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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金融市场对解放妇女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主讲人:陈志武(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主题:金融为什么普惠?——家族·市场·宗教·国家
时间:2016年3月28日
主办:腾讯思享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会、理想国
【编者按】
3月28日,在“金融为什么普惠”主题讲座上,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从《金融的逻辑》这本书中的案例和话题出发,从家族血缘、宗教、历史及人文等角度进行解读。陈志武认为,金融市场推动了恋爱自由。他说,有了金融市场后,以靠婚姻跨期进行风险配置、收入配置的需要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女孩和男孩解放了,是因为终于有其他工具来解决安排方方面面的生存需要。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陈志武演讲内容的摘录:
金融市场对解放妇女关键作用
在中国,18世纪、19世纪、民国时期有这样的现象:一旦发生灾荒,生存受到挑战时,中国人会把妻子或者女儿卖掉。我们研究表明,在灾荒时,妻妾买卖市场中的供给会大大增加,导致妻妾的价格明显下降。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在非洲、亚洲其他国家,这都是非常普遍的,把妻子、女儿作为保险资产规避风险。不过今天有了金融市场,中国社会不再有那么多人把妻子、女儿或者其他人卖掉变现,让一家人找到活路。而是利用金融市场,要么买保险要么通过借贷,让一家人渡过难关。
印度和中国差不多,印度农村很喜欢把女儿外嫁很远,会把不同的女儿往不同方向嫁很远,平均会嫁出去30—40公里左右的距离。几个耶鲁教授研究发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同村之间同时经历灾荒冲击的概率很低,两个村距离越远,同时发生某一个灾荒冲击的可能性就很小。最后他们的研究发现,受到灾荒冲击时,越是有女儿外嫁很远的家庭,应对灾荒冲击的能力就会越好。
但我这里要说的是——之所以在中国和其他传统社会没有婚姻自由、没有恋爱自由,为什么没有这些自由?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浪漫、很傻,没有这样的愿望追求自己爱的人?道理很简单,那些人不傻,但没有进入市场时,想自由恋爱、自己找自己喜欢的对象,嫁给你或者娶你爱的人太奢侈了,你的父母把你养大,他们指望你,利用你的婚姻规避他们的风险,达到经济目的。你一来就要恋爱自由、远走高飞,嫁给你最喜欢的小伙子或者娶你最喜欢的女朋友,没结婚之前也许可以,但到你快要结婚的时候,你父母或者其他亲戚就定了。我听说北方,尤其对女孩来说,舅舅掌握着大权,把你嫁给谁,最后要舅舅同意。那时候,恋爱自由太奢侈了,可望不可及。
但有了金融市场后,以靠婚姻跨期进行风险配置、收入配置的需要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女孩和男孩解放了,是因为终于有其他工具来解决安排方方面面的生存需要,解决风险事件是对我们的生存构成挑战时,实际怎么样活下去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讲,金融市场对于解放个人,特别是对于解放妇女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种跨期风险保障安排
在中国之前之所以有卖妻、买女的传统,在印度有用女儿的婚姻解决跨期风险交易的需要,是因为在没有金融市场时,一旦发生灾荒等风险事件挑战人们生存时,才会被迫采取卖妻、卖女或者卖其他东西的行为。为了说明这一点,先总结一下,对今天人类社会来说,用来所依赖解决风险挑战的方式大致上包括下面这四种:
第一种是今天熟悉的金融市场,货币化的交易。通过货币化、契约化的交易,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跨期交换安排,包括各种类型的保险产品、银行的借贷、储蓄,还有不同的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甚至于房地产基金、实物投资品,还有珠宝、艺术品、油画都可以投入,都可以达到跨期进行价值配置、价值交换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市场化解决方案所包含的内容。
第二类基于家族、血缘网络给我们提供的,也是跨期价值交换的安排,养子防老是最具体的方式,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父母的儿子、女儿,第一个要完成的功能是给父母或者长辈提供未来生老病残的安排。这是基于血缘、家族、网络和相配的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最终达到跨期保障的效果。
第三种安排是基于宗教。我这里讲的宗教可以是多种类型的,可以是佛教也可以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任何宗教、信仰体系。关键一点是,这些宗教起到对不同人之间共同的信任基础非常核心。如果我们都是基督教徒去不同的教堂,但因为这个共同的宗教信仰,让我们之间在价值取向上、行为规范上、行为风格上就有非常多的趋同。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有了一个跨期信任的基础。当然这个是相对于陌生人的。
第四种安排是现代福利国家,有政府的社会福利体系、灾荒、救济或者失业救济。
这四种不同安排,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摸索,慢慢导出来的、达到跨期保障的效果。
宗教与金融
为什么三千多年以后,金融跨期在中东和后来的中国等不同地方发生了,但后来一直没办法进一步发展。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在文化、宗教、理念上,不只是中国,西方社会历来就存在着对货币交易根本的排斥,对于市场化解决人际交往、人迹交易、互助历来都是排斥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所依赖的《圣经》,其实有两部主要的著作:一部是《旧约全书》,一部是《新约全书》。这些年我关注最多的是《旧约全书》的《申命记》,其中第23章第20段说到: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第21段:“ 对外方人你可取利,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好使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祝福你进行的一切事业。”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把钱借给你朋友,不可以收利息,不能用钱赚钱。如果把钱借给陌生人、借给外方人,是可以收利息的。
