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琉球小国如何周旋于各方势力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琉球国世子尚贤派遣正议大夫金应元、使节吉时逢等赴华朝贡。令琉球使臣一行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踏上大明天朝的国土不久，就遭逢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也就是甲申之年的明清鼎革。滞留中国的琉球使臣不但成了大明王朝日坠西山悲情时刻的亲历者，同时也被卷入各种政权交锋的漩涡中，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艰难抉择。

晚明朝廷屡易主，琉球一路追随

据琉球国官修史书《中山世谱》载，崇祯十七年春，琉球使节奉表来华朝贡，还带有两项重要使命，一是为年轻的世子尚贤请封；二是请求明朝加大对琉球白丝的采购量。

自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国接受朱元璋诏谕，加入以大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册封朝贡体制以来，一直是这一体系的重要成员，也得到了大明王朝在经贸、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在册封朝贡体制的框架内，琉球国每代国王必须经过明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才能践祚。以此为前提，双方才能正式往来，并以朝贡交易的名义开展商贸。封贡交易，互为表里。

4月，琉球国使节一行抵达福州，依照旧例，使团人员在福建市舶司专门为他们设置的旅居馆驿“琉球馆”（柔远驿）休整，贡物则由承宣布政使司接纳，储放于馆驿边上的“进贡厂”里，择时北上，进奉给皇帝。

琉球国远处东亚汪洋一隅，消息闭塞，使臣赴华之前对近年大明王朝局势的嬗变几乎浑然无知。4月25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两天后，崇祯皇帝在宫苑后的煤山自缢，立国270年的大明王朝灭亡。攻下北京后李自成、刘宗敏挥师往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决战。在吴三桂主力与清军优势兵力的联合攻击下，“大顺”军全线溃败，退往北京。清军乘胜追击，6月5日，多尔衮进入北京，清朝入主中原。6月19日，在明朝残余势力的拥戴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突遇惊天巨变，琉球使臣的行程不得不做出调整。原拟从福建启程北上京师朝贡的琉球使团只能中途改道，往南京觐见弘光帝。偏安南京的弘光帝嘉许琉球国的忠诚，厚待了他们，批准册封尚贤和有关白丝贸易的所有请求，并拟派礼科左给事陈燕翼、行人韩元勋作为正副使前往琉球册封。但册封琉球新王一事，所涉繁杂，筹备须得经年乃成，还未待南明册封使臣启程，南京就被清军攻陷。随着弘光政权的灭亡，陈燕翼、韩元勋也成了中琉往来史上有名无实的册封使。

1645年6月，在福建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戴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是为隆武政权。琉球国使臣毛大用、阮士元原本受命正要北上南京去给南明皇帝进贡，凭吊崇祯帝，刚刚抵达福州即得知弘光政权已经覆灭，于是转而与福州的隆武朝廷取得联络，进献贡品。而且琉球国又派王舅毛泰久、长史金正春为正副使来福建庆贺隆武帝登基。

琉球归顺大清，一波三折

毛泰久、金正春两位琉球使节没有直接觐见隆武帝，把入贺表文及贡物交给福州地方政府后，即举帆归国。没想到，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清军很快就挡住了他们的归途。

11月，清朝大将军贝勒博洛沿着仙霞古道入闽，杀入福州，隆武政权灭亡，福州全境被清军控制。琉球使团无法回国，进退维谷之际，使船又遇到海盗袭击劫掠，孤立无援的琉球使臣最后只得向清军求救。使节们改衣剃发，拜见福州清军首脑贝勒将军，告之琉球国有投诚清廷之意。贝勒将军遂将琉球使臣带往北京觐见顺治皇帝。

然而，归顺之路却是一波三折。顺治皇帝以隆重的规格欢迎前来投诚的琉球使节，宴饮的规制和赏赐并不比前朝逊色，但对于琉球有关请封和贸易的表文却不予回复。按清朝的对外政策，明朝的属国只有交还前朝敕印文书，重新得到清朝的确认后，才能建立册封交易和正式往来。1646年4月顺治根据礼部的奏请，派遣土通事（福建河口翻译）谢必振与在京的朝贡使一同赴琉球诏谕并催缴明朝敕印。

谢必振等诏谕使团一路极为坎坷，南下福建途中遭遇强梁和海盗的劫掠，行程大大受阻，原本三个月的路程，两年后才抵达福州，而琉球世子尚贤已在此前病逝。1649年，谢必振使团从福州起航前往琉球，在闽江口五虎门开洋出海后竟遇到飓风袭击，船只偏离航向，顺海流漂到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藩(鹿儿岛)，经查验核实后，才被送往琉球国。次年，谢必振完成诏谕使命后，琉球国派遣周国盛、通事梁廷翰护送其归国，并一同进京再次向清朝献上表文，请求册封。这次琉球国使节没能按规定上缴前朝敕印，清廷大为不悦，把梁廷翰等人遣回。1652年，清廷再次派遣谢必振到琉球诏谕，重申清廷的册封前提与原则，措辞颇为严厉。面对清廷强势的催讨，琉球诚惶诚恐，1653年，世子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荣等使节赴华，庆贺顺治登基之际，将珍藏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明朝敕印缴还清廷，并请求册封并下赐新印。这以后，清朝与琉球缔结册封朝贡关系才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1654年，顺治帝命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行人王垓作为正副使册封琉球新王尚质，前往福州进行相关筹备工作。因彼时福建东南沿海郑成功正与清军激战，使团迟迟不能出发。直到后来郑成功在台湾病逝，东南沿海的压力大大减轻，康熙二年（1663年），张学礼、王垓等人带着诏书、敕谕、金印各一和赐物前往琉球册封世子尚质为中山王。这是清朝入主中国后首次册封琉球。

