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往事︱伯尔尼会谈：联邦德国为何与中国失之交臂

1955年，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恢复了自己的主权后，它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另一边的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此在阿登纳结束访问莫斯科的行程，与苏联缔结外交关系之后，波恩政府就很快宣布了“哈尔斯坦主义”，不与任何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此维护自己作为整个德国的唯一代表权。在联邦德国眼中，民主德国仍然是“苏占区”，这就自然阻断了自己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然而进入1960年代，在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柏林危机、加勒比海危机）之后，美苏关系逐步缓和——1963年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美苏关系的升温对欧洲大陆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决定与苏联谈判，并且不再愿意与欧洲各国共享核资源，这些都引起了戴高乐和阿登纳的不满，由此促成德法两国走到了一起，1963年1月的《爱丽舍宫条约》最终促成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形成了所谓的“巴黎－波恩轴心”。

法国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1964年它顶住美国的压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外交史上一次“核爆炸”。相较于法国人的大踏步前进，西德人则显得举步维艰，在国内，亲美的“大西洋派”艾哈德取代亲法的“戴高乐派”阿登纳成为了联邦政府总理。因此，波恩绝不会像巴黎那样与北京建交，但是即便如此，西德还是极力希望能够与中国在经贸方面加强合作，于是就有了1964年在瑞士伯尔尼中国大使馆内的四次接触会谈。

联邦德国与中国为何愿意进行外交接触？

联邦德国的经济界人士一直以来就致力于改善对华贸易关系，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曾经在1957年与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过一个为期一年的民间贸易协议，但到期后未能得以续签。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给联邦德国的经济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各方人士颇有紧迫之感，感觉如果联邦德国不能在对华贸易上积极跟进，中德贸易大有下降的危险，西德在中国市场上将会遭遇法、英、日、意的竞争，因此工商界都希望能够与中国签订一个贸易协定。

联邦德国希望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也不单单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由于长期受到“哈尔斯坦主义”的掣肘，西德难以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因此艾哈德任总理后，波恩希望能在对外政策上制定一套新方针。在外交部长施罗德起草的一份“德国倡议”中，表达了联邦德国想要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但其意图是想通过与苏联卫星国加强联系，从而孤立东德。

在新方针的指导下，联邦德国很快就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了贸易协定，这些协定中都包含一个变相的“柏林条款”，将西柏林纳入协定适用地区——“西德马克区”，以此在外交上造成西德与西柏林同属一个政治体的事实。从政治角度出发，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协定中的“柏林条款”是波恩最大的政治诉求，如果能够与中国签订一个同样含有“柏林条款”的贸易协定，对联邦德国来说，自然再好不过了。

当时，中国外交也正接受着“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指导。所谓“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在毛泽东看来具有两重性：“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既剥削和压迫别人，同时又受到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因此，他们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在这方面，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有共同点。”中法能够顺利建交，很大程度上就是反美这一“共同点”的充分体现。对中国来说，西德也处在“第二中间地带”，因此它也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

中方外交人员对于西德的贸易接触和试探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中国采取主动，考虑不附带任何条件，与西德谈判签订贸易协议，以扩大影响。艾哈德结束对法国的访问之后，联邦德国就开始了更加主动的接触，东方经济委员会主席冯•阿梅龙根和他的秘书拜访了中国驻瑞士使馆代办。他们明确表示这次来访是波恩政府授意的，寻求中德政府签订官方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政府不拒绝，则决定正式与中方外交人员进行交涉。中方认为西德如此主动表明它在对华政策上并不消极，因此觉得不应拒绝对方，通过接触会谈，摸摸情况，做些工作。

但其实联邦德国在这件事上还需要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大西洋派”的艾哈德政府不得不照顾美国的感受，因此虽然外交部准备同中国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他们决定在通知中国人之前，首先把这一打算先告知美国政府。在5月13日决定正式同中方进行接触的前一天，联邦德国国务秘书卡斯滕斯在海牙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美、英、法三国代表。美国代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波恩是铁了心要与北京就签订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了。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在未来可能的中德贸易协定当中，他们最为看重的“柏林条款”根本就不在中国外交部的考虑之列，驻瑞士使馆方面认为，西柏林属于西德马克区这一问题，在波兰、匈牙利那里都得到了默认，当时中苏交恶，这被认为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表现，为了不与“现修”为伍，中方觉得对于“柏林条款”应该坚决不予考虑。

中德第一次接触，却有来自美国的压力

与中国的这次接触，联邦德国定下的目标是：就一项政府级别的易货协定进行谈判，这项协定中必须包含有“柏林条款”。于是1964年5月25日，中德双方的接触性会谈在伯尔尼正式开始，双方主要围绕协定的性质以及有关“柏林条款”的立场表述问题。德方始终将中方所谓的“贸易协定”称为“易货协定”，对此，中方外交人员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差别。在“柏林条款”问题上，德方进行了试探，但中方代表坚持不接受西柏林条款。是否可能将西柏林改写为“西德马克货币区”？德方代表则认为，东欧国家与中国存在明显区别，东欧国家因为要顾及莫斯科所以要改写“柏林”一词，而他们认为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是自由的而且不受拘束的，就不需要做这样的考虑了。

这样的试探，在中方代表看来，是德方在利用中苏关系的紧张来暗示中国应该在柏林问题上改变立场。驻瑞士使馆的外交人员立刻表示：中国政府是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中国政府的立场。

