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研究所被撤：法兰西正在去革命化？

需要一场捍卫革命史研究的“战争”？

2016年1月1日，成立于1937年的法国革命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IHRF）走到了尽头，教师、学生及其他所属人员的编制被并入了位于巴黎高师的近现代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modern et contemporaine，IHMC）。虽然从行政上来看，革命史所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并没有消失，主持的史料编纂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所办的电子刊物、图书馆、办公室以及门户网站也没有撤销。

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术单位，属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其编制撤销与人员去向的决定也是由CNRS作出。但这个决定并没有征求该所教师与学生的同意，最后一任所长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教授对此表达了不满。他于1月5日在《历史》（L’histoire）杂志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对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的威胁》（Menaces sur l’IHRF）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研究所的成立是1937年由人民阵线政府时任教育部长的让·扎伊（Jean Zay）批准的，而把扎伊骨灰放入先贤祠的现任左派政府却放任成立于1945年的国家科研中心撤销革命史研究所。而且，虽然现在国家财政不景气，但这一举动并不是钱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合并举动“名为理性，实则官僚”。同时，这一举措有着政治意味，他表示“应该停止将共和国和革命相分离，因共和国是由革命而生”。

不过，这可能因为仅是行政上的事件，此决议在法国各大媒体中并没有引起太多反响，但在史学界内部却引起了震动。政治立场与革命史所相近的《人道报》（L’humanité）在1月12日刊登了塞尔纳以及前任所长让-克莱芒·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的声明；一同刊出的还有以心态史学而闻名的前所长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的访谈。马丹认为尽管从行政上革命史所已经被撤销，但仍需投入精力并联合其他的学者来维系它的存在。而在革命史所的“脸书”（Facebook）页面上，马丹提出，大革命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革命史所正好为全世界研究大革命的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也提高了法国文化的影响力。1月15日，同属左派的历史学团体——罗伯斯庇尔学会也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份由六位法国历史学家联署的声明，他们一方面表达了对该决定的不满，认为在大革命史研究对共和国比以往都更重要的时候，这样的决定实属“威胁”，为此需要进行一场捍卫革命史研究的“战争”；并表示虽然不希望看到革命史所消失，但该机构会继承传统，促进各个研究机构的交流。

由于革命史研究所的国际声望很高，这一机构的撤销势必会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应。有消息称，近日，以佛罗里达大学历史系教授拉夫·布劳法博（Rafe Blaufarb）为首的几名美国历史学家，声援革命史研究所，呼吁撤销该决定。可以预见的是，该事件的影响还在继续。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究所？

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是全法国唯一一个以法国革命为主题的研究机构，其历史可以上溯到1885年由巴黎市政府所资助设立的法国革命史教席，教席首任教授为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代表作主要有《法国革命政治史（1789-1804）》《理性崇拜与最高主宰崇拜（1793-1794）》等。奥拉尔的贡献还体现在史料编辑方面，一部是关于公安委员会的法令与特派员的通信的史料集，另一部史料集则反映了巴黎在热月政变之后到雾月政变中公众舆论状况。他也被视为法国革命“经典解释”的奠基者。

1926-1929年执掌教席的阿尔贝·马蒂厄（Albert Mathiez），1908年还主持成立了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著有多部关于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论文集。他的《法国革命史》在1940年代由杨人楩先生翻译成中文。杨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教授，成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

1937年，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由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夫尔（Georges Lefebvre）创立。他更关注农民问题，两篇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北部省的农民》和《89年大恐慌》均体现了这一研究取向。他的通史著作《法国革命史》《拿破仑时代》均已译成中文，关于革命起因的解释《八九年》（中译名《法国革命的降临》）也已在国内出版。勒氏是将一生都投入学术生命的典范，终生未娶，还曾以80岁高龄穿梭于奥尔良地区的村庄搜集资料。

战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陷入了短暂的低谷。但随着马塞尔·雷纳尔（Marcel Reinhard）继任所长，研究所在革命时期的宗教史以及巴黎城市史研究方面扩展了研究领域。

