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重视主权信用评级信号

2016年3月，穆迪和标普相继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为“负面”，原因主要有三：“财政实力下降，政府债务上升，或有债务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缓冲下降凸显了政策、货币与增长风险”、“政府实施改革和解决经济失衡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4月1日，惠誉宣布维持中国主权评级展望为稳定，该机构早在2013年4月就将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主要原因是“影子银行”问题。

中国财政部回应称他们“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 而且财政部长楼继伟更是公开强硬表示：我们不care评级机构的评级，不用给他们“拜码头”。要知道，在未来6至12个月内，穆迪和标普还将对中国主权评级进行最终评估。如果他们像3年前的惠誉一样最终还是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话，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成本的升高，间接的后果则可能是跨境资本的外流，进而对于人民币汇率、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此次国际评级公司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依然需要我们格外重视。

核心的一条就是，尽快重塑外部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改变他们的预期，而仅仅是底气十足地喊话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真真切切地亮出应对经济困难的韧性和实力，包括两个重要内容——经济运行现状和应对之举。

一方面，工业企业利润下降，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和利润增速趋近零增长，部分省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一些行业失业率快速上升，等等，这反映出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脱节严重。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空间捉襟见肘，货币政策难以有的放矢，反映出传统的宏观调控有效性的下降。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明确表态“如果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我们有创新宏观调控的手段，可以稳定中国经济的运行。”所以在政策形成机制的层面，中国应该没有任何障碍。

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思路，只要思路对头，适合的政策自然会跃然于纸上，反之则是政策摇摆之下的经济脉冲式波动以及市场悲观预期发散式的相互影响。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 “三去一降一补” 的五大经济任务。理解背后实际内涵，才能明白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思路，然后才能落地成实际政策。例如，“去杠杆”究竟是采取什么思路实现呢？当前金融风险的积累确实说明中国经济杠杆率在某些领域已经偏高，但仅凭此就“一刀切”控制社会整体融资规模，并且还通过行业准入、金融监管等手段来强化，是不是合适呢？杠杆率是债务与经济基本面的比值指标，在保证分母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分子端的减法，确实可以化解高杠杆率风险，但如果为了控制债务规模，拼命消减分子的话，很可能到头来分母的降幅要超过分子的降幅，结果则是杠杆率进一步提升。一定要辩证地看，一定要区分清楚，哪些杠杆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评级公司给予评级展望的“扣分”，除了作为大国在战略上的“不care”的表态，更应该检视当前思路是否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即在战术上，应该百倍千倍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