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东人”：明代辽东人的地方认同

“我东人”：地方认同的形成

自明初以来，身份不同、来源各异的辽东人在卫所体制下的地方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以地方认同为纽带的群体认同意识。成化、弘治年间，辽东著名的理学家贺钦用“东人”指代辽东人，云“往年东人，屡欲展辽东省，夺三岔河之北，老虎林”等地。他在给辽东副总兵韩斌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矧我东人，德公靡忘，尸祝我公，厥维久长。”韩斌之孙，曾任辽东总兵的韩玺在临终前听闻“家人求取南杉木于他州”时，说道：“吾东人，以松木为棺，从俗可也。”可见以松木为棺是辽东人共享的丧葬习俗，韩玺坚持以松木为棺也是地方认同的体现。

由上述例证可知，东人是明代辽东人的自称。谪戍辽东的原监察御史程启充所写的《勘定三城叙》表明，在明代中期的辽东人中东人是比辽人更为常用的自称。《勘定三城叙》写于嘉靖军变平定之后，程启充在描写辽东人对巡按御史曾铣的感激之情时写道：“辽人呼曰：‘微公，吾为大同矣。定倾保大，我东人曷报公？’”据此，程启充称辽东人为辽人，而辽东人自称“我东人”。

所谓“我东人”之“东”即辽东之东，“我东人”的表述显示，至迟至明代中叶，来源不同、身份各异的辽东人，已经形成了比较普遍的群体认同意识。然而，这种以地方认同为纽带的群体认同并不是在明代中叶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明初辽东的社会整合中长期酝酿、逐渐形成的。

在辽东地方认同的形塑过程中卫所体制的推行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卫所体制不但将落籍辽东的内地官军、地方豪强武装、抽垛新军、新编帮丁与归附的少数族群组合成一个相对稳固的社会群体，而且将这个社会群体与作为地理单元的辽东都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辽东人地方认同的形成也与明廷在推行卫所体制的过程中，对归顺的地方豪强与少数族群首领采取了比较公平的政策有关。无论是张良佐、房暠、高家奴等地方豪强，还是归顺的少数族群首领达礼迟、铁相伊，都可以像从内地迁来的征辽将领那样，成为辽东社会中的官籍户族。与此同时，来自内地的征辽军士同豪强部众、抽垛新军等辽东原住民一样，只能成为被支配的军籍户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初辽东社会官籍户族与军籍户族的区分淡化了新移民与原住民、华夏族群与北方族群之间的差异。这无疑是形成地方认同的有利因素。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辽东人在卫所体制的整合下逐渐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边疆军事社会。与周边的少数族群相比，以华夏族群及汉化的少数族群为主体的辽东人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化风俗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华夏之风。关于内地移民与华夏原住民，此处无需赘述，需要讨论的是辽东汉化的北方族群。

正如在元代辽阳行省的不少汉人具有胡化倾向一样，明代辽东的少数族群采取了汉化的策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改用汉名。如，洪武年间归附的女真人达礼赤在三万卫任职，其子孙很快改用汉名。其子名佟敬、其孙名佟昱、其重孙名佟瑛。又如，永乐十年（1412）归附的女真人□亦能哥在东宁卫任职，其子孙很快开始使用汉名。其子名王武、其孙名王辅，其重孙名王言。其二，遵守儒家规范。如，女真人刘志贞。她是三万卫镇抚刘忽鲁秃之女，自幼在其父为她聘请的儒师指导下读诵《孝经》《列女传》。出嫁后，她对公婆十分孝敬。其夫裴贵病危时，她曾暗自“刲股内和縻以奉”，但未见成效。裴贵自知不久于人世，劝她改嫁。她闻言不悦，遂以死明志。

此外，辽东人与周边少数族群的差异还表现在，辽东人是卫所体制下的编户齐民，而周边的北方族群只是与明廷保持羁縻关系的部落民。

与毗邻的北直隶人和隔海相望的山东人相比，辽东人又显现出华夷杂糅的一面。《全辽志》云：

至我朝始徙江淮、齐鲁之民居之。而高丽、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处。故今之浸淫于衣冠文物之化者七，而侏离左衽之遗犹二三焉。（中略）士大夫家以礼义廉节自闲，彬彬若邹鲁城郭之民，庶几近之。若穷乡僻壤，每征召饮食，男女辄聚会，无别坐，情窦之恣，荡无防检。往往触禁伤理，而恬不知怪。此所谓侏离左衽之所遗也。

