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

在去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的莫伦贝克忽然成了全世界的焦点。最近几天的一系列激烈冲突，进一步把这个地区暴露在各国围观群众的目光下。在目前所见的热烈讨论里，最打动我的是BBC的一个主播去年11月（巴黎恐袭后）追问比利时前首相的问题：为什么是莫伦贝克？你们比利时的内政是否在这里出了问题？ISIS的蔓延，究其本质，是否其实是一种本地化了的事件？

去年12月，我闲着无聊去比利时转悠了几天，碰到了一个特别能聊的Airbnb房东。她主动跟我聊起莫伦贝克区，说那里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跟比利时人普遍的排外保守乃至种族主义的态度不无关系。虽说那里以前是郊区工业中心，但是重工业衰落、运河冷清之后，整个区域逐渐变成北非和阿拉伯移民聚居地。

尽管人口快速增长，公共服务设施却没有跟上。教育、医疗，等等等等，应有尽无。年轻的移民二代们纷纷辍学，继而在就业市场上受歧视，只能通过各种灰色、黑色手段谋生。于是莫伦贝克也就在当地的话语里变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地带，毒品、黑市、犯罪、黑社会...... 如果经济恶化到连这些谋生手段都会受阻，接下来被IS招募也就几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哪怕他们很多人之前并不信仰伊斯兰教。

看似全球化了的世界，看似无处不在的ISIS，其实就扎根在这些琐碎平凡的本地细节里。这就是 Doreen Massey 想借助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概念加以说明的东西。在面对这些细节和后果时，请先不要轻易下定论，急急忙忙地去指责某些人、某些族群或者某种宗教。我们，以及有司，在做这些指责之前，是不是应该反思：比利时政府做错了什么？面对大量移民涌入的郊区（或城市边缘），他们本应该做些什么，能够让事情不会走向如此糟糕的局面？

这些反思很重要，无论在政治还是在地理层面。但本文的目标并没有如此宏伟。我只是想用莫伦贝克作为引子，把这几天带学生在东伦敦做田野时的所见所感给素描出来——毕竟，这里像莫伦贝克一样，也曾被归入 "城市边缘" 的范畴。

伦敦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群市镇的集合。事实上，直到今日，伦敦市长 (The Mayor of London) 总共也才只有两任。现任是 Boris Johnson，前任是2000年就职的 Ken Livingstone。在那之前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伦敦是没有“市政府”这一行政级别的。这其中牵扯到的左派前“市政府”和保守党/撒切尔夫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大概也反映了英国中央政府鲜明的集权特征（而不是什么大宪章、分权、自治之类的招牌）。这个话题暂且按下，留待日后再写。

大伦敦地区总共有二十多个市镇，其中只有两个获颁特许状，拥有城市权，一座是威斯敏斯特，另一座是金融城 (The City of London)。 金融城的别名叫 "一平方英里" (The Mile)，足可见其袖珍程度。但这并不能阻碍它的影响力：这里有英格兰银行（和它庞大的地下金库），有伦敦证券交易所，有各种各样的“总部”。虽说东边新建的金丝雀码头分流走了不少巨头，但是这里依然是名副其实的欧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

就在这一平方英里的边缘，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和生活，并常被贴上 "East End" 的标签。那曾是一个贫穷、疾病、无序的地带，是开膛手杰克盘踞的场所，是混杂着孟加拉商店和索马里难民的社区；那里有着英国巴洛克风格的教堂、乔治时代的联排别墅，但也有整个英国最大的清真寺。初看上去，这里似乎跟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并无不同：没落的城市边缘，杂居的各色人群、看似停滞了的社会流通渠道。

但如果深入这里的街巷，事情又变得完全不一样。故事实在太多，这里就讲一讲具有代表性的福涅尔街 (Fourneir Street) 吧——它就坐落在 The City of London 曾经的城墙之外；城墙是罗马人的遗存，直到中世纪晚期一直是划分城市内外的界线。

