽特作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候选人，代表保守党参加大选，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从事化学专业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职业税务律师。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代表的是保守党盛行的芬奇莱选区，直至1992年进入上议院为止。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希思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为缩减预算，她废除在学校免费供应牛奶的政策。正是这一决定（尽管是无奈之举）给她带来了“牛奶贼玛吉·撒切尔”的绰号，并首次预示了她未来政治生涯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个决定为撒切尔夫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阻碍她的发展—她努力挽回负面形象的精神，不仅没有招致同事的不满，反而成为她的魅力之一。因此在英国，她以教育部长而闻名，直到1975年她击败保守党内多位资深人物，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毫无疑问，她魅力十足。确实，在欧洲和美国，私下表示认为撒切尔夫人性感迷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此有所了解，曾形容她有着“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唇”。她的强硬手腕比得上丘吉尔以来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同时她也懂得使用温婉的说服策略。1979年至1990年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硬攻势和温和战略并用，一次次说服广大英国选民和她一起进行政治革命。

“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多种概念：削减税收、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个人至上”。其中的经济政策是保守党和工党早已广泛讨论的经济提案的延伸。其余各项，尤其是与“道德”主题相关的，更多的是被保守党成员们所接受并坚决实行，而一般大众选民并不热衷。这些观念紧随着60年代的反自由主义热潮而出现，与工人阶级和中低阶级中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的观念相一致，由于近年来在公共事务中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些支持者从未真正感到心里舒服过。

但最能代表撒切尔主义的实质的是“打破国家干预”。英国所谓的“不可统治性”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即政治阶层已失去控制能力，他们不但无力制定经济政策，甚至对工厂和社会秩序也束手无策，到70年代末，关于这个观念的讨论日益增多，担忧重重。工党一直被指责无力掌控经济，在“不满的冬天”之后，更被斥为毫无执政能力。他们在1979年的竞选中，在大力宣扬其发展经济的实力和合理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努力营造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形象，以迎合社会的需要。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次竞选获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从来没有能够在事实上赢得很多选票。与其说是保守党赢得了选举，还不如说是由于工党的支持者要么改投自由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弃权，致使工党输掉了大选。从这个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制订的激进计划以及努力实现这些计划的决心源自于她的民族使命，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甚至风险重重的举动，亦即与英国一贯坚持的尽可能向政治中间派靠拢的传统统治方式相背离。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这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的关键。即使在货币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她仍坚持不动摇。（1980年10月，保守党成员们请求她改换战术，在政策上采取180度转变，她的回应是：“你们若要转变，随你们的便，首相不变。”）她欣然接受了苏联人给她的“铁娘子”的称号；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阿根廷军事集团，到英国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她挫败了一连串对手，得意洋洋；在欧共体诸位领导人面前，她挥舞着手提袋，愤怒地高呼“还我们钱来”。以上种种，表明她早期的政治资本正是她顽固的作风和永不妥协的处事方式，这也正是她的批评家对她表示愤怒的缘由。每一次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即使不关心撒切尔政治方针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很欣赏撒切尔夫人本人的。英国又一次被“统治”了。

确实，玛格丽特·撒切尔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并亲自主持实现了英国社会的复苏，成绩斐然，但又有些令人泄气。在管理方面，她是一个本能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为确保她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执行，她不断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减地方政府的预算（1986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废除英国的大都市政府，将管理权力收归中央，而欧洲其他国家此时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则是地方分权）。教育政策和地方经济计划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由于首相不再像往常一样依靠广大高级公务员，而主要依靠其少数几个亲信，所以政府部长们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直觉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不能相信政府机构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们（这一怀疑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同教育界和司法部门的公务员一样，都更倾向于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英国政治向来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玛格丽特·撒切尔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代表新富裕起来的一批商人，并未受到政府中贵族统治阶级的青睐，因此她用“利益”来对付“情感”。她对传统和旧惯例的无情批判令老一辈托利党人瞠目：在私有化热潮中，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指责她出卖“家产”。她的保守党前辈爱德华·希思曾愤怒地将一个腐败的英国商人的广为人知的所作所为称作“资本主义的无法接受的脸”，因为他本人十分反对撒切尔夫人及其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无动于衷。

