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美国大报｜贝索斯治下的《华盛顿邮报》，变化巨大

就在好莱坞影片《聚焦》（Spotlight）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两项大奖之后26天，我已坐在《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巴伦（Martin Baron）的办公室，与这位被美国人称为“好莱坞英雄”的老报人开始交谈。

《聚焦》故事的原型，是《波士顿环球报》2001年下半年开始的，针对被雪藏已久的天主教神父娈童案进行的同名系列调查报道。而这一组惊心动魄的深度新闻的总策划和总指挥，正是那一年7月才担任该报总编辑的巴伦。影片中的编辑也的确与巴伦有几分相像。2001年8月我到访《波士顿环球报》时，曾与包括巴伦在内的多位高管分别交谈过。

此次访谈，便从这部影片开始。我问他当年最困难艰苦的环节是什么，他说是法律问题。整个调查纠缠于错综复杂的法律禁忌，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中取得突破，揭开神秘的宗教内幕。

《华盛顿邮报》所在大楼外观。

虽然与巴伦勉强可以算是老朋友了，但与《华盛顿邮报》的联系却异常困难。

我有巴伦当年的名片，但只是废纸一张。美国媒体人的职业名片只有公司电话和公司邮箱，一旦离开，所有信息便彻底中断。而《华盛顿邮报》网站并无任何高管或公关、行政办公室等联系信息。我按原《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名片上的邮箱规律给巴伦写了多封邮件，皆石沉大海；按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从来无人接听；按该报网站的“Letter to Editor”去信，得到的总是机器回复。给当年《波士顿环球报》一位记者写信询问巴伦联系方式，得到的也是毫无信息的自动回复。到美国后，我继续从邮报网站上寻找一些部门的电话试着联系，多数也是留言。

上周的某一天，邮报的国内部终于有人接听了，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求对方千万别着急挂电话，容我把话说完，对方总算同意将电话转给总编辑的秘书。秘书Angela听完我的诉求，终于帮我联系上总编辑，进而取得了此次访问的关键性突破。

《华盛顿邮报》大堂。

该报社的编辑部。

也正是从Angela口中才得知，《华盛顿邮报》已于2015年底搬到新大楼办公。3月24日下午大约2：45，我驱车来到该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发现这栋建筑比原先的更加气派。

Angela领我们参观了编辑部整整两层办公区，我得出三大印象：

1、电视屏幕无处不在，总数不下50面。

2、虽然是贝索斯时代的新办公楼，却到处是前老板格雷厄姆家族及该家族鼎盛时期总编辑的名言，并处于重要位置。只有一处可见贝索斯的话语。我问陪同者，这是否是在表达对前东家的敬意，她说是。

3、多面墙上镶嵌着显示该报数字媒体受众数量变化指针的即时画面，24小时分秒不停，以便让编辑部所有成员保持对数字端情况的关注。

该报中兴时期老板格雷厄姆的名言：“新闻是历史的初步表达。”（匆匆翻译，来不及推敲，下同）。

贝索斯名言：“危险在于不进则退”。

格雷厄姆的孙女、前发行人唐·格雷厄姆的名言：“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好理由是：我们的工作会带来不同。”

小会议室玻璃墙上对格雷厄姆家族的介绍。

已故总编辑、报道“水门事件”的主要指挥者布莱德利生平。

走廊里的普利策获奖墙：总共45次。

随处可见的数字媒体量化屏。

根据Angela的安排，我先采访了巴伦。我重点问了贝索斯兼并该报后带来的重要变化、近年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亮点、视频和移动客户端的生产情况、数字收费是否可能成为内容变现的主要渠道，特别是该报”媒体工程师“团队的运作情况等。巴伦一一作答，并详述了贝索斯在数字转型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去年，该报荣获美国2015年度“最佳创新出版商”称号，其网络访客的数量去年第四季度首次超越《纽约时报》，目前与该报不相上下。

本文作者与巴伦总编辑访谈中。

近下午4点，我对执行总编Garci-Ruiz进行访谈。我们的话题仍在数字转型方面，还包括该报近年与全国各地方报纸的“品牌合作”情况，而且我希望了解更多细节。

例如关于我很感兴趣的“媒体工程师”团队，他给了我巴伦未能给的具体数字：60多人！这些工程师分散在编辑部工作的各个环节，深度介入新闻内容的数字化、可视化、融合化的表达。我希望他举例说明工程师的作用，他便打开手机，向我演示一款关于欧洲难民的移动端专题，说媒体工程师从该专题的最初采访阶段就与采编人员深度合作。

本文作者与执行总编辑Garecia-Ruiz访谈中。

执行总编辑向本文作者展示媒体工程师全程参与的一款移动新闻专题。

这两场访谈的信息量很大，时间关系，访谈记录暂难整理。先聊此一记，继续准备对其他报业的采访。我相信在该报的所闻所见，今后至少可用两万字来表达。

俯瞰《华盛顿邮报》编辑部。

编辑部一角。

（原文发表于微信公号：重走美国大报，原标题为《贝索斯治下的<华盛顿邮报>，变化巨大》，澎湃新闻获作者授权刊发。本文除第一张之外的图片版权皆属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