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演员刘钧：越演越不会演了

从“这个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到“我居然被乔祖望感动了”，这是不少观众追剧《乔家的儿女》时对乔祖望这个父亲的复杂感觉。

演员刘钧自述，一开始看原著小说和剧本时，他和观众们一样，觉得：天！乔祖望这个爹实在太离谱了！可要是别人说乔祖望“坏，太坏了”，刘钧听着又别扭。

他觉得不该用“好、坏”两个简单标签来概括人物。“演员的工作，首先就是研究人，琢磨人，然后才能去塑造人物。”所以从塑造人物上来讲，刘钧认为，如果演员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呈现一个人，那人物就不真实了。

《乔家的儿女》剧照，刘钧 饰 乔祖望

“真实的人，他一定有太多的面。”刘钧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中，提起小时候一个让他记忆非常深刻的场景。

小时候在农村，曾祖父由家人一起照顾。奶奶做好饭以后，就让刘钧跟着叔叔去给曾祖父送饭。那时刘钧三四岁，没跟曾祖父怎么相处过，家里孩子又多，“我估计他都记不清楚我到底是谁”。但有一天，曾祖父精神状态很好，突然张嘴说话了，问刘钧：你叫什么？“我回答了他，然后他就颤抖着伸手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条手绢，摸索出一个硬币给我了。”

曾祖父没过多久便离世了，年纪尚幼的刘钧还不懂得哀悼死亡，可几十年过去了，那个被他称作“曾祖父”的男人，摸索出一个硬币交给他的那个瞬间场景，他一直没有忘记。似乎在儿时，刘钧便隐隐感觉到，人的一生，由很多瞬间组成，那些被自己、他人记住的瞬间，就拼凑成为一个人的“定论”。

刘钧至今跟张开宙导演合作三次，《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盛紘，《清平乐》里的范仲淹，《乔家的儿女》里的乔祖望。

演范仲淹的时候，刘钧一度非常苦恼，“我怎么能演范仲淹呢？”从哪里下手，怎么演，完全没想法。妻子宽慰他：谁也不知道范仲淹长什么样，反正演出来让大家相信就行。“我说，那我怎么能让大家相信我呢？她说反正有一点你们是一样的，范仲淹肯定是爱国的，你也是爱国的。她当时真是，把我说乐了，可是后来我再一想，我觉得这句话启发了我。”

《清平乐》里刘钧饰演范仲淹

刘钧查历史资料，读范仲淹的文章，好多次夜深人静，他半夜出去散步，心里一句句默背《岳阳楼记》，试着去想象范仲淹的人生。“他为什么而当官？他为什么做那些事情？我能否理解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为什么打动了我？他触动了我心里哪个地方？我想找到我与这个历史书里的人物，某种联系，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点，我便能离他的精神世界更近一些。”

这件事儿听来还挺浪漫的，翻阅故纸堆，想要去找到与千百年前某个历史人物之间的精神链接。确实，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来说，站在历史长河这一头的“我们”，回头望去，溯源而上，那一头，皆是“他们”。所以只要仔细去看，去听，去思考，我们依然有机会触及“他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刘钧诠释了属于他的“范仲淹”。

现在拍戏，刘钧特别期待遇到“否定”他表演的导演，“把我所有的自以为是全给否定了，‘你的方法不行’，‘不够惊喜’，‘还可以更好’，‘你是在应付’”。在这样的压力和动力下，刘钧逼着自己于表演中“再试试，再换种新的，再往前一步”。

但这样的投入度，带来的“后劲儿”也大。“要是应付着糊里糊涂演完了事儿，赶紧拍完我走吧，那就轻松，但整个人丢进去创作很久，结束的时候就很难剥离，很痛苦，就不舍得。因为你知道这段时光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刘钧说道。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刘钧饰演盛紘

“《知否》我杀青那天，在咱们盛家宅子那坐着，我还穿着戏服，人家化妆老师要给我把衣服换下来，卸妆的时候， 我说麻烦你们等一会，让我自己待会。我就不舍得脱这件衣服，我一个人在景棚找了个角落，哭了一顿。”七个月，跟“一大家子人”一同生活7个月，虽然演的是别人的故事，时间久了也就成了自己的故事。“七个月，突然一大家子要散了，很难过。”

这次“乔祖望”下线，公司团队跟刘钧说，能不能写一个乔祖望的告别文。刘钧想了半天，写不出来，“我跟乔祖望之前已经告过别了”。

刘钧的戏份杀青，和张开宙导演合影

刘钧在《乔家的儿女》拍的最后一场戏，是老宅小厨房着火那段，拍完杀青，全剧组为刘钧庆祝了一下，鲜花欢呼合影热闹一阵，“热闹完之后，人家继续工作，我没事儿干了。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属于这个团队了。那一刻，我跟《知否》杀青是一样的心情，我就顶着戏里那一脸的黑灰，穿个破衣服，在老宅的附近在转悠，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坐，我又哭了一顿。就这样和他告别了。”