这场撒切尔主义变革使国家得到了巩固，也改善了市场规划，同时又让国家和市场之间脱离了紧密联系。撒切尔通过立法限制工会领袖发动工人罢工的权利，并通过法庭切实地实施这些法律，从而永久性取缔了英国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在1984年至1985年间，由于撒切尔政府颁布政策，关闭非营利煤矿、停止对煤矿业的政府补贴，遭到了全国矿业工会的激烈反抗，引起了一场颇具代表性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撒切尔态度坚决，彻底平息了这批穷途末路的工业无产者的抗议。

这些矿工缺乏正确领导，对他们的事业毫无信心，他们的罢工之所以得以持续，与其说是出于精心部署，不如说是出于绝望。爱德华·希思没能完成的使命（这是后来的工党政府领导人努力回避的难题），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做到了，凭这一点巩固了她的统治。正如这场罢工中，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企图暗杀撒切尔夫人未遂，反而增加了她的威信。与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样，撒切尔夫人幸运地遇到了无能的对手，对手允许她自诩为被压迫、被过分管制的普通大众的利益的唯一代表，将他们从不劳而获、占尽既得利益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除了初期的1979-1981年间的短期经济下滑，英国经济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淘汰了一批亏损企业，提高了产业竞争力，重组了产业联盟，企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利润显著增长。出售国有资产的（一次性）收入补充了国库库存。这并未包括在撒切尔夫人制订的1979年计划之内，私有化本身原本也并没如此多地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毕竟是工党政府在197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出售了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国有股份。但是到1983年，清算国有和国营资产所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促成了撒切尔夫人未来10年的政治资本：“解放”生产者，同时“解放”消费者。

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范围。首先是小企业、小团体（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私有化，政府在这些小企业、小团体拥有部分或绝大部分的股份。之后紧接着便是“天然”垄断行业，例如电信业、能源、航空业，它们的私有化以1984年出售英国电信集团公司为开端。政府还出售了大量国有的战后公共住房股份：起先是出售给现在的房屋居住者，后来又出售给所有的人。在1984-1991年间，仅英国一个国家的私有化的资产金额（按价值计算）就占世界总量的1/3。

尽管国有部分明显减少，而且撒切尔夫人也曾承诺“国家不再是人民的负担”，但与10年前的数字（42.5%）相比，1988年英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基本没变（41.7%），这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不得不支付巨大数目的失业救济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1977年卡拉汉执政期间，失业人数曾达到160万，从而导致政府垮台，成为一时的“丑闻”，而到1985年，失业人数已达325万，这一数字在撒切尔的任期内一直是欧洲最高的。

许多生产率低下（而且以前大多接受政府补贴）的行业的工人，例如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造船工人，他们失业后便再也找不到工作，只有终生靠政府救济生活。如果他们以前的雇主通过私有化将公司转变成盈利的私有企业而保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在钢铁行业尤为常见），公司重新盈利与其说是私有化创造的奇迹，不如说是撒切尔政府通过失业救济将过剩劳动力的成本“社会化”，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关于公共产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问题，多年来，公共部门占有许多重要的经济资产，但从不考虑加以投资利用、更新换代。这些行业自己紧缺资金，它们受到的来自竞争和消费者的压力很有限，他们的管理者已被官僚主义和政治干预腐蚀。在撒切尔夫人的努力下，英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务市场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选择多了（尽管耗时较长，多样化的选择也不尽完善），价格竞争也更加激烈。当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将英国排除在欧盟条约的“社会章节”之外时，雅克·德洛尔指责他将英国变成了“外资的投资天堂”。对于这一“罪名”，撒切尔夫人更当之无愧，而且她还会欣然接受。

作为一个经济体，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英国遭受的是彻底垮台，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轻视国有资源，进而消除国有资源，宣扬个人主义，对一切不可量化的资产表示不满，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这些举措对英国的公共生活体制造成了严重伤害。市民变成了股东，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变成了资产和所有权的关系。从公交公司到电力公司，随着它们的私有化，公共空间市场化了。

