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男模”王德顺的戏剧人生：79岁骤成网红，水到渠成也

1983年的春天。由中央戏剧学院发起的“中国首届布莱希特讨论会”在京举行。

会场上，人们在为两位世界级戏剧大师——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德国的布莱希特各持的理论派别一争高低。席间，一个中年男子站起身说，如果大家感兴趣，就让我用表演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布莱希特，什么是斯坦尼。争论停下来了，只见他从容脱去外衣，透过里面的黑色紧身衣，隐约可见其精壮的肌体。很快，肌体进入状态。一会像是人在迟疑，一会像是蛇在蜷曲。观众们的呼吸随着他身体每一次的伸展挪动慢慢吐纳均匀。突然，焐在怀中的“蛇”猛地苏醒，狠狠咬向它的“恩人”。人心一凛，再只见表演者成为了伊索寓言里的“农夫”——他在痉挛，痛苦中埋藏着懊悔。

掌声响起。国际布莱希特学会主席专门走上前，兴奋地握住表演者的手。通过翻译，他知道这个中年人名叫“王德顺”，是来自长春话剧院的演员，表演的是自创哑剧《人与蛇》。

掌声仍在持续，纠缠着记忆穿越时空，定格在32年后——2015年3月25日。仍是北京，中国时装周，已是银发苍髯的王德顺，光起膀子虎虎生风地走在T台上。台下的人在为他欢呼。这一幕迅速传至网络。几小时后，他不熟悉的话语体系在传媒上叫响——“让小鲜肉走开，你大爷来了”；即连“90后”——他一个学生的儿子看了也嚷嚷起来，“老爷子真酷，果断粉了！”

“走秀与我一点关系没有。”事后，王德顺悠然一笑。尽管一炮而红，他深知市场规律——自己是“老戏骨”，却不算明星。

今年四月，王德顺参演的3D电影《轩辕大帝》正在上映。他还是“老戏骨”——扮演戏中的“炎帝”。

“影视永远是导演的作品。”此刻，坐在北京回龙观，常去锻炼的健身房里，身穿仿旧皮衣的王德顺说着，顺手用系在脖上的一条蓝白相间丝巾擦了擦嘴角。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为遍尝人间甘苦的“炎帝”增添了几分孩子气。但他的微笑背后，是不可忽视的世事洞明。他说道：“我有属于我的作品。”

就在走秀半年过后，王德顺的作品《活雕塑——王德顺与他的形体语言艺术》终于出版。为庆祝这部与出版社磨合相当长时间的书稿正式出品，低调的他提前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9月12日，北京当代MOMA中心。他要在签名售书前，表演“活雕塑”。

“我们起先以为与他搭配的雕像是铜的。按照惯常思维，如果是铜像，他拽着它一起演出或许能省点力气。但上他家时，顺手推了推雕像，才知道居然是玻璃钢的——也就是说，这位快80岁的老人拉着它弯曲膝盖往下蹲时，全要依靠脚尖的力量。他的每一动作看似简单，实际上身体的每一关节都在迸发力量。”王德顺在30年前模特学校招收的两位学生王旭与高婕，不由激动地说。尽管她们深知，为演“活雕塑”，她们的老师是在60岁时，下定决心每天坚持锻炼，练就体能与身板。

当代MOMA中心的库布里克书店广场前，聚集的人群远远看到，王旭与高婕等4个女子一身古希腊装束，曳裾而行。她们簇拥的中心是浓妆重彩，身披墨绿色天鹅绒的王德顺。其后，这袭绒布又成了他揭开“天上人间，悲剧爱情”的幕布。

沿着湖畔走来，王德顺凝望舞台，就像祭司打量自己的神台。偶然而红之后，他一如从前——演戏，健身。闲了就在小区附近遛遛弯，最大的乐趣是跟妻子含饴弄孙 。但这一刻，他心怀肃穆。主持人正待介绍，阔别上一次的“活雕塑”表演，他已有20年。

王德顺的记述却飞到更早——1979年，他陪伴女儿报考沈阳音乐学院。考完后，父女俩花光了回程的钱。为筹路费，他跑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打听，你们要模特吗？对方一喜，要—要，你来给我们画。绘画中间，有一学生跟他央求：自己要画一老干部在五七干校，晚上收工回来想家。这该怎么画？