1968年出任所长的法共党员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与让-雷内·叙拉托（Jean-René Suratteau）、英国学者理查·科布(Richard Cobb)一起，使革命史研究变得更有国际影响力。他们还擅长经济与社会史研究，范围从三级会议召开直到督政府。其中，索布尔与中国法国史学界有密切交流，为中国的法国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很多贡献。在他的帮助下，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得以到法国进修，现在都成为中国法国史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亦有中译本。在他1981年来华演讲之后，华东师大的王养冲教授还主持编译了《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除此之外，他的国家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也是革命史中无套裤汉研究的巅峰之作。

从奥拉尔到索布尔，他们的立场均被视为“正统派”，为法国革命进行辩护，特别是自勒费夫尔起，研究方向多着眼于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故也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随着冷战开始，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又维护革命的“正统派”，也遭到了修正主义史学的诘难。修正派以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和弗朗索瓦·弗雷(François Furet)为代表，和以革命研究所为代表的“正统派”进行了一系列论战，这也是1960-80年代大革命史所研究问题的主要取向。这场经典解释与修正解释的论战，可以参见威廉·多伊尔的《法国革命的起源》的译者序与正文第一部分。

接任所长的伏维尔师从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勒华拉杜里，研究进路独树一帜，以“心态史学”闻名；同时，他在扩大革命史研究影响方面也不遗余力。1989年恰逢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在此前后国际学界涌现了一批革命研究的著作。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弗雷的去世，正统派与修正派的论战告一段落。进入21世纪以来，革命所的研究开始转向，马丹的旺代与反革命研究，盖伊诺（Bernard Gaïnot）的督政府时期民主运动研究，以及近年盖伊诺和勒让（Frédéric Regent）关于革命时期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解放研究均是有代表性的成果。

除了拥有一流的史家之外，革命史研究所在学术活动方面亦有较多贡献。由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在1907年创刊的《法国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Française）长期接受来自革命史研究所的支持，前所长勒费夫尔、索布尔和伏维尔以及2015年过世的荣休教授让-保罗·贝尔托（Jean-Paul Bertaud）都曾任该刊总编。特别是在勒费夫尔任主编期间，正处法国被占领时期，但战胜了物资短缺的困难，没有停刊。在其他活动方面，仅在2008-2015年间，研究所就出版了10部论文集，举办了16次国际研讨会，将1789-1795年间议会的超过20000条法令进行电子化（目前这一工作还在进行）。除此之外，增设了电子刊物，免费更新《革命史年鉴》的内容。

在2015年8月于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塞尔纳教授参与主持了第三场会议，主题为“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同时，国际法国革命史委员会还组织了法国革命史的专场，计有17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发言。该委员会是由伏维尔等学者发起成立，成员来自很多国家，秘书处设在革命所，可见革命所在促进革命研究国际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如何看待革命史所被撤

就当下来看，这个决定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师生的生活。在1月21日（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处死）的聚餐中，教师和同学还是继续着伏维尔教授留下来的传统——吃牛头，以表达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继承的共和精神。

在笔者看来，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巴黎大学被拆分为十三所大学，但对大学的拆分，一方面是出于高等教育公平化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对学生运动的瓦解也是大学拆分的一个原因。

在以英美综合性大学为主导的排名体制下，欧陆大学由于其规模小、专业性强等特点，不能与英美一流高校相比。于是，很多欧陆国家从教育公平性的角度出发，将高等教育资源平均化，这也使建设顶尖科研的资源被分散。在法国，关于大学合并的呼声从没有停止过。进入新千年之后，巴黎就出现了好几个大学之间的学术共同体，旨在促进资源整合以及跨学科的交流。这类平台也为公立大学和大学校（grande école）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2014年9月成立的巴黎-萨克雷大学（Université Paris-Saclay）无疑是法国在理工科高等教育与研究的资源整合方面迈出的一步。同年成立的索邦-巴黎城市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则是高校间人文社会学科共同体中较大的一个，参与学校主要有巴黎三大、巴黎五大、巴黎七大和巴黎十三大。

所以，革命史研究所并入近现代史所也可以看成是此类尝试中的一个具体行动，该所将巴黎各个高校该领域的资源整合起来，办公地点设在巴黎高师，一方面壮大研究规模，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约行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