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恐怖分子的威胁大过湿滑的浴缸吗？

恐怖分子的威胁大过湿滑的浴缸吗？

本周，纪思道在《纽约时报》发文，探讨人类的非理性思维模式和对恐怖主义的本能恐惧。

事情缘起于《大西洋》杂志的报道，奥巴马常常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表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美国人因在浴缸中摔倒而死亡的概率比死于恐怖袭击要高。但发表时间很尴尬，就在布鲁塞尔发生爆炸前。

奥巴马大致是对的，他说的是事实：2013年美国有464人在浴缸中溺死，部分是在摔倒之后，而2014年美国仅17人被恐怖分子杀害（这是能取得的最新数据）。

作者认为，当然这并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因为在某个时刻，恐怖分子会从炸药过渡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它们的摧毁力甚至会超过9·11袭击。但这的确是一个论据，让我们更理性地应对全球挑战。人类大脑的进化导致我们会对风险和如何应对风险，做出系统性的误判。

对恐怖主义出于本能的恐惧，多次促使美国采取代价高昂却适得其反的政策，比如入侵伊拉克。大举扩大情报系统的规模，以至于现在有安全情报权限的美国人（450万），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七倍。与此同时，特朗普对布鲁塞尔袭击的反应是，呼吁拷问穆斯林或禁止穆斯林入境。即便是共和党的安全专家，也一致认为这很荒谬。

在袭击发生的同一天，詹姆斯·E·汉森(James E. Hansen)和其他一些气候专家发表了一篇论文，称碳排放改变世界的速度比预想的快，涉及的方式可能会淹没沿海城市，并造成比近代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可怕的暴风雨。那么有什么反应吗？无。

今年的选举可能会影响1万年后的海岸线。其结果是，布鲁塞尔熬过了本周的恐怖袭击，却可能熬不过气候变化（该市大片地区位于海拔100英尺[约合30米]以下）。“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恐怖主义和安全风险的反应迅速有力，”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环境问题专家丹尼尔·埃斯蒂(Daniel Esty)说，“但似乎不能动员人们对不那么明显，影响范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问题采取行动。”

作者认为，似乎是人类进化的方式，导致了不理性。

面对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人们的脑细胞还不太适应。大脑的进化可以完美地适合更新世(Pleistocene)，但并不太适合我们如今面临的风险。听到气候变化正在毁灭地球的警告时，我们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担忧未来的部分）只有一小部分会发亮；之后又会回去担心蛇，或现代社会类似于蛇的威胁——恐怖分子。只有气候变化导致蛇的数量急剧增加，我们才会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位。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表示，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习惯应对的，是那种紧迫的威胁，而不是逐步增强的威胁，是那些涉及蓄意作恶的势力，特别是有违道德规范的威胁。在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全球变暖缺乏担心时，他指出：“气候变化是燃烧化石燃料，而不是烧旗帜造成的。”

法国关于仇视伊斯兰教的辩论

本周，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荣誉庭长拉斐尔·哈达斯·拉贝尔（Raphaël Hadas-Lebel）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描述了一场法国关于仇视伊斯兰教的辩论。

这场辩论是从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兼记者卡迈勒·达乌德（Kamel Daoud）为意大利《共和国报》撰写的一篇关于发生在2015年新年前夜德国科隆的一系列性侵事件的文章开始的。据外界报道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移民群体制造了这些性侵事件，而达乌德对此的解释是该地区众多穆斯林正遭受极端性剥夺，而在他笔下，这样的状况造成了“与女性及其身体和欲望的关系并不健康。”

达乌德似乎并未预料到他这篇文章所造成的反应，特别是在其文章被《世界报》转载的法国。在遭到仇视伊斯兰教的令人难堪的指责后，达乌德宣布他将停止其新闻工作并专注于创作小说。

毋庸置疑，达乌德决定写这篇文章需要勇气。2014年，在达乌德发表从被谋害阿拉伯兄弟的视角重新演绎阿尔贝·加缪作品《局外人》的首部小说《默尔索调查》后不久，一位萨拉菲派伊玛目就宣布了一道伊斯兰教令，呼吁以叛教和发表异端邪说的罪名判处达乌德死刑。但这并未阻止他对争议问题的探讨。

在伊斯兰教徒看来，西方的妇女解放并非是一种自由的表现，而是代表西方的道德沦丧。达乌德总结道，“对欲望的愤怒构成了伊斯兰教。上述欲望注定会在西方领土上不时爆发，因为这里的自由是如此的赤裸。”