“我马上表演一情节——人倚靠在门边，望着太阳落山发愣。”他兴奋地重演。他记得那天，那学生在场赞道，你身上有戏剧的感觉。“你说对了，我就是一个演员。”他回答道。

二

1960年代。沈阳军区抗敌话剧院不请自来了一个年轻人。剧院没对外发布过招募广告，那人进门却声称，他想来考演员。

他是24岁时的王德顺， 还在301军工厂里当工人。之前，也做过公车售票员。父亲是一个厨子，自己没有任何艺术渊源。若要说有，不过是十五六岁时，他泡在电影院里，盯着循环放映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眼热心动：我这辈子能不能做一个演员呢？

他做过各种努力：在沈阳文化宫参加艺术培训；到辽宁电视台报考广播剧演员；在厂里，自发与人排练独幕话剧《小王的今天》。时逢总后勤部组织演出队在全国军工厂巡演。到达沈阳，他的这部戏又被选中，他加入了巡演的队伍。溜了一圈回来，他清晰意识到：我终于可以演话剧了。

“就这样，我考进抗敌话剧院，一待就是十年。”王德顺得意说起。看得出来，他喜欢那些年的生活。练功，演戏，人透着单纯，快活。老师同学们曾送他一绰号——“拼命三郎”。他想想，自己跟同班同学相比，年龄比人家大，身体也比他们要僵硬，不拼命行吗？

“上形体课——把自己的两条硬腿生生压开，真痛。”他字正腔圆地说，正是3年的形体课，为以后打下了牢固基础。

1970年。王德顺与同为话剧演员的妻子复员，回到长春。妻子的原单位在那里。他们本应随即调入长春话剧院，只因“上面”有人发号施令，他们不能马上归队，先要到工厂磨练几年。于是，演员王德顺又做回了工人。

相比性格倔强的妻子，他倒也能逆来顺受。直到有天，他满身油污地与两个在“抗敌”时的老同事不期而遇。他至今也难忘对方的眼神，“说不清是怜悯还是鄙视”。那天起，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打翻身仗。

三

说来说去，还是得演戏。王德顺的攻略是，在厂里组织与人排戏，争取参加市里职工业余汇演，增加自己上台亮相的机率。

1974年，长春市歌舞团排演大型话剧《第二个春天》。剧组为选角犯愁，意外发现了王德顺。于是文化局借调出他，出演该剧“男一号”。“加上原先不准我们调进长春话剧院的那位领导又走了”——自然，成功扮演那部戏里的“海军司令”，为王德顺迎来了真正的“第二个春天”。

长春话剧院。老演员孙修兰说起王德顺：第一，形象好。他那会演的多是“领导”之类的主角； 第二，用功。一般人准备戏与台词，顶多背十几遍。他却要背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他自有心得，重复就是加强理解。最后，“他演戏晕倒过。”

“我们这代人最初接受的是苏联斯坦尼倡导的表演体系——演出时，演员要充分调动情感，要做到’我就是那个角色’，要达到忘我的境界。”王德顺还记得，当年发生过的戏剧中的”戏剧”——他扮演《万水千山》里的红军教导员。剧情规定，他要在受伤昏迷后，被通讯员连声唤醒，鼓励士兵们继续前行。“我在台上过于投入，真的昏过去了。通讯员一遍遍地叫着，指导员—指导员，我就是不醒。见我这样，另一个演员背过身去，冲我脸上就一巴掌——王德顺，该你说话了。这一下可把我打醒了，才听到别人冲我小声递词——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等我喊出这句时，大幕哗哗落下。”

当晚，他为自己“学斯坦尼学到家”兴奋至极，他飞速骑车回家，快到门口时，一阵强烈眩晕袭来，他扔下车一头扎进雪地里。第二天，医生告知他，他患上植物神经紊乱。“如果再过动情，保不准会得精神病。”

半年后，时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丁扬忠来到长春话剧院讲授布莱希特的表演理论——“要求演员将情感外化。强调演员要知道，自己只是在表演那个角色，永远不能成为角色。”这一与斯坦尼截然相反的艺术观点，成为了王德顺下一十字路口。