如果真是像撒切尔夫人所断言的那样，根本没有“所谓‘社会’之物”，那么人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重视社会产品。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铁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国模式，但之后撒切尔主义统治下的英国渐渐表现出的更多是这种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国家掌控的服务部门资源紧缺，但在那些已经“被释放出来的”经济部门，财富却大量积聚，这一现象在伦敦金融城尤为明显。1986年，英国政府开始放开金融市场，并让其加入到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去，引发了一场金融“大爆炸”。在这场“大爆炸”中，伦敦金融城的投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聚敛了大量财富，公共部门领域严重遭到忽视。随着贫困人口日益增加，轻微违法犯罪现象日趋频繁。私人富裕的实现常常伴随着公众贫穷。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威信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撒切尔主义”拥护者们曾被幽默地讽刺为是一批30岁左右、生活在伦敦东郊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受过的教育不多，却享受高额报酬，物质生活丰富（享有房子、汽车，还能出国旅游，持有公共基金，并制订了私人养老金计划）。这些是他们父辈梦寐以求却从未享受过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可算得上是进入了撒切尔特色的个人主义社会。但尽管是在所谓的个人主义社会，他们和家人仍要依赖国家为其提供许多重要服务：义务教育、免费医疗服务以及交通补贴。因此，当撒切尔夫人及其继承人约翰·梅杰暗示政府有意实行国民卫生保健服务私有化或是国家教育开始收费，公共支持便瞬间蒸发了。放弃支持的那些人正是新富裕起来的，但基础仍很薄弱的撒切尔主义的首批拥护者。

撒切尔夫人离任5年后，约翰·梅杰成功实现了铁路服务的私有化。保守党又一次受到鼓舞，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利润前景充满信心；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梅杰需要找出可以私有化的东西，让大众看到私有化的好处。私有化是保守党唯一的计划，而那时所有可供私有化的部分几乎都已被撒切尔夫人转化完毕。但是，私有化过程中不规范、不合法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是一连串明显可以避免的火车车祸——不仅导致了两年后保守党政府的下台，而且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私有化进程，同时回过头来批判了极端化了的撒切尔主义本身。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党。当这位铁娘子结束对保守党的领导时，保守党这个近一个世纪来英国“天生”的执政党已经没有了计划，没有了领袖，在大多数人眼中，保守党也失去了灵魂。对一位带领她的政党连续3次获得大选成功、执政长达近12年的女士来说，这个评价无疑是苛刻的。但这个评价确实指明了重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执政是独裁统治。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人民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的意愿，而我则是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在重大事件上，凡有人与她政见不同，便会遭到孤立，受到排挤。

不用说，保守党内的老一辈政治家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撒切尔的势力一旦强大，他们便遭到了排挤。她的许多保守党同时代人也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清楚地记得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分裂和阶级斗争的悄然兴起。撒切尔夫人是个激进主义者，一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她鄙视妥协。在她眼中，合乎时宜的阶级斗争正是政治的内容所在。与她的目标相比，她那些常常是突发奇想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是第二位的；而这些政策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的行事风格。撒切尔主义主要是关于如何执政，而非具体做些什么。她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面对的是撒切尔主义之后萧条的社会，他们没有政策、没有目标、没有自己的风格，十分不幸。

也许我们可以谴责玛格丽特·撒切尔毁了保守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挽救了工党，使工党获得新生。当然，从短期来看，她无情地打击了她的工党对手。其实，要不是工党领袖们如此无能，撒切尔夫人也不会取得她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在1979年时，尽管工党领袖深知他们面临的处境，但他们既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无法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动荡不断。工党好战的、集中的党风使其在看待问题上和撒切尔夫人很相似，却是从不同的立场。英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选择保护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国家调控，要么选择开放性市场、自由竞争、私有资源以及最小限度的公有产品和服务。人们再次面对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都要归功于铁娘子。

工党中的传统分子向来态度温和，他们和保守党中的传统分子一样，满怀绝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欧洲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为代表，退出了工党，自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新成立的党派存在时间很短，后来与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党合并。但大多数人尽管忐忑不安，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怀有的悲观主义有理有据。工党领导人迈克尔·富特聪明睿智、魅力十足，却缺乏政治头脑。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厚颜无耻地推出一项与时代不符的竞选计划，不仅企图推翻撒切尔主义，还企图否定以前的工党政府曾做出的让步。英国可能会退出国际经济舞台（并且从此不再坚定不移地追随盟国美国）。不会再有私有化、开放市场、“欧洲化”或其他外国特色的计划。他们这些左翼英格兰小市民企图躲在封闭经济的围墙中，不顾别人的反对和指责，一意孤行，以最终建立起新耶路撒冷。