联邦德国原本是想将西柏林包含在协定的使用范围之内，而不再改称其为“西德马克区”，以此更为明确提出西柏林属于联邦德国。但在伯尔尼第一次会谈时，中国外交部就确定了在接触过程中所要坚持的原则——首先，坚持不同意把西柏林包括在协定范围内。中方认为经过一番斗争，有可能迫使西德让步。中国坚持不接受“柏林条款”，这让波恩倍感失望，不过此时联邦德国还要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

中德在伯尔尼接触之前，美国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担忧。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后，联邦德国就把接触情况告诉美国人，想要表达两个意思：仅仅签订一项易货协定，不会起到提高中国地位的作用；而将西柏林包括在协定内，对联邦德国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

可是无论联邦德国与中国将会达成怎样的一种协议，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明显对其都将是不利的，美国自然要努力劝止联邦德国实现这一步。6月12日，艾哈德访问美国，首先与国务卿腊斯克进行了会谈，对于中国问题艾哈德表示，德国目前的利益仅是加深同中国在最小限度上的贸易，关于这项协议的时间表和内容，愿意紧密地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在和约翰逊私人会谈中，艾哈德再次表示，和中国的贸易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一定会和美国就贸易的规模和时间进行协商。

美国对联邦德国提出的要求是，和中国的易货协定最好能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再来推动具体协定的签署。华盛顿的这一要求在波恩看来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类会谈往往都要持续好几个月，与中国的会谈肯定不会进行得很快。同时西德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在美德两国外长会谈中，施罗德就强调，与中国缔结某种协定，真正吸引德国人地方就在于其中的“柏林条款”，德方将考虑试着在1964年内达成此事。但他也向腊斯克保证德国不会做任何让美国为难的事。

矛盾重重，中德最终失之交臂

艾哈德结束访美之后，联邦德国就基本确定要等到美国大选结束之后才真正开始与中国就易货协定做实质性的谈判。当时中国外交部认为西德不会中断与中国的接触，所以决定根据对方的态度来决定继续还是结束会谈，并且在第二次伯尔尼会谈之前就指示驻瑞士使馆，如果对方提及西柏林问题，应该明确表态拒绝，打消西德的幻想。

1964年7月21日，双方在伯尔尼进行了第二次接触。由于在协定时间上要迁就美国，所以会谈一开始，德方代表遵循波恩的拖延战术，提出为了今后的谈判能避开新闻界，建议更换谈判地点。中方代表则表示：看来德方已经为一项“贸易协定”做好了“谈判”准备，中国对扩大双方的贸易很有兴趣。而这马上遭到了德方的纠正，表示只准备就一项易货协定进行实质性会谈。直到此时，中方似乎才意识到，原来波恩只能就一项易货协定与北京进行谈判。

这使得中国方面十分不满，认为联邦德国首先提出贸易协定，现又改提易货协定，这种做法使人不能理解。中国外交部建议驻瑞士大使馆仍应继续对西德保持冷淡，对西德提出的两项建议暂不予置理。如对方再次求见，可以接见，但要求对西德政府对华的不友好态度继续表示不满；同时要明确表示中国对易货协定不感兴趣。

在之后第三、第四次的接触过程中，中方的态度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期间美联社对于中德接触进行报道，说中国表示愿意签订一个包括“柏林条款”的贸易协定，中方以为这是西德通过媒体进行要挟，为此周恩来特别强调，谈判中决不能接受“柏林条款”。而联邦德国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访问台湾地区也让中国政府极为不满。因此在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接触中，中方就彻底表明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柏林条款”，甚至要求，若和联邦德国缔结任何贸易协定，都必须明白规定不包括西柏林。

到1965年初，由于联邦德国与以色列的建交，导致中东外交格局发生了一些改变。中国决定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访问埃及，因此对于与联邦德国的贸易协定谈判就更提不起兴趣了。就这样联邦德国错过了在1964年与中国签订一个贸易协定的机会。

中德为何失之交臂？

对联邦德国来说，1964年与中国在伯尔尼会谈最终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不得不迁就美国的态度，拖延谈判的进程。也可能就像毛泽东当时所说的那样，西德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其次是波恩对于中苏分裂的误判，他们认为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是由于中共已经不再认可苏共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苏联与中国各自处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中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是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确定的。

但是从国家利益这一角度出发，似乎又很难理解。联邦德国从未在外交上承认过台湾，却难以与中国签订一项带有“柏林条款”的官方易货协定，而接受“柏林条款”事实上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外交在对于“什么才是其至关重要的利益”判断上是十分微妙的。

法国与中国在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戴高乐表现出撇开美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这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有利于其分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实施；而联邦德国虽然也想同中国改善贸易关系，但接触会谈过程中，艾哈德表现出来的是尽力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这种依附态度自然不能令中国感到满意，故而毛泽东要批评他听美国话太多了。

而对于中国为何坚持不愿接受“柏林条款”，更大程度上考虑的是自己当时的“反修”要求，在这里，中国更多地考虑是要在德国问题上表现的比苏联和东欧那些国家更坚持原则，甚至希望通过斗争，迫使西德接受一个不带“柏林条款”的贸易协定。因此在这样情况下，对于“第二中间地带”策略其实应该有更加丰富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要与西欧国家改善关系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