据此可知，至明代中叶辽东人犹有华夷杂糅之风，明初的情况可以想见。

辽东人与北直隶人、山东人的差异还体现在，前者是卫所体制下的编户齐民，后者是州县体制下的编户齐民。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辽东人在卫所体制的整合下逐渐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边疆军事社会与尚武刚毅的社会文化。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族历史行动者通过血缘、婚姻、同乡、上下级、袍泽、同学、朋友、邻里等关系结成彼此交错的社交网络。这些不同的社交网络之间又通过缔结婚姻、崇拜共同的神灵、共享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等方式彼此关联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在辽东都司的人们又在与内地社会的汉人，东北羁縻卫所的蒙古人、女真人，鸭绿江以东的朝鲜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辽东人与周边人群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以共同生活的地域为纽带的社会认同。

认同变迁与明清易代

明代辽东人的界定是一个涉及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重要问题。目前学界对“辽东人”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指生活在辽东地区的汉人，另一种认为不限于汉人。其中司徒琳的概念最值得借鉴，她认为辽东人指共享辽东区域文化且相互认同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上述概念表明，明代辽东人之间存在一种以地方认同为纽带的社会认同。那么这种社会认同是在什么时间形成的，又是如何形成的，在明清交替的历史语境中辽东人的含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辽东人在卫所体制的整合下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边疆军事社会与尚武刚毅的社会文化。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族历史行动者通过血缘、婚姻、同乡、上下级、袍泽、同学、朋友、邻里等关系结成彼此交错的社交网络。这些不同的社交网络之间又通过彼此联姻、崇拜共同的神灵、共享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等方式彼此关联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在辽东都司的人们又在与内地社会的汉人，东北羁縻卫所的蒙古人、女真人，鸭绿江以东的朝鲜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了辽东人与周边人群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以共同生活的地域为纽带的社会认同。

程启充《勘定三城叙》中“我东人”的表述显示，至迟至明代中叶，辽东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比较普遍的群体认同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辽东人自称东人而不是辽人，含有避免与契丹人建立的辽联系在一起的意味。

明清交替时期，大批逃避战乱的辽东人流亡内地。在传统社会中，对外来陌生人的戒备与敌意是常有的社会情绪。大批善于骑射、强悍刚毅的辽东人突然到来，自然对内地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潜在的威胁。双方的任何利益冲突或过激行为都会增加彼此的仇恨与矛盾。于是，辽东难民遭到了内地社会的强烈排斥。

在双方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辽东人的部分胡化风俗被内地社会有意放大。于是，辽东人“几于夷虏”，“性与虏同”，“天下视辽人不异真满洲”等成为内地社会的主流观点。同时，佟养性、李永芳、孙得功等辽东人先后投降后金，也使内地社会的疑辽、排辽情绪越来越强烈。吴桥兵变后，登州城的大屠杀就是辽东人与内地社会十年积怨的总爆发。

内地社会对辽东人的排斥、仇恨，最终演化为将辽东人视为非我族类的异己。就连倡导“以辽守辽”的孙承宗也呼吁提防“辽将、辽兵，便结成族类，渐成极重之势”。时人陈仁锡还发表了类似西晋江统《徙戎论》的观点“凡辽人潜住省直者，尽数出关”，“以清内地”。

与此相应，部分降清后被编入汉军八旗的辽东人主动采取了满洲化的策略。鲍承先、祖泽润等人归附后都在盛京另行娶妻生子。在袭职时他们优先选择在盛京出生的儿子，并以此建构新的旗人谱系。同时，被编入正红旗的吴氏家族重构了自己祖先谱系。例如，其四世祖吴大圭本为明代辽东的清河守备，却被建构成满洲正红旗包衣，他的名字也被改成了富有满洲色彩的达奎。

总之，辽东人的群体认同在明清之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从与辽东都司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认同，变成了一种介于满汉之间的群体认同。这种认同变迁又与大量辽东人降清的政治选择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时期辽东人的认同变迁揭示了边疆地区社会群体认同的复杂性，也为反思王明珂提出的“华夏边缘”理论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本文摘编自《戍鼓烽烟：明代辽东的卫所体制与军事社会》，杜洪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