公司又劝他，给大家点评一下“乔祖望”这个人物，刘钧也拒绝了，在他看来，戏演完了就该谢幕离开，“我对人物所有的理解，都赋予在我塑造的人物里面了。”

【对话】

“好坏”两个字，太难概括一个人

澎湃新闻：很多观众讨厌乔祖望，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刘钧：说乔祖望很坏，是个坏人，我蛮排斥这种说法的。

我们演员的工作，首先就是研究人，琢磨人，然后才能去塑造人物。所以我觉得，在塑造人物上来讲，我们不要用“好坏”这两个字去简单呈现一个人，那样人物就不真实了。

真实的人物，他一定有太多的面。在我的认知里，人很难用“好坏”二字简单划分，用非黑即白的态度来评价一个人，可能会太武断了。

《乔家的儿女》剧照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我也经常问大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赢了我就高兴，坏人赢了我就生气。那个时候的角色，是很脸谱化的，我们的英雄浓眉大眼，坏人都贼眉鼠眼，就是那样的。可后来我长大了，发现“好坏”两个字，可太难概括一个人了。

你说乔祖望这种人是坏人，可我们身边有没有？有。那我们怎么办？要不把他们都抓起来？还是要批判他们？

他就是正常的人，人性太复杂了，他这个人身上有毛病，但这个戏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戚成钢你说他坏不坏？他是一个非常糟糕、不负责任的丈夫，但这个人全没有可取之处吗？他有可能在父母面前，是一个特别好的孩子。乔祖望也是如此。

澎湃新闻：影视剧表现一个人，应该是需要尽量复杂丰富的，才能成就一个成功的角色。但其实现在不管是个别自媒体，还是部分观众，比较容易先入为主地去看一个人物，对ta产生“非黑即白”的定义。

刘钧：我有看一些观众反馈，看了之后觉得，现在一些孩子看待人物简单化了。我举个例子，比如乔祖望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我看到有评论说：天，他这种人，怎么可能给孩子压岁钱！编剧瞎写！人物崩了！

其实你说人物矛盾了吗？一点都不矛盾，人本身就是这样复杂，某一刻也许你心情不好，或者心情太好，或者一些人事物影响到你了，你说出跟平常不一样的话，做出跟平常不一样的举动，这都是很正常的。

一位父亲对孩子特别慈爱，难道他就没有对孩子生气的时候吗？一个人特别勇敢，难道他有没有怯懦的时候呢？都有的，因为我们不是机器。

乔家全家福

澎湃新闻：上次群访的时候，你说不怕因为角色而被观众骂，比较好奇，在职业生涯之中，你有怕的事情吗？

刘钧：我跟你讲，演员最怕的是自己的角色没演好。做任何工作的人不都这样吗？很怕工作没被认可，或者是搞砸了。

大家骂我如果是因为乔祖望这个人物，大家讨厌这个人，觉得他太可恶了，这个我是不怕的。因为看文本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也是特痛恨这个人，我的感受跟观众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我最早看剧本时，我说：天，这个爹也太离谱了！

我没演过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真是不知道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我必须根据文本上的东西，用我的理解和想象赋予人物，然后跟导演、跟对手演员碰撞磨合，最终才呈现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对我来说，我完全不知道观众喜不喜欢，接不接受，我也是特别忐忑。不光这个角色，别的角色也是如此，跟话剧演完一样，在大幕拉开之前，我是紧张的，我不知道在台上迎接我的是嘘声、骂声，还是掌声，我不知道。

《乔家的儿女》剧照

遇到契合的团队和导演，真的太幸运

澎湃新闻：那面对这种人物评价极端化的趋势，假如说反馈给你的声音没那么客观，作为演员要怎么判断自己表演是不是完成得足够好？

刘钧：这也是个课题，现在想要看到特别客观的评价比较难。以前杂志报刊上，会有那种特别专业的影评剧评，从文本上，表演上，导演的手法上等等方面去做分析。现在我不知道哪里去找那种特别客观、专业、犀利的评论文章了。

但我时刻警惕一种情况，比方说我这个戏演得很一般，可我却陷入自我欣赏，然后我问朋友，你觉得我这戏演怎么样？人家说挺好的，很棒。我又问张三李四，他们都这么说，我就信了。但人家跟你关系好，人家能说什么？又或者好像大家一直觉得你就是好演员，你就是厉害。时间久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到底演得咋样了。

《乔家的儿女》剧照

如何时刻保持清醒，很重要，这个行业是没有止境的，作为演员想让自己进步，要提高自己的审美。审美一直在进步的话，你的审美也能对你的创作起到检验作用。再一个，我觉得要跟比你厉害的人合作，厉害的团队，厉害的导演。