琉球加入清朝主导的册封朝贡体系后，定期朝贡，不仅与清朝的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的种类也更丰富，清琉关系进入了稳定、健康的发展阶段。但十年后一场突发的事变，又使步入正轨的清琉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朝爆发“三藩之乱”，吴三桂在云南，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发动叛乱，“三藩”祭出“兴明讨虏”旗号，得到明朝残余势力的响应，势力一时达于大半个中国，清朝政权面临严重威胁与考验。

据《中山世谱》载，这一年，琉球国派遣耳目官吴美德，正议大夫蔡彬前往北京朝贡。翌年春自北京出发南归，抵达苏州时恰逢耿精忠谋乱动兵，无路可归，只好逗留苏州。“三藩之乱”的几年里，琉球不敢北上朝贡，清琉关系一度中断。琉球方面之所以如此谨慎，一方面是时局所限，不敢贸然前行，另一方面它正面临吴三桂、耿精忠的恐吓与利诱。1674年吴三桂以中华主宰自居，向琉球国颁发谕令与檄文，敦促琉球国臣服；随后耿精忠也派游击将军陈应昌到琉球诏谕，并索取硫磺战马等军事物资。

平川朝申编修的《彩页冲绳历史》通过解读诸多王国时代古文书，揭示了清初琉球国在各种势力角逐过程中的博弈黠慧：“三藩”使者的到来，给琉球国巨大的压力。王府高层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让使节蔡国器等同时携带两封表文赴华，一通致“三藩”的耿精忠，一通致康熙，并随身带上“空道”若干。所谓“空道”，就是盖上琉球国金印的空白文书，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应变再填写相应内容，做到万无一失。1677年，蔡国器等携带两封表文来福建时，耿精忠已经被歼灭，琉球使者销毁了本来献给耿精忠的表文，而将叩问安否的文书呈现康熙。不明就里的康熙帝被琉球国的忠顺所感动，大加奖赏，琉球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1678年琉球获得派遣接贡船的许可，琉球与清朝之间朝贡贸易的制度与规模进一步完善和扩大。随着彻底平定“三藩”（1681年）和收复台湾（1682年），东南海域澄清，为中琉通海上交通扫清障碍。

小国如何在危局中安身立命？

16世纪末到17世纪后期，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东亚最动荡不安的一个世纪，其中，明清更替是对东亚诸国产生影响深远的大事件。琉球国审时度势，小心翼翼地和各种政权势力打交道，化解了一次次危机，使一度因王朝更迭而中断三十年的封贡交易得以延续，而且取得了超前的进展，履险如夷。

按理说，宗属之义，在于同心同德，荣辱与共。起码同仇敌忾是最基本态度。然而，明清鼎革之际，琉球的政治抉择却罕见如此“气节”，反倒显得功利和现实。当然，琉球国自有它的苦衷——在东亚海洋政治格局中，琉球不过是在强邻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它需要获得一个强有力政权的接纳与扶持。

在古代，远离东亚大陆，偏居汪洋一隅的琉球因地狭人稀，又开发较晚，生产和技术极为落后，是东亚海域中“最贫困者”。洪武初年，琉球通过与明朝缔结宗属关系被编入册封朝贡体制，不但提升了其在东亚海洋的政治地位，获得强有力的保护，更享受到加入这一体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实惠。

明初起实行海禁，朝贡交易是官方唯一许可的商贸往来方式，琉球作为明朝的“海上亲藩”，在大航海时代，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在明朝的保护和技术援助下，“以舟楫为万国津梁”，积极与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及南洋群岛及西欧海洋诸国开展获利甚丰的转口贸易，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发展繁荣起来，创造了“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之仁风”（琉球国1485年所铸《万国津梁钟铭文》）的辉煌时代。

但随着1609年萨摩岛津藩的入侵，琉球国繁荣不再。萨摩藩不但强占琉球北方五岛，还逼迫王府缴纳沉重赋税，同时在那霸设置“在番奉行”，直接监控、垄断中琉朝贡贸易收益。为了避免因开罪大明而重启战端，彼时被排斥在册封朝贡体系之外的江户日本不敢公然吞并琉球，但却借助琉球与明清的密切关系，分享封贡贸易的巨额利益。琉球小国实际上是“一国两属”。对于琉球而言，巩固中琉关系可以增加自身存在价值，从而避免完全受制于日本。因此，如何获得强有力政权的接纳，是明清鼎革之际琉球小国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最现实的急务。

参考文献：

1、西里喜行：《明清交替期における琉球冊封問題》，引自《想像の沖縄:その時空間からの挑戦 第5回沖縄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那霸 2015年6月

2、川平朝申《カラ沖縄の歴史》那霸 《月刊冲绳》社 1971年12月

3、谢必震 胡新 编《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海洋出版社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