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是清明节扫墓吗？

在中国本有和西方舶来的各类节日当中，难得清明节还没有被过成“情人节”，仍然保持着人们心目中的本色：扫墓、吃青团子。公墓人满为患，纸钱涨价，消防和林业部门如临大敌，媒体呼吁文明祭扫、以鲜花替代纸钱，这仿佛就是我们对清明节的全部印象。

但许多中国人或许不曾经历的是，除了清明节以外，其他时候也有扫墓习俗，它甚至是传统上吃月饼赏月的中秋节，以及年味尚浓的正月。

并非只有清明才扫墓

事实上，仅以地域文化错综复杂的闽粤沿海为例，扫墓时间的选择，存在非常多样的地域和族群差异。推及全国，则其复杂程度更不可小觑。

福州地区，在多数人清明祭扫先人墓地的同时，一些村镇居民习惯选择重阳节扫墓。而地处福州地区西部的闽清县，许多人传统的扫墓时节是中秋节前后，清明不进行任何祭扫活动。在南部的莆田，扫墓时间分为清明、重阳和冬至，冬至为大部地区和市区的主流，清明扫墓的地区分布在沿海，也仅进行一次。而在闽南漳州，扫墓时节为三月初三，俗称“三月节”，也即古时的上巳日，相对较为特殊。这个时间扫墓的习俗也传到了台湾，造成漳泉裔民众扫墓的时间差。

对于闽西客家人、广东客家人和潮汕人，扫墓时间则更为复杂，会依照祖先的远近进行不止一次的扫墓。例如，永定客家人在正月开始扫墓，一直持续到清明，对于重要的前代祖先（如“开基祖”等），则要选定日期进行祭拜；潮汕的部分人分为清明和冬至两祭，分别祭扫近祖和远祖。对于一些重要祖先的祭拜，在潮汕地区是颇为隆重的，合族扛着传统的竹篾灯笼上山，将备齐的祭礼铺陈在墓前，这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自家除草式、献花式扫墓，而成为以宗族为单位的民俗活动。

而在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元宵派和除夕派也占有不小的比重。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清明不是扫墓的唯一之选，而在赏月吃月饼、登高、吃汤圆之外，中秋、重阳、冬至等节日也有了不同的意义。

清明节与扫墓始自何时？

一个节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形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此所谓岁时节令，是历代地方志文献的重要一章，而单独成书的也不少，如南朝梁的宗懔，写了一本《荆楚岁时记》，堪称最早的岁时专著。

这本小书里写到了端午、七夕、中元节等今日仍然十分重要的民俗节日，也写到了龙舟竞渡和牵牛织女等相应节俗。但是没有写到扫墓和清明节。

宗懔写了两个和现今的清明节相对接近的节令。其一是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按：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其二是上巳日：“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在引述很多文献作为考证后，作者加了这样一句：“是日，取鼠曲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谓之龙舌<米+半>，以厌时气。”这就是从江南直到广东都风行至今的青团，或称清明粿、鼠曲粿、艾饺、艾粿。这一食品至今和清明节挂钩，与传统的寒食节、上巳日都渐渐为人淡忘，是不无关系的。

清明之所以由一个节气变成一个节日，还是因为吸收了寒食和上巳的内容。寒食本就和清明相近，唐开元二十四年敕令：“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这几天连假相当于把清明和寒食合在一起了。既然有了小长假，那么上巳出游“祓禊”之举也就相应移到了清明。反倒是漳州的风俗仍然有古风，只不过把古时观念里的清明（或寒食）扫墓给移到了三月初三。

祭扫坟墓之举古已有之。《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这是建立了扫墓的物质基础。而到了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时，当时墓前上供已经蔚然成风，以至于那位有一妻一妾的齐国人，居然还跑去墓地讨供品吃：“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但这种祭墓的行为并不合乎周礼，因为士大夫都有家庙，而当时的平民并没有祭祖的资格。《左传》就记了这样一件事：“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在士大夫感叹礼崩乐坏的同时，庶民阶级祭墓之举仍然在继续。到了唐开元二十年，朝廷都意识到，堵不如疏，于是《许士庶寒食上墓诏》里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於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任於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常式。”这是对寒食扫墓的肯定，而过了四年，有了寒食、清明小长假，扫墓和郊游就渐渐合二为一了，该干嘛干嘛去。