“他载着我骑车去聋哑学校，给学生们表演。”孙修兰形容，那段路程相当于从北京的南骑到北。在那里，王德顺建立了一个“聋哑学校哑剧班”。见他成日折腾，剧院旁边理发厅里的伙计问他，到底为什么。他仔细想了想，“其实就是不搞出东西来，不甘心。”

1981年，王德顺的妻子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这年，奥地利著名哑剧大师扎米·莫尔肖也来京讲学。当晚在剧场演出。他的妻子没票，急中生智给莫尔肖的秘书打电话，央求道，“我丈夫也是表演哑剧。所以这场演出对我很重要……”

回到长春，妻子一五一十给王德顺讲解那晚莫尔肖的演出。“我自个摸索了那么久，一听全明白。”他与妻子决心一个编，一个演，共同做出属于自己的哑剧。这里包括了《人与蛇》的创作由来。

“长春是二人转的舞台，不是表演哑剧的天地。”王德顺夫妇心里清楚。与此同时，剧院领导也对他们的“游离状”有所不满，“我们每年对省里都要汇报演出任务。省里没派你去演哑剧，它不属于任务范畴，没法支持你。”

“我们那个时代，叫你干啥就干啥——你没有选择。”王德顺听着健身馆游泳池扑腾响起的水花声说，自己体内生就不受束缚的“活性因子”，“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家的思维还停留在某一阶段时，我就破壳而出了。”

1985年的夏天。趁着孩子们放暑假在家，他做了一个决定——掷硬币。如果字朝上，一家人上北京。

“可往后，咱们的家在哪里？”见他执意北上，妻子担忧地问。

“要知道，那会还没‘北漂’一说呢。”回想起来，王德顺的眸子变得深邃，“可我们都是疯狂的人。”

那刻，硬币在手中，犹如箭在弦上。只见它抛至半空，落下，摊开再看——是字。

那年，他已49岁。

四

王旭与高婕记得，第一次在北京见到王德顺夫妇，是1985年冬。“那是在崇文门一带。为迎接国际博览会，有人找到他们合伙办班。一个任校长，一个做编导，培训时装模特。”

那所模特学校只开办了两届。中途，合伙人撤资。国际博览会终也告吹。

“老师和师母从来没有抛弃我们。他们一方面在中国歌舞剧排练厅，每晚3小时对我们严格训练。另一方面又想尽办法，帮我们在外面联系演出。”王旭比划着，为节省开支，王德顺的妻子拉来便宜布头，亲自为学生设计走秀服装。演出完每人拿到的报酬是十块钱。“老师拿十块，师母也只拿十块。”

她俩隐隐歉疚是，当年自己没从蛛丝马迹中，留心王德顺一家的生活窘况。“老师一家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借别人的房子住。一进门拐进一天井，有一水龙头，正对着他家。屋里乱但不脏，到处是打好的包，好像随时准备离开。吃饭时，他们做的是东北炖菜。我们就没想过那可能是他们家一天的伙食，只知道敞开肚皮地吃。老师与师母始终笑眯眯地望着我们，从没流露过垂头丧气。”

靠给北京各大高校演出哑剧，王德顺一家维持生计。“我们一家人精神上却是富足的，快乐的。”他的话语间饱含一股热忱。尽管如此，他们不可否认，自己创作的“王德顺造型哑剧”——“充满了悲伤的主题”。

《囚》的画面上，人体在蠕动，竭力挣脱捆绑双手的枷锁。“当人的自由受到限制时，脸上的表情传递出悲凉。”王德顺想起了，一次，他与妻子去排练场途经兵马司胡同。胡同口一位老盲人拉着破胡琴，传出的乐声吱吱哑哑，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手持破碗在收钱。那一刹那，心事重重的他与妻子对视，找到彼此间的默契。

