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狂欢：江南暮春风俗与南宋“黄金周”

春风又绿江南岸，随着寒食、清明、上巳的来临，江南地区迎来了暮春时节。红梅零落，樱花渐渐脱离枝头，曾经相映成趣的玉兰与桃花也随着雨打风吹去了。彼落此发，银装素裹的梨花、鲜红欲滴的垂丝海棠、林间浅紫色的二月兰与田埂上成片的油菜花们正一起吐纳着青春气息。一旁的绣球花也长出了团团嫩芽，准备在夏初临时带给人们惊喜。

繁花悄然开落，几条扫墓交通专线也按时新增于苏州火车站外，方便人们祭扫先人坟墓。在这段时间里，江南百姓既能感受到草长莺飞的勃勃生机，又担忧抓不住春光，让它在不经意间流去。更有多情人不禁为清明烟雨而黯然销魂。乍暖还寒的季节，若有所失的情绪，使江南的暮春习俗看起来像是在彷徨中寻找一丝寄托。

以水驱邪与临水修禊

《孝经纬》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三月节。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矣。”古人对于“洁”的渴求出于其对死亡的恐惧。季春时节，寒热不定，疾病时来侵袭。古人崇信阴阳二气，认为这是被压抑的阴气或说瘴气在作怪。因此，用洁净的流水来清除浊邪，成为了暮春时节必要的举动。

明代以来，江南地区产生了许多以水来清除浊邪的“方法”。如三月初二以桃叶浸井水服食，传说可治心病。三月初三取枸杞煎汤沐浴，能使皮肤光泽不衰。还有人于清明前取螺蛳浸水，清明后用螺蛳水洒扫墙角以防止屋内生虫。人们对这些方法的信任，大抵都源于上巳临水修禊的风俗。

文征明《兰亭修禊图》

禊，又称禊事，是古人祈福消灾的仪式，通常在三月上旬巳日临水举行，故称上巳修禊。自魏晋以后，上巳节的日期固定为三月初三。《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这里所记载的就是著名的兰亭雅集。

雅集当日，王羲之与众名士相聚曲水之畔，三杯两盏之后，王羲之与友人们不禁联想到频繁的战争与生命之脆弱。他感慨：“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庄周在《齐物论》中告诉世人：生为梦幻，死是苏醒，早逝（殇）反而能使人走向长生（彭）。王羲之并真正不相信修禊的功效，认为死亡总是突然来袭，同时也不接受庄周为消解死亡恐惧所提出的解释。王羲之与名士们相聚饮酒赋诗，并且将雅集诗作逐一记录在册，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一条与身后人沟通的途径——这既是对死亡的投降，也是对死亡的挑战。

寒食禁火与唐人祭墓

提到死亡，介子推之死据说是寒食节的由来。寒食，在清明前一两日，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流亡列国，忠臣介子推舍命追随。重耳夺回王位后，与介子推交恶。介子携带母亲逃入山中，重耳派人纵火烧山，活活将介子推烧死。这一说法大约战国时候就开始流行，《庄子·盗跖》记载：“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传说百姓相约禁火以纪念介子推，便产生了寒食节。

因为寒食禁火，有人用麦苗汁液和糯米做成粉团，流传至今成了江南暮春名小吃——青团。

因为禁火，人们必须考虑制作不易变质的冷食。旧时江南流行取冬青叶汁染米蒸食，类似于道家所食用的青精饭，俗称乌饭。后来，有人用麦苗汁液和糯米做成粉团，流传至今成了江南暮春名小吃——青团。顾禄《清嘉录》记载苏州百姓带着青团去祭祀先人，说：“卢《志》：‘寒食祭先，以稠饧、冷粉团。’……今俗用青团、红藕，皆可冷食，犹循禁火遗风。”

其实，禁火的习俗早于介子时代就已产生，与古人“改火”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古时以木柴为燃料，随着四季变化，人们需要择取不同品种的树木为柴。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木性变化，在点燃后释放浓烟或毒素。从一种木柴改用到另一种，中间以禁火作为过渡，逐渐便形成了寒食风俗。所以早期的寒食除了暮春之外，还有夏、冬各一次。

随着时代发展，“改火”渐渐消亡，寒食便附会于介子推的故事之上。正如同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一样，凭吊逝者提供给人们以保存风俗的合理解释。约从唐代开始，每逢寒食，无论贵贱，人们都要祭扫先人坟墓。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记载：“每遇寒食……想田野道路，士女遍野。皂吏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衣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白居易也有诗说：“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百姓祭墓由来于春秋战国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