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反应是迅速的。2月12日，一群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联合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这篇题为《卡迈勒·达乌德的幻想》的文章指责他“重新翻出早已过时的东方主义陈词滥调”并“以此来迎合欧洲大众不断滋生的仇视伊斯兰教的幻想。”

学者们质疑达乌德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观点基于一系列“本质论”，即仅仅通过文化和宗教因素来解释个人行为，而不考虑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发挥的影响。而且批评家们指出达乌德并未提及欧洲、亚洲和北美与伊斯兰教无关的针对妇女的许多暴力行为也是正确的。

但达乌德的批评者也超越了合法思想探讨的界限，他们指责他“轻视”种族主义批评并将其装扮成“人本主义思想”。事实上，他们质疑他是否有权希望穆斯林世界在对待女性的方式和重新审视性禁忌方面进行迫切需要的变革。“我还是觉得这样做很不道德，”达乌德回应道，“我被当做祭祀的羔羊呈送到当地仇恨的祭坛上，并被今天的宗教法庭谴责为伊斯兰教的仇视者。”

这一事件在几位法国作家（及很多法国-阿尔及利亚博客写手）中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他们站出来保护达乌德，对萨拉菲派和旨在迫使他陷入沉默的学者对他的攻击行为持批评态度。就连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也参与进来，表达对达乌德“原创性勤奋思考”的致敬并谴责他的批评者。瓦尔斯利用法国的国家格言辩护道：“自由是写作和思想的自由、是男女两性的平等、是友爱和世俗主义，以此为基础才能建立我们的社会团结。”

在拉贝尔看来，可悲的是，达乌德的艰苦努力仅仅是合法的知识探索沦落为能否批评伊斯兰教的政治争吵的一个实例而已，目前在欧洲展开对伊斯兰教的诚实探讨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没有“德国梦”？

近日，西蒙•库柏在《金融时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德国梦”？

如果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世界上最多彩纷呈的政治人士，那么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很可能就是最单调乏味的那个。即使按照德国政坛的标准，她也是绝对乏味的。德文新动词“merkeln”的意思是“什么也不做、什么决定也不作出、什么声明也不发表”。她从不谈论“德国梦”，你也不会看到她的竞选活动喊出“让德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

即使是在去年夏天她突然向100多万人开放德国国境的时候，她谈及这种唐吉诃德式行为所用的语言也是务实的：“我们可以做这个”(Wir schaffen das)。自那以来德国的中间立场主流大体上保持下来，尽管反移民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最近的地区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即使是在移民危机期间，大多数主流德国政治人士也依然是乏味的务实者。他们的目标是：非常缓慢地渐渐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同时避免灾难。

这把德国和其他大国区分开来。在美国、法国和俄罗斯，政治都是用有关梦想、伟大、英雄和乌托邦的语言来包装的。世界上有务实的政治文化、也有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文化，吊诡的是，更接近乌托邦的是务实者。

库柏认为，乌托邦主义的政治人士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但他们只会让人们失望：每个美国总统在竞选时都将自己宣扬为能够重建美国梦的伟大领袖，然而施政时还得回归现实，很快人们开始抱怨他没有兑现美国梦，梦想毕竟不是现实。作者看来，即使是像《美国宪法》这样的明智文献，往往也会误导人。比如，美国每年死于枪支的人超过3万，其主要原因就是1791年生效的第二修正案。

法国政治也充斥着误导人的陈旧信念。其中一条来自法国大革命，“人民”永远都应该竖起路障阻挠政府。另一条信念被法国左翼视若珍宝，内容是“工人”（想象成社会主义写实雕像中的人物形象）必须反对“老板”（想象成19世纪漫画中戴着高帽的资本家形象）提议的任何事情。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为了恢复帝国荣光，哪怕西方的制裁让俄罗斯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相比之下，在德国，关于伟大的梦想在1945年以后一直是禁忌。战后的第一任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竞选口号是：“不做实验”。后来的继任者施密特(Helmut Schmidt)给出了著名的建议：“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

类似的，欧洲北部多数国家的政治文化都很乏味。1980年代的荷兰首相在党内会议上朗读《圣经》的时候，听起来就像在读一本烹饪书。在任10年后他自豪地说：“我让荷兰更乏味了。”

英国也在缓慢地转向这种乏味的务实传统。甚至连退欧运动的活动人士也不兜售帝国美梦；相反，他们描绘了一个英勇的小英格兰独立签署贸易协定的前景。幸运的是，英国有一个美国政治缺乏的安全阀：所有的英国童话幻想都可以投射到王室成员身上。这让首相可以只做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