《申命记》这两句话,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解读完全不一样,这是他们核心的分歧。在基督教牧师和哲学家看来,这里讲的外方人、陌生人是指敌人。也就是说按照《旧约全书》这一段话来说,除非你是把钱借给敌人,否则你是不可以收利息的。我们会想,为什么不可以收利息?今天在中国用钱赚钱甚至不用钱赚钱,没有人心里会很颤抖或者犹豫一下,但基督教很严格,如果违背《旧约全书》、违背《圣经》的教导,还要用钱赚钱的话,等你死的时候是要入地狱,不会上天堂。
犹太教对这段的话解读,给朋友、兄弟借钱,是指只有信犹太教的人才是这里指到的“兄弟、朋友”,非犹太人都是陌生人。这是为什么从两千多年前开始,有人一开始在中东,后来在欧洲社会,一直是犹太人从事金融借贷业务,因为犹太人在宗教上没有禁止,借给其他犹太人是不会收钱的,但借给非犹太人收利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犹太人和基督教之间解读的差别,难道有那么重要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熟悉人类历史甚至更早的历史,跟这个解读有很大关系。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希特勒从小就恨死了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可以从事金融业务,在欧洲过去至少1500年左右,犹太人在欧洲的金融行业一直唱主角,基督教徒一直到16世纪才被解放,也可以从事用钱赚钱的金融业务。但到16世纪新教革命之前,基督教徒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够从事金融交易的。这是为什么过去1500年前,犹太人先从西班牙被赶走,分别在德国、英国等不断地被赶。
16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犹太人只有两三百万人,但这两三百万人几乎被驱赶到欧洲每一个城市,是因为你把钱借给别人时,那个人肯定很高兴,给他雪中送炭,没人拒绝也没有人不感恩的。但放心,等他还钱的时候,没有人高兴。这是为什么在欧洲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犹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给家人、家庭借贷,而且给很多欧洲国王放贷。但这些国王也好、做企业的人也好、欧洲人也好,还有借钱的欧洲个人也好,每到还钱的时候都恨死了犹太人。20世纪的希特勒也是一样,所以他长大后,把犹太人从整个欧洲赶出去,如当时不同的罗马教皇一样。当时罗马皇帝说,我一定要把那些犹太人赶到世界各个地方游荡,让他们无家可归。
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对《申命记》这两句话的解读不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写下了过去两千年左右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史,这个很重要,是很大很关键的差别。
福利越高,越少人去教会
前面我说到儒家体系、宗教、现代市场、政府福利对我们安身立命明的保障、规避风险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那么是否真的这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大家介绍几个研究:
第一个研究,儒家文化影响深和浅,在中国社会规避风险和灾害挑战时,到底能不能发生什么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把香港科技大学龚教授和他的学生做的研究拿出来了,他们将山东107个县自1644—1911年,受儒家影响深和弱的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在对抗灾荒冲击能力方面到底有没有差别?是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大家都按照儒家“三纲五常”来生活安排的县对抗风险能力更强,还是不怎么信儒家文化的县更能够对抗风险的冲击?
龚教授用山东107个县,每一个县的文庙或者孔庙的数量度量在那个县的儒家文化影响到底强还是弱。所以基本的假设,孔庙、文庙越多的县,说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儒家文化的尊重更强。
当然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情况下农民更有可能起义和暴动?受到灾荒、冲击的时候,尤其旱灾发生,粮食欠收,这时候农民暴动的可能性比平时高很多。所以从他们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县和地区,人们对于血缘网络、对于孔家店的依赖度更高,而且也更靠得住。这样一来,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县,即使是他们受到灾荒、冲击的时候,互通有无的倾向性和可能性就会越高。而相对而言,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弱,孔家店不怎么坚固、影响力不是太大的地方,受到灾荒冲击的时候,大家各顾个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大家走投无路,用暴力求生存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儒家文化,根据龚教授的研究,的确在巩固人与人之间、互通有无方面可以做很大贡献,特别是在灾荒、自然风险发生时,越是有很强的儒家文化支撑的家族结构、社会结构,应对灾荒和风险冲击的能力就会越强,用武力、暴力求生存的必要性就会小很多。
当然,尽管是这样,因为儒家为了支持儒家的“家”规避风险的功能、跨期交易的功能,每个人做出的牺牲很多,必须得受“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而且这个要悌化、那个要悌化,要孝敬。
金融市场如果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在争取个人自由上需要个人努力和牺牲。权衡之下,我这样的人,肯定会喜欢金融市场提供的风险保障安排,因为金融市场要求我个人在自然权利方面做出的牺牲很少,但儒家文化主张的等级秩序给我的制约,要我做出的牺牲太大,所以我不愿意,我尽可能地想从这个体系出来,更多地想依赖现代金融市场达到同样的效果。
刚才我说到宗教、教会和儒家支持的家庭、家族,可以有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风险保障的效果。那么现实中是否真的这样? 这里我介绍一个简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1980年到2001年,不同的美国人包括白人、黑人的开支收入调查,他们想知道,在美国人眼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一旦他们的收入受到灾荒或者危机冲击时,谁对消费受影响会更大?