先秦时期，人们相信死后精神不灭。当贵族享尽生前的荣华富贵，跨过生死的边界，迎接他的，并不是冰冷的黄泉，而是天上地下的极乐世界。人有魂魄二气，魂飞九天，前往祖先的世界永生；魄则留在墓中，享受随葬品带来的无尽欢愉。这种通过死亡离开人间，去往另一个世界狂欢的意识，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型铭旌上表现得尤为强烈。

然而在当时，从死亡走向狂欢是贵族专享的特权。庶民非但无力购置奢华的陪葬品，多数连棺椁都备不起。工匠们在替贵族修完墓葬后，直接被坑杀。更有女子活活陪葬。

除此之外，王公贵族们还在祭祖方面霸占了特权，他们可以在宗庙中祭祀祖先，也可以前往先人的坟冢祭祀。而庶民不要说建家庙，甚至连墓上的坟包也不允许出现。故而生者很难再找到先人的下葬地，只能在家中祭祀祖先。

约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礼制日渐崩坏，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在先人的墓葬上封土，用作先人墓葬的标记，以便将来上坟时容易寻找。孔子深爱周礼，但对于百姓祭墓的行为却表示支持。《礼记》记载，曾子询问孔子庶民应该如何祭祖。孔子回答：“向墓而为壇，以时祭！”百姓扫墓祭祖的行为，从周代的不合礼法，经过孔子认可后在宗法社会中流传了下来。

宋代“黄金周”使寒食、上巳融合于清明

宋代官方规定有三个“黄金周”，分别在冬至、初一和寒食放假七天。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农耕时代重要的时序节点，而寒食的日期往往在清明前几日变动；三月三有时甚至与清明重合。所以，寒食“黄金周”实际上是以清明为准，前后各推三天，共七日假期。宋代挂着寒食的名义来放清明假期，久而久之，清明便吸纳了寒食与上巳的节庆风俗。

一方面，宋代以后清明上墓取代寒食上墓，成为了新的习俗。南宋戴复古有《清明伤感》诗：“客中今日最伤心，忆者家山松树林。白石冈头闻杜宇，对他人墓亦沾襟。”稍晚一点的吴自牧也曾说：“清明日，诸宫妃王子坟堂，行享祀礼。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

发展到明清时期，江南各地出现了许多家族祠堂，老百姓们也可以像先秦贵族一样为先人举行庙祭了。但是，庙祭更多是祭祀列祖列宗，起到维持家族秩序，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作用。家族中每个个人对于先慈先严养育之恩的追念，仍然寄托在墓祭中。明清以来，家族祭庙往往为家庭祭墓让路，通常都要安排到清明之后再举行。

另一方面，隋唐统一南北后，上巳节逐渐变成了全民的春游节。开元盛世，上巳节的狂欢气氛达到巅峰，《剧谈录》记载：“开元中，上巳节赐宴臣僚，会于曲江山亭，恩赐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这种以皇室为首的节庆活动，低级官员和庶民百姓只能远远瞻望。时移世变，彩舟上下之人皆归尘土，而人群中杜甫写下的一首《丽人行》却流传千古：“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因为节日的调整，原本三月三的全民春游活动在宋代也移到了清明节。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了杭州清明节的娱乐活动，说：“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有人于城郭外寻找奇异的花木，有人在西湖上泛舟行酒，还有百姓赛起龙舟，倾城狂欢，万人空巷！

上巳郊游，春心悠悠；寒食上坟，冷雨纷纷。原本在氛围上判然有别的两个节日，到宋代以后竟浑融为一体。尤其以南宋首都临安为中心，到了清明节，人们先出郊外扫墓祭祀，晚上便携带着各地的土产回城，其后则尽情游赏晚春。《武林旧事》在“祭扫”条中记载了这样的杭城风俗：

“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罍。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若玉津富景御园，包家山之桃，关东青门之菜市，东西马塍，尼庵道院，寻芳讨胜，极意纵游。随处各有买卖赶趁等人，野果山花，别有幽趣。”

受南宋风俗影响，江南地区以清明节融汇了古时寒食与上巳的传统。这些传统流传至今，清明节实际上就成为了江南的暮春风俗的大集合。旧时百姓的观念中，人死之后并不能直接进入极乐世界，而是由生前功过决定身后归宿。但是，只要死后能得到来人的凭吊与祭祀，便能够不断与人间产生联系，达到一种超越生死界限的神格存在。因此，相比对死亡的恐惧，人们更害怕死后被遗忘——“无后”才是真正的死寂。从这一观念说来，介子推、王羲之等伟大的华夏先人，不断得到后人的凭吊与追思，是以都战胜了死亡，实现了精神的延续，乃至永生。这或许就是江南暮春风俗的寄托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