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看尽长安花”，苏州呈现百余唐代文物

唐朝都城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显著的移民城市，这里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各具特色，引领着社会风尚。

大唐是什么样的？长安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使今人得以窥见灿烂的唐代文明。9月15日，“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呈现了百余件/套西安考古出土的各类唐代文物，透过衣、食、住、行等物质元素，让观众了解大唐长安人的日常生活。

在白居易笔下，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的大气磅礴，宏伟的城池中里坊星罗棋布，秩序井然；在张说笔下，长安是“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的清平气象，花萼楼前的一场春雨，烘托出长安城的清丽祥和，街市太平。

在杜甫笔下，盛唐时期，已经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般场面，百姓生活稳定，人口数量增多，小城市亦有万家人口，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都藏有充足的粮食；在王维笔下，时人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蹴鞠是长安男子最为热衷的体育活动之一，而秋千则多受到妇女、儿童的追捧。

以上这些诗文都描绘了大唐长安人愉悦的日常生活。而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使今人得以窥见灿烂的唐朝文明。

“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展览现场

“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展览现场

9月15日，“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此次展品来自西安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博物馆4家文博机构，遴选上百件/组唐朝文物。展览共分为“百千家似围棋局”、“月照长安万户人”、“一日看尽长安花”、“千歌万舞不可数”四部分，从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到居民成分；从罗衫玉带到珍馐美馔、日常用器；从车马喧嚣到娱乐生活。以建筑构件、墓志拓片、陶俑、金银器、瓷器、玉器等展品，向观众展示唐代都城长安的城市沿革、居民构成及日常生活。

“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展览现场

“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展览现场

“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展览现场

在展厅内，观众可以看到长安都城的一砖一瓦，如手印砖、缠枝莲纹瓦当、带“戳记”砖等，还可以看到各种神态神色的人物俑，如三彩武士俑，它肩有披膊，身穿铠甲，面部表情逼真生动再现了唐代武士雄壮威武的精神风貌。还有以掐丝镶嵌工艺制成的金花梳外壳、盛唐时期金银器中的精品——仕女、狩猎纹八瓣单柄银杯，金背瑞兽葡萄镜等文物，从服饰到饮食，无一不体现着长安城内千门万户、百业兴旺的繁荣景。

展览相关负责人陈小玲告诉记者，“整个展览讲述的是唐代人的生活，因此我们选取一些活泼的，生活化的物件。而在展陈上，我们有意地把一些重点的展品穿插在各个单元里边，并用围屏或隔板隔出了独立的小空间，当观众穿梭在展厅里，其实就像是在走迷宫，有着寻找着重点展品的意趣。这样的展陈方式是我们考虑到了社交活动，有助于开展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

上官婉儿墓志（拓片）

上官婉儿墓志（拓片）

谈及展览的重点展品时，陈小玲表示，“上官婉儿墓志拓片是比较推荐的展品。前几年（2013年）上官婉儿墓志发掘出土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老百姓间都有着一定的反响。此外，展厅中，有官字款的唐代白瓷也值得观看。白瓷出现于隋代，在唐代中晚期逐渐成熟，而官字款的白瓷是定窑白瓷的标志，是一种唐代特色。此外，金银器也是唐代的一大特色，如鎏金的银香囊和萨珊波斯的曲纹杯等，它们无论在工艺上，还是在造型上，都体现了唐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

官字款白瓷

官字款

吴文化博物馆举办特展通常会呈现出吴地的文物，以此和特展主题发生关联。在此次唐代文物特展中，陈小玲表示，“我们有意选择和吴文化博物馆基本陈列中有相似之处的展品，如特展中有双鸾瑞兽铜镜，基本陈列也有类似铜镜，观众可以进行对比。此外，目前苏州发掘出了唐代墓葬，墓葬的规模也比较大。这一墓葬正在进行文保及文物搬迁。对于展览而言，我们计划在展览期间，在展厅内将墓葬复原出来，以此加入苏州地区的展品。”

第一单元：百千家似围棋局

大唐王朝开放进取、繁荣昌盛，都城长安发展成中古时期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城，唐长安城沿用了隋代大兴城的遗址，建造者将龙首原以南的六条高坡视为乾卦之六爻，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

根据考古发现，唐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以一百五十米宽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一百零八坊呈轴对称分布，皇城与宫城分布在长安城北侧，朱雀大街以东归万年县管辖，以西归长安县管辖。都城规划遵循坊市制度，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开，为了加强对城市居民及社会治安的管理，城内施行严格的宵禁制度。

唐长安城平面图

正如一千两百多年前，白居易在长安城郊的观音台，远眺长安所见：城内千家百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笔直的街道将城市分割的如同菜畦，远远望见百官上早朝时所持的灯火，像一条星宿般徘徊在大明宫前。