你知道吗，我现在拍戏，特别期待遇到这样的导演：一去之后，我所有的表演导演都说不对，让我一下就傻掉了。这种导演不多，我特期待遇到这样的导演，把我所有的自以为是全给否定了，“你的方法不行”，“不够惊喜”，“可以更好”，“你是在应付”。

我特别怕什么，一拍戏，你就拍一遍之后，周围就是“特别棒”“特别好”，其实你自己知道并不好，但大家说很好，然后拍得也很顺利很快，这个就很没意思。

澎湃新闻：我个人感觉，好像越有经验的演员，越容易遇到一个问题，用三分力就可以完成这场戏了，就足以应付这个角色了，好像用以前使用过的某种技巧、某种人物的形象，就可以完成了。

刘钧：对，如果我想着，我的小聪明完全可以应付这个角色，那就是在偷懒的。所以就需要外部力量逼一逼咱们，得跳出来，彻底打回原形，成一个小学生了，我就得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地全部重头开始学。

有时候你自己逼自己还不行啊，不一定有这样的客观条件。大家拍摄都是很紧张的，你想再逼一逼自己，但可能团队会觉得足够了，不能耽误后面的拍摄进度。

遇到特别契合的导演和团队，真的太幸运了，演完你自己不满足，导演也不满足，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怎么能更好，一场一场，甚至一个镜头一句话一个眼神，每个细节我们都去琢磨。创作整个过程会很煎熬很痛苦，但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后，你最后的结果出来，一定是开心的。

《乔家的儿女》剧照

澎湃新闻：那张开宙后导演算是你觉得特默契，特抠细节的合作对象吗？

刘钧：当然很默契，他也不是说全盘否定，但比如《知否》的时候，一场戏演完，他也不说什么就看着我，或者皱了一下眉头，或者他说“我觉得挺好，但是能不能更好一点啊”。我就知道导演出题了，导演不满足。

那时第一次合作，还没现在默契的时候，我会问他应该怎么样，他就笑，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刚才这样也行。这种话听着多难受啊！（笑）我赶紧找个没人的角落一坐，就开始琢磨，这种方法不行，我再换一条路。

澎湃新闻：能举个例子吗？

刘钧：比方说我们表达人物的悲伤，常规就是哭嘛，但导演不满意。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让镜头别对着我的脸，我给一个后背，后背在那抽动，让你感觉到我在哭。或者明明是笑着演的，但观众看了，让观众知道这个人物内心很难过。

剧本里是一行字，“他难过了”，但表现“难过”这两个字有很多方式。这些方式里，你扔掉一些此刻不适合人物和环境的，找个“更好”的。注意，只能是“更好”，没有“最好”。表演没有量化的标准，你说谁“演戏绝对是最好的，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的”，这话是扯淡。

《知否》剧照

澎湃新闻：现在回望，如何看待《乔家的儿女》这个戏？

刘钧：我们这个戏它有个主题：每个人都选择不了原生家庭。从出生这方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平等的，为什么有人出生在大城市里，有的人就出生在贫困山区里头呢？我们改变不了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生活还是要向着阳光去找寻希望。哪怕你摊上苏大强那样的爹，你照样可以成为苏明玉，哪怕你爹是乔祖望，你照样可以去追求你向往的幸福。

澎湃新闻：是在什么契机下喜欢上影视的？

刘钧：我妈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她爱看小说，爱看电影，我小时候跟着大人一起看了很多，一部电影能看很多遍。小时候没钱看电影，电影院墙头我都翻过。有时候电影院一场电影快演完了，门口就没有人把门了，这时候哪怕进去看个结尾的10分钟，我都很满足。小的时候就觉得，电影是个好神奇的世界。

2001年《康熙王朝》中刘钧饰演顺治

澎湃新闻：那在真正接触这个行业，成为演员之后呢？

刘钧：真正接触这个行业之后，发现做个好演员真是很难。把一个戏、一个人物演好，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况且每次创作还都是新的，新的团队，新的环境，新的人物和故事，你根本不能用之前的经验“复制粘贴”来完成新的创作。

这些年我觉得，越演越难，越演越不会演了，因为你知道的越多，越觉得表演的可能性越多，而且越演越不容易知足，对自己要求越高。现在看我年轻时候的东西好幼稚，那10年以后，回头我再看今天演的“乔祖望”，我一定也觉得太多遗憾了，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有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演员很像小孩子，永远是不满足的，永远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去做的尝试。演员一定要有童心，时时刻刻都像孩子一样：对任何事物都有着迷，感兴趣，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千万不要固守在一个所谓“成年人的世界”里头的规则，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长成“大人”，那就越演越没有生命力了，越来越油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