工党的国会议员都垂头丧气，其中一位议员将工党1983年的竞选宣言简洁地概括成“历史上最长的自杀遗书”，事实证明这一描述是很有预见性的。在福兰克群岛战争中，撒切尔夫人利用“爱国主义精神”统一全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再一次展示了她摆脱困境的超凡才能。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她以压倒性优势一举取得1983年大选胜利。工党失去了300多万选民，失掉了议会中的160个席位。在这次大选中，工党仅获得27.6%的选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取得的最差成绩。撒切尔夫人所宣扬的是否恰好是英国人民所需要的，这一点至今仍不明朗（保守党的得票率并未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民不想要工党提出的计划。

工党历经14年，在3位不同的领袖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1983年的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在政治上，工党要努力摆脱托洛斯基的影响，在（以利物浦为代表的）工党的大本营地区消除“极”左激进主义分子的影响。在社会观念方面，工党需要改正以前的错误观点，努力在思想上与新中产阶级保持一致，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新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工党（和各社会民主党）一直依赖的、现在却日益萎缩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公共部门的雇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工党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在政策方面，工党领导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标，并且对它们重新做出解释。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标已全部实现，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1996年，工党改名为“新”工党，一年后，它的未来领袖托尼·布莱尔说服党内其他领导人，废除了颇具争议的第四条党纲，解除了工党的国有化的义务。1997年，工党终于全面打败筋疲力尽的保守党，再次掌权，这时的工党已经不再提起关于反对撒切尔主义革命的话。新工党在竞选中努力争取“易动摇的”保守党支持者这一小部分人，猛烈抨击高税收、腐败和低效率，这些正是上一时代撒切尔夫人精选的攻击目标。

如果说托尼·布莱尔和他的同僚也都选择谨慎地对待撒切尔执政的时期，对其避而不谈，那绝不是巧合。布莱尔的成功主要依靠撒切尔夫人（现在是女勋爵）的三重遗产。第一，撒切尔夫人使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公共部分的激进政策改为“正常化”，并代之以“私有化”，使英国社会充满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布莱尔所大力赞扬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彻底打败了老一代工党，为新一代工党成员改革工党创造了条件，布莱尔只不过是继承了前人改革的成果。第三，正如我们亲眼看到的，撒切尔夫人毫不容许反对意见，她冷酷无情，这一作风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失去了广大选民的信任。

托尼·布莱尔紧跟撒切尔的路线，也接过了她的许多偏见，但是不像她那样生硬粗暴。他像她一样，强烈地讨厌陈旧的政治语言。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要避免一切关于“阶级”的话题，使这种老式的社会范畴在新工党的语言里以“种族”或“性别”来取而代之。布莱尔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几乎不能容忍非中央化的决策或者内部的反对意见。他也像她一样，宁可让身边都是私营业主。而新工党虽然仍旧模糊地对“社会”负责，但是布莱尔的领导层就像撒切尔一派的核心原则一样，对“国家”始终本能地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

因此，这就是衡量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取得的成绩的尺度。她不仅摧毁了战后的共识，而且造就了一种新的共识。在她上台执政之前，英国公共政策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权的天然源头。而当她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观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在英国国内与国家关系最深的工党的观念上也是如此。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作用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越来越少听到为它辩护的声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当然，仍然有人继续认为，撒切尔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产公有制的条件下）。但是根据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需要的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除了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核心社会商品需要郑重考虑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证能听到同情的声音。

有时候会有人指出，撒切尔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环境情势总会推动英国走向“撒切尔式的”方向：战后的社会契约早已枯竭。或许是吧。但是即使回顾起来，也很难说有谁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应该承认，她操作这场变革的规模是很大的，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任何一个人，若他在1978年的英国睡着了，20年后醒来，他们的国家确实会变得很陌生了，完全不像它旧日的模样，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也相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