这座璀璨夺目的城，少不了一砖一瓦的建造。

手印砖，唐，长 35.2 厘米 , 宽 17 厘米 , 厚 6 厘米，西安博物院旧藏

按有手掌印的条砖，被称作“手印砖”。手印一般按在宽面上，一砖一印，多为成人的右手掌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手掌印可能为工匠在搬运或从模具中提取还没有干透的砖坯时而留下的；或是作为标识，以便按手索骥，追责到人；或是砖匠在制砖时即兴所留的记号；也有可能与某种风俗有关。

缠枝莲纹瓦当，唐，直径13厘米，厚1厘米，西安博物院旧藏

瓦当边沿内有一道弦纹，瓦面主纹饰为三朵缠枝莲花，构图合理巧妙。此类缠枝纹饰应是唐代工匠在我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融入吸收外来文化元素而形成。

第二单元：月照长安万户人

盛唐时期，长安城生活居住着百万余人口，居民成分多样。除皇族、贵胄、禁军和平民百姓之外，大量外来少数民族、商贾、外国使团、僧侣、留学生等浮寄留寓长安城，从事政治、商贸、宗教及文化艺术活动。与长安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大都市，人口不过几万、几十万，唐代长安堪称当时顶尖的世界性大都会。考古发现的人物俑、壁画等出土物形象地再现了长安城内千门万户、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

三彩武士俑，唐，通高 86.7 厘米，1985 年西安市灞桥区洪庆乡唐韦思谦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该俑身着甲衣，足蹬长靴，足下踏一台式方形底座。肩有披膊，身穿铠甲，长圆形护胸，内套窄袖衫。面部表情逼真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再现了唐代武士雄壮威武的精神风貌。

三彩单梁冠捧笏文官俑，唐，高49.8厘米，西安博物院藏

头戴单梁冠，面微向左，五官刻画紧凑，目视前方，身向前倾。上着白色阔袖中长袍，下饰流苏，胸部束宽带，背后带长垂至地，下着绿色长裙，露出脚尖。双手执笏板于胸前，作侍奉状。通体施黄、蓝、白、绿等色釉，釉色搭配鲜明，如白色中长袍的袖口和领口施蓝釉。直立于山石形台座上。

抬手仕女俑，唐，通高72厘米，1987 年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红旗电机厂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两鬓抱面，顶髻向左前方抛出。上穿直领袒胸窄袖襦，下着曳地长裙，裙下露出高高翘起的尖头履。右手高举至胸部，右肩搭一帔帛，飘然垂下，提握于左手。

岑参曾写道：“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意指居住在长安城一百零八坊中的万户人家，在同一片月下，遥听悠长的笛声。盛唐时期，长安城生活着百余万人口，除了皇族贵胄等上层阶级、禁军及平民百姓外，大量外来少数民族、商贾、外国使团、僧侣、留学生等寄居长安，使唐长安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红陶胡人俑，唐，高27厘米，西安博物院藏

泥质红陶，陶俑高鼻深目，络腮胡须，为胡人形象，头戴幞头帽，双目斜向上视，身着圆领长袍，腰系宽带，左手下垂，右手握拳于胸。

井真成墓志（拓片），现代，盖边长83.5厘米，宽63.5厘米；志长83.5厘米，宽63.5厘米，原墓志2004年西安市东郊建筑工地出土，西北大学博物馆藏

墓志盖为覆斗状，青石质，志盖上书3行12字篆文：“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墓志为汉白玉质，呈正方形，题为“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志文一百七十一字，志石上方缺损，致使9字残。志文简要记述了志主的身份、来唐经过、葬地和赠官等信息。

井真成，日本遣唐留学生，随公元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3月出发的第八次遣唐使，与玄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人一起来到中国。因故于公元734年（唐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去世，终年36岁，唐玄宗下诏赠授尚衣奉御官职（从五品上）。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各次日本遣唐使的官员和玄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空海等著名人物，但创造了古代中日友好交流历史的不仅是他们，还有更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为学习古代中国先进文化，他们前赴后继地前往中国。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再次印证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空白。

第三单元：一日看尽长安花

着装是反映社会风貌最直接、最鲜明的符号。“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用这句诗来形容当时女子的服饰与美貌，毫无疑问，唐朝华美的服饰和艳丽的妆容，为长安城更添了一层绚丽的色彩。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衣冠上国，服饰除了最基本的蔽体功能，更具有明显的阶级政治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互相融合的影响下，“胡风”兴起，这极大丰富了长安人的服饰形式，加之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社会风气相对开放，女性也会以男装形象示人。这些看似在古代封建社会不可能发生的有趣现象，在考古发掘中都找到了对证。

男装拱手女立俑，唐，高35厘米，宽10厘米，2016 年西安市文物局稽查队移交，西安博物院藏

眉目清秀，面色红润，为女子形象。头戴幞头，身穿男装圆领长袍，腰束革带，拱手站立。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女着男装遂成一种普遍行为。唐代最早着男装的图像资料见于唐太宗之外甥女段简璧墓壁画及随葬女骑马俑。天宝时期，一些官宦的妻子也开始穿丈夫的衣衫帽靴，使之有了普及的趋势。