“我们的戏剧不想表现生活情趣，而是揭示人生的某种哲理。”他说道，正如《等》——没有故事情节，只有抽象的，包含寓意的一个个等待的姿势。他还记得，1986年4月间，在为文化部与德国大使馆表演的头晚，他和妻子从寄居的亲戚家被“请”了出去。天上飘着雨，两人无处藏身，一头躲进王府井新修的地下通道里。妻子用体温慰贴住他怕寒的膝盖，望着四周横七竖八躺着的“流浪者”，他问妻子，咱们算是到最低谷了吧？该往上走了吧？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剧场演出。公司总经理报幕——今天是由中国的哑剧艺术家为大家表演。我小声嘀咕，哪有什么艺术家？昨晚还睡在地下通道里。”王德顺转过身去，发现妻子眼里噙着泪花。

那晚，“王德顺造型哑剧”彻底征服了台下的观众。德国文化参赞走上前台，发出邀请，“太好了，我们就要你的这台戏参加第十二届科隆国际哑剧节。”

1987年9月21日，王德顺带着女儿王遒赴德演出。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道，到达科隆时，装着服装道具的箱子却丢失了。距离开演只剩3小时，箱子还没找到，“我一股劲地跳着，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让我跳得那么高那么有劲，一直跳到我不能动。我躺在地毯上委屈极了，泪水流进耳朵里，心想我这一生太倒霉了……”

所幸，临上场前，箱子找了回来。那晚，王德顺空着肚子走上舞台。一束光在台上打出一个圆圈。它象征着母体，人们看出里面蠕动的生命即将诞生。生命瞬间变成了爬行的婴儿，蹦跳的少年，奔跑的青年……直到他再也跑不动了，蹒跚着返回光圈。《生命》上演的生死循环，投射出表演者彼时内在的苦乐交替。

“喊声，掌声，口哨声连成一片，沸腾的气氛已达到高潮……艺术家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不能没有观众的掌声……一天的紧张，焦虑，懊恼悔恨已荡然无存。”他在日记结束时写道。

五

1990年代中期。王旭从报纸上意外读到了王德顺的消息。自从他赴德演出，这帮学生与他逐渐失去了联系。“那份报纸开设了一个类似‘争鸣’的栏目。上面就老师的‘活雕塑’表演展开讨论。正向的一方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创新。反对者一方则说，这算什么艺术？就是扭曲的性心理等等。”她说道。

“准确来说，我的‘活雕塑’在那时不是受到批判，而是没有人批准演出。”王德顺纠正道。步入九十年代，他已年近花甲，明显感觉到体力不如从前了，“一台哑剧等于一个人的独舞晚会，这需要多大的运动量？”他想到了另辟蹊径。

最初，他构思“活雕塑”时，还只是想到利用自己的身体表现各种姿势，来表达人类的丰富情感。他的妻子却提出，一台戏是一个半小时，而几个动作又怎能支撑一台戏？他听了也感困惑。

1993年初春。中国美术馆举行“法国罗丹艺术大展”。王德顺在日记中写下：在展厅里，我除了欣赏每尊铜像，也在观察每一个游客的神态步履。值得注意是，有一个女孩伫立在“青铜时代”面前久久凝视。“她在思考什么？我不得而知。但她的神情让人产生无穷的遐想。”

“那天回家后，我把罗丹雕塑的画册递给了我妻子。她看了几分钟突然说，可以排出有情节的’活雕塑’了——你就跟画中的女性雕像演出。‘她’不动，你动。你每换一个动作就是一种感情。感情变化了，情节就产生了。”妻子的话，令王德顺茅塞顿开：情节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戏剧。

他们在画册中挑选了三尊女性的雕像：驱逐伊甸园的夏娃，“罗丹的情人”卡米尔·克劳黛尔，《神曲》中的弗朗西斯卡。王德顺成为了“她们”爱恨痴缠的男主角，共同演绎出了——《苦难的爱情》，《哀求的女人》，《永恒的春天》。

王德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着：1993年12月1日，活雕塑彩排。他的全身遍体都涂上了灰黑色的化妆油漆，头发与眉骨做好了捏塑造型，“心情平静又自信”地等候在国际艺苑艺术沙龙。“幕一揭开，只听观众哇的一声，蜂拥而至，挤到《永恒的春天》雕像前，随即照相机咔嚓声响成一片。三四十人的记者群不顾一切地向前挤着，后面观众不时传出，坐下！不要用闪光灯，谁用闪光灯……气氛实在太好了，多少年没有这么热烈的场面了，又一次得到了满足，又一次感到成功的喜悦。八年前来到北京是我们走的第一步，八年后我们又迈出了一步，这是奇特而艰难的一步。”