这条不长的街巷紧挨着 Spitalfields Market，东侧与著名的 Brick Lane 毗邻。我们从这个市场说起：Spitalfields Market 由查理一世下令兴建，后经查理二世扩建（多么悲催的身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在 The City of London 的城墙外有很多荒废的空地，不如拿来建成集市，既能方便本地居民，也能趁机收点税。这个市场一直演化和扩展，后来逐渐成为伦敦全城的蔬菜水果批发集散地，直至1991年迁往远郊的Leyton。

因为这个市场，在17至18世纪遭受严酷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有不少搬到了英格兰，并在这里落脚。邻近的福涅尔街也逐渐成为胡格诺教徒们的保留地。他们不少人来自南特和里昂，掌握着相当先进的纺纱技术，并纷纷在福涅尔街上兴建前店后厂的建筑——确切地说，是下店上厂：底层橱窗展示样品，阁楼放置纺纱机。为了满足居住和生产的双重需求，这里的阁楼都建得相当高，甚至可比肩晚近时髦的所谓"loft"。就在这条街的19号，一个叫霍华德的胡格诺教徒后来纺出了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礼服所用的全部丝线。

经济实力的积累逐渐让他们有能力兴建自己的教堂。1743年，在福涅尔街的东端，一座雄伟的胡格诺派教堂建成启用了。但在乔治时代晚期，胡格诺人的生意逐渐式微。与此同时，大批犹太人从东欧和俄国移居英格兰，并且像当年的胡格诺教徒一样落脚在福涅尔街上。他们自然很快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经商能力，并且最终控制了整个街区，包括街区的地景和建筑——在1898年，当年胡格诺教徒兴建的教堂被犹太人改建成了自己的教堂。

犹太人的崛起并没有让伦敦东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9世纪中晚期，整个东区（包括福涅尔街和砖巷在内）的贫穷和混乱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当时的政府还没有演化出“福利国家”的特征，各种社会事务基本都由“社会改革家”们 (Social reformers) 操持。他们建成妇女儿童救济中心 (现在是LSE的一座学生宿舍)，法律援助中心，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志愿服务组织，儿童玩具交换中心等等等等。在做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没有歧视所谓“外来人口”，虽然最终效果并不如设想的显著，但的确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

于是在这个城市边缘，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闻名遐迩的开膛手杰克（作为一个事件，以及一种空间的表征／再现），而无恐怖袭击、族群冲突或其他更为恶劣的结局。

到了20世纪之后，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移民逐渐成为落脚伦敦东区的主体族群。像之前的每一个移民潮流一样，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带来了自己的烤肉店、咖喱店、街头小摊点和露天市场。随着穆斯林成为这个社区的主体，最终，福涅尔街上的犹太教堂在1970年代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新教教堂到犹太教堂，最后到清真寺，这个空间转换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也可以被视作一种隐喻。这个空间隐喻所再现的是伦敦金融城边缘过去三个世纪的社会过程及其囊括的经济和人口巨变。这样的巨变并不能用简单的诸如 “落脚城市” 一类的概念来归纳，因为后者往往只强调整个社会过程的某一个面向，而忽视了其他很多极为关键的要素和瞬间。

这个街道所在的市镇政府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 并没有把孟加拉人和他们的宗教、习俗、文化视作洪水猛兽，反而尝试着用孟加拉移民和他们故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推进本地街区的发展。现在走在福涅尔街旁边的砖巷 (Brick Lane) 里，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会发现他们的路牌都已经变成了英文和孟加拉双语书写。不仅如此，雄心勃勃的市镇政府甚至还在努力搞个大新闻，把这整个区域变成 "Bengla Town"。

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在东伦敦和莫伦贝克区存在着相当的区别，而 “落脚城市” 之类的概念则倾向于用某种同一性（比如过度强调移民的社会流动）抹杀这些在地性的差异，因而必须进行批判性地反思。在此，仅止于描述差异似乎不够，我们还需要思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空间话语 / 路径能够被应用过来，进一步解读和反思像莫伦贝克、福涅尔街这样的城市边缘？

再进一步追问，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当城市持续扩张时，我们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界定城市的边界与边缘？在任何尝试界定城市边缘的话语里（比如最近流行的 “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我们该如何探究隐藏其间的政治和政治经济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