戴风帽拱手男立俑，唐，宽6.5厘米，高20厘米，西安博物院藏

此俑头戴黄色风帽，身披翻领大衣，黄色大衣上点缀着白色圆圈纹，翻领为白色。内穿紧身袍服。此俑竖眉瞪眼，嘴角上翘，脸部肌肉紧张，一副怒气冲天的神态。双手握拳紧贴胸部，拳中有孔，可见手中原应持物。应是一个神态威严的持兵卫士形象。风帽，也称鲜卑帽，是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鲜卑族特有的服饰。

金花梳外壳，唐，长6.8厘米，宽1.7厘米，1965 年西安市长安区三兆村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纹饰以掐丝镶嵌工艺制成，正反两面图案相同。中部为一朵梅花，两边各有一只鸳和鸯，其间饰梅花与水滴纹。原镶嵌有绿松石，现已脱落，边缘绕一周细小联珠纹装饰。

唐代的饮食生活较前代更加丰富多彩，从烹饪技术、烹调食料到饮食器具，都更加多元精致，作为都城的长安，将域内外名品菜肴、精美器物尽汇于此。开元年间，物产丰富，民间仓廪充实，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便开始钻研如何“变着花样吃”。通过大量的考古文物，我们得以还原当时的饮食风情。其中，唐代饮酒、饮茶之风盛行。

仕女、狩猎纹八瓣单柄银杯，唐，高 4.2 厘米，直径 9 厘米，1983 年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马旗寨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杯体为八瓣花形，八瓣间隔以柳叶条带，四瓣为男子狩猎图，四瓣为仕女戏乐图，两种图案相间排列。杯垫中心圆圈内錾一花角鹿纹。鹿被认为是纯善之兽，唐代金银器上的鹿纹多用于食器上，因与唐代“鹿鸣宴”制度有关，另“鹿”与“禄”谐音，取其“福禄、福运”之意。带把多曲银器为中亚粟特人使用的典型器物，随着东西方陆上贸易的频繁往来，于唐代传入中国。该件银杯属盛唐时期金银器中的精品。

宝相花银茶托，唐，直径7.2厘米，1977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西安博物院藏

圆形弧腹内均匀分布四朵宝相花，内侧底部凸出如浅盘状。外侧素面，下有喇叭形圈足，底部平坦，茶托表面鎏金。

唐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路上、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对外贸易往来，各国物产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都城长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金背瑞兽葡萄镜，唐，直径 19.7 厘米，2002 年西安市灞桥区马家沟村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八出菱花形，镜背贴一金壳，瑞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具特色的新镜类，将中国传统的瑞兽纹饰与从西方传入的葡萄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此面金壳镜胎体厚重，金壳质细光亮，制作精致，殊为罕见珍贵。

玛瑙臼，唐，高 7.5 厘米，口径 13.5 厘米，边沿厚 0.7 厘米，1968 年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由深褐色夹乳白缟带纹理的玛瑙雕琢而成。臼体呈长椭圆形，臼内底光滑，外底附一矮圈足。通体虽无雕琢纹样，但选用的玛瑙纹理交错，流光溢彩。臼与杵配合使用，是用于捣药的容器。

第四单元：千歌万舞不可数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为长安人提供了追求精神享受的空间，开放的社会风气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促进了长安乐舞、杂技、竞技等“散乐百戏”的创新发展，长安人的娱乐活动异彩纷呈。

三彩童子叠置技俑，唐，通高 40.8 厘米，2002 年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大力士双手伸直作平衡状，头上顶有两组童子，每组三人。最顶上童子穿开裆裤，作高空撒尿状，其余童子动作各异，造型优美。叠罗伎，即今天的“叠罗汉”，俗称“码活”，这是一个在唐代新崛起的杂技项目。此件三彩童子叠罗汉杂技俑表现生动异常，底部的力士双目圆睁，腹部圆鼓，头顶上六童子动作惊险，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是目前同类题材中比较少见的三彩作品，真实表现了唐代杂技的高超水平。

三彩骑驼奏乐，唐，通高 50.1 厘米，长 40.5 厘米，2002 年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骆驼形体高大，双目圆睁，昂首嘶鸣，尾上卷，四腿立于方形托板上。背上垫有一椭圆形毡，毡四周有打褶花边。双峰间侧坐一胡人，左腿搭在右腿之上。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目视前方，头戴幞头，身着窄袖翻领长袍，腰间系带，右手抬起，左手握拳作持物状，胸前挂一拍鼓。

透物见人，以小观大，展厅的这些唐代文物无一不在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唐都长安包罗万象、逸趣横生、百姓生活殷实的人间烟火气。“从这些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是以一种很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各种各样的文化。唐代人本身有着胡人的血统，有一种民族融合的观念在里面。”陈小玲说道。

据悉，展览期间，吴文化博物馆将开展悦读沙龙、学术讲座、课程等丰富的社教活动，带领观众在历史与文物的温度中，与那段辉煌的时刻重逢。

展览将展至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