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里说：“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好玩的少年人不止在这一天出游嬉戏；而柳宗元则因被贬外乡，祖墓已经四年无法祭扫，树木也被破坏，而唉叹道：“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寄许京兆孟容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朝人的小长假，和今天的我们，并没有过法上的本质区别。尽管如此，“清明戴柳”的上巳日祓禊却鬼的习俗已然面目全非了。

春秋二祭的余绪，礼下庶人的见证

那么其他非寒食-清明-上巳日期间的扫墓习俗，尤其是秋冬季的，又是从何而来？

在中国的传统里，不论是祭拜孔子、妈祖，抑或家族祭祖，多分为春秋二祭，取所谓“春祈秋报”之意，此俗始自古时的社日及释奠等礼俗。

《汉书·郊祀志上》：“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这种社就是现代闽粤地区乡村常见的土地庙之类，现今的闽南，祭祀土地公的时节是二月初二和八月十五，正是春社秋社的遗意。

至于释奠（设荐俎馔酌而祭），《礼记·文王世子》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而《唐六典》中，进一步规定了祭孔的日期：“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以先师颜回配。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从祀焉。祭以太牢，乐用登歌，轩悬，六佾之舞。”这个春秋二祭的日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春秋二祭的涵盖面在后期不断扩展，不仅推及诸神，也推及朝廷褒封的名人墓。《宋史》：“景德元年，诏：‘前代帝王陵寝，名臣贤士、义夫节妇坟垄，并禁樵采，摧毁者官为修筑；无主者碑碣、石兽之类，敢有坏者论如律。仍每岁首所在举行此令。’郑州给唐相裴度守坟三户，赐秦国忠懿王钱俶守坟三户。加谥太公望昭烈武成王，建庙青州，周公旦追封文宪王，建庙兖州，春秋委长吏致祭。”但与此同时，宋代仍然只有高官得以建立家庙，普通人只能“室祭”，并禁止奉祀四代以上祖先。一些地方的世家大族，为祭祖护墓，往往在有势力的寺院中设立檀越祠，或在祖墓附近创设寺庙，也即所谓坟寺。（详参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

元明以来禁令日弛，加上程朱理学主张庶人祭祖、设立祠堂——“君子将营室，先立祠堂於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又“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比朱熹主张的祭四代祖先直接迈了一大步。该议得到了采纳，于是“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宗祠遍天下”，冬至也成为“法定”祭祖日期之一。

历代礼制的变革，让开枝散叶的宗族，得以凭借祭祀的形式团结在一起，宗祠成为社群重要的核心，祭祀活动日趋盛大，也更加有章可循。同时，祖墓尤其是远祖墓、始祖墓，是宗族历史的最好物证，也是远近后裔的心之所向，更是“能保佑的”，其重要性就愈发凸显，因而合族祭墓及春秋二祭的风俗渐浸，中秋、重阳和冬至祭扫祖墓就日趋风行。而近祖、远祖墓分期祭扫，也是家祭和祠祭在扫墓方面的一种映射。

话说回来，在其他节日扫墓的地方，也并没有抛弃这些节日本有的另一些意涵。中秋合家赏月，然后再去扫墓；重阳扫墓，同时登高赏景；冬至祭祖、搓圆子，同时也一起去祭墓；除夕和元宵都临近春节，既然已经团圆，扫墓有如顺水推舟。

细究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年节皆是为家族服务的，因为家族是维系个人和社会的单元，节日和其相关的仪式（包括扫墓在内），是增加家族内聚力的重要途径。每个节日的活动都有不同，一致性在于家族团聚，而不是什么节都包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