但是波云诡谲。几天后，便有媒体声音传出“活雕塑”是裸体展。央视东方时空为王德顺录制的节目播出一次后，立马停止播放。

“1997年，我去北京某高校做演讲，讲的就是’活雕塑’。说好了第二天在校内还有演出，可演讲完后，校领导便取消了演出。学生们不依，质问校方有什么权利决定他们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说到这里，王德顺哼起自己曾在“夕阳红”上唱过的歌：我们等待胜利的那一天……

六

2000年以后，王德顺的学生们偶然会见到他出现在大小屏幕上：有时，他是道骨仙风的慈祥老者。有时又是清宫戏里的老臣子。再有时，他还会在戏中很“潮”地来一段流利的英语。

今年3月底，王德顺匆匆赶往北京北四环一带的一家配音公司。他刚刚参演完一部反映青春期，少男少女成长迷惘的电影。这一回，他要忙着为自己扮演的角色配音。录音棚里，他保持着老派人的行事风格，先询问导演的想法，然后按照对方的要求提示，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对照字幕调整台词的声调与口吻。

“我毕竟还是一个演员嘛。”他洒脱地拢了拢长发。过去的功底在关键时刻总会起点作用，“有一次，我和一个香港演员配戏。我的台词一遍就过。他呢——老是觉得是我按照剧本站在一边干扰到他记词。我也不跟他争，索性完全退出。哪知道，他又挑剔起灯光打得不是时候，又害得他忘词了。周围群众演员哈哈大笑。”一想起这事，王德顺便乐不可支。

不再演“活雕塑”的头两年，他偶尔会给人上上形体课。孩子们鼓励他重出江湖，踏入影视行当。再等到“活雕塑”渐然“开禁”了，女儿跟他直言：你的艺术不是大众艺术，欣赏你艺术的只是极少数的人。现在就是开禁了，让你演出也不一定有多少人看。最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这就是现实。你要尊重现实。”王德顺指的是他为哑剧与活雕塑投入了大半生，却没想到临了，他是因为一次无心的走秀才引起市场关注。

去年3月。他的女儿王遒为设计师胡社光设计的东北大棉袄服装展负责背景音乐。讨论过程中，王遒手机中王德顺的照片深深吸引住胡社光，“这老爷子挺有范的。”

“他是我爸。他是挺棒的。”王遒告诉他。

“你爸得来跟我们走秀。”随后，胡社光又将王德顺的照片交给了自己公司的总裁高婕。她一看，大为吃惊，“这不是我老师么？”

“我当即给他打电话。电话里，他知道我是谁以后，特别高兴。他说，你别来接我了，我坐地铁过去找你。”高婕记得，王德顺背着背包打从地铁口一出来——“精神气质跟过去一样。抬头挺胸，大步流星。”

那场走秀前，胡社光让王德光在T台上全然放开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特别当整台走秀接近尾声时，王德顺再问胡社光该穿什么？“胡社光对他说——您就光着膀子上吧！”高婕记忆犹新，王德顺自信地将身体亮相给观众时，顿时点燃了全场的高潮，那几秒钟成为整个节目的浓缩精华。

那天开场时分，象征东北暴风雪的音乐响起，王德顺在舞台上重拾起多年未演的哑剧《暮年》。那里涵盖了他曾拥有过的梦想与激情。他回想起，若干年前，他将自己诉说灵魂的形体动作全部拍摄下来，拿去出版社想出书。对方告诉他，领导商讨后认为，他穿的裤子太小了，没法出版。除非他们给他备一套紧身衣，为他重新拍照。他拿回了那些图片，一搁近30年。再等他拿出时，世道已嫌他穿得太多。

“不用遗憾，也无所谓传承。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坐得过久，王德顺起身倚在玻璃门前。外面的天色已日薄西山，如同人至暮年。

那一天，他与妻子一同去医院签署遗体捐献。签字时，他对自己说：我的身体活着为艺用人体，死后为医用人体，一点都没浪费。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美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