结果他们发现,美国人里,参与宗教和参与教会活动的人,在他们收入下跌时,比起那些不信教的人,他们消费程度要低40%。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信教最后给你的消费、收入保障可以比不信教的人要好40%左右。所以信教有40%左右的保险功能,剩下的60%没办法通过教会体系规避掉方方面面收入冲击带来的影响。
既然我们讲到儒家影响、信儒家的程度深和浅,信基督教、其他宗教的深和浅,都对我们对抗风险事件的冲击有很好的显著的正面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金融市场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保障。
过去很长时间让我很纳闷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社会金融市场是最发达的,美国政府的福利也有不少,但美国比起西欧国家信教程度要高很多很多。西欧很多教堂要么被拆掉、要么被卖掉,转换成其他的,比如做写字楼、酒吧或者迪斯科舞厅。但在美国,尤其竞选总统时,如果不是很虔诚的教徒是选不上总统的。
欧洲金融市场很发达,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很发达,但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信宗教,这好像跟我的理论有很大的矛盾,按理说,美国金融市场这么发达,收入又这么高,政府的福利又这么好,用不着去靠宗教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和支持。
首先是政府福利和宗教、教堂的作用于个人的安身立命、风险保障方面,有很强的替代作用。正因为西欧国家政府福利,包括瑞典、法国、德国的政府福利非常高,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给你提供了生老病残的保障非常好,有没有动力再去找别的保障?没有了。以前我们谈到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放心,非洲人、印度人、欧洲人都这样说。但我希望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历来都是变的,因为人是很务实的,只要我有更好的安排就不需要这个安排。今天我们接收的文化内涵,根据今天的生存手段、生存方式,不靠那些文化支持时,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不管是下大雨还是下大雪都没有问题,天不怕、地不怕、宗教不怕,上帝也不怕,甚至领导也不怕。这是一旦欧洲人能够找到政府福利的支持后,很多人很快就放弃教会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很多人,极力反对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
现在看起来,不管是福利国家的主张者还是宗教的主张者,今天基本都不再排斥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上学期讲《金融与社会》的一门课上就是讲这些问题,我问学生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怎么理解、怎么解释?今天主张政府福利国家的人和主张宗教影响的人,偶尔会骂华尔街的人、要占领华尔街,但总的来讲,没有谁说要完全把金融市场给关掉,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宗教组织的推动者不在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更把福利国家的主张者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这背后的原因是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提供的各种工具有一个前提,即你的收入要足够的高。所以中高收入阶层,基本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在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可以帮助你安排好很多的风险事件、生老病残的需要。但金融市场再发达,对于非常低收入的社会底层人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群体是福利国家的主张者和教会主张者都希望拉过来的群体,也是他们都希望主要服务的对象。于是,出现了一种竞争:如果福利国家,美国也像欧洲这么高福利,那么美国人过不了多少年,就会越来越少的人去教会。所以教会主张者在美国极力排斥福利在国家的膨胀。
信教不信教,发不发展金融市场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基督教进入中国有几百年,但是到19世纪中期,比如1870年左右,各个国家派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讲我们要推广上帝的福音,让更多人享受上帝带来的好处。但是中国人对祖先看得更认真,都去祭祖,在家里的祠堂里烧香,拜祖先。要中国人转过来信上帝、信基督教太难了。1872年左右在北京的会议上,这些传教士达成了共识:为了更好地播散、传播上帝的福音,必须采用下面的策略——中国哪里有饥荒就到哪里去,提供更多的救济,让中国人在灾荒时感受到上帝的福音。所以通过派医生、派很多的教徒到灾荒的第一线救济。这样一来,接下来的几十年转变成为基督教教徒的增长率贡献是极大的。最后,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更现实,只要能够给我一些好处就相信,不给我好处,再怎么说,还是回到祖先的祖坟面前磕头,但我不愿意去你的教堂。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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