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待遇过低，甘肃秦安试水村干部专职化

基层组织是夺取革命、从事建设制胜法宝中的关键一环。黄仁宇曾这样评述基层组织：“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纵观农村基层组织，包产到户以后的结构与黄仁宇感叹的那个时期是大不同了。特别是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新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这形成了大家争相外出务工的趋向，即使留在村里的青壮年，也会在农闲时节设法外出。有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无人愿意当村干部的尴尬情况，村级组织治理村庄的能力可想而知。

目前，全国各地农村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效果也大相径庭。在江南沿海、东部发达地区，由于村干部有从村集体经济获利的空间，竞选通常是众人趋之若鹜，村民自治基本是“富人治村”。而西部欠发达地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村干部的权力被规范和取消，村民自治制度基本变成了现状“维持会”。对于目前的西部农村而言，村干部的报酬偏低问题已非常明显。村干部是“当官的农民，种地的干部”，很多村干部感叹这样的“官位”犹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为了解决村干部待遇低，影响服务农村水平的问题，甘肃省秦安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村党组织书记专职化试点工作。也就是让村支书由“兼职”干部变成了“专职”干部。

笔者在秦安县安伏镇杨寺村采访了试点情况。笔者长期在农村采访，有一个切身感受：当前基层村组干部对组织农民都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非常乏力。更谈不上引导、教育、管理农民。最简单的比如村务会议，村干部喊叫半天，大家各自忙活各自的事务，很难聚集到一起。笔者想感受一下这个试点村村干部的组织能力，临时动议村支书杨五军召开一次村民大会。这个想法得到了随行的县委组织部门干部的认可。杨五军本人也满口答应，没有一丝推脱（在有的村落，村干部总会表达临时叫村民开会很有难度的顾虑）。

杨五军没有回到办公室开高音喇叭喊人，而是和村委会主任分头行动，消失在了巷道深处。

一刻钟后，村民陆续来到了村委会。笔者跟随他们来到会议室，十几人已经坐定，还有一些人正在陆续赶来。

不到半小时，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同行的安伏镇党委副书记乘机让群众评议一下村支书杨五军的工作成效。

杨五军是2015年秦安县开展村党组织书记专职化改革试点新上任的村支书。上任之初，他根据镇党委的要求，向村民做出承诺：2015年办十一件实事。杨五军承诺的十一件实事包括村容整顿、道路硬化等，基本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内容。

对村里2015年基础设施的改善，村民陈贵林说：“绿化，各方面都好着呢，环境方面，垃圾都清理得好着呢。”其他村民也是感同身受。

杨寺村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活动的热情，村党支部书记杨五军动员群众的能力，充分体现了这个村子的组织化程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村两委班子待遇低，从根本上影响了村干部服务群众的热情。

杨五军坦言：没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之前，自己是其他职务的村干部。每年又要照料自己的庄稼，还要顾及村里的公务，每天有好多事情。一家人要养活，2014年一年只领了不到一万元，之前更少，积极性实在不高。村委会有时候没人，大家代办的事情就代办不好。

秦安县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专职化试点改革从提高待遇、强化管理两个方面入手，涉及全县85个村。待遇方面：实行报酬优薪制，由“基础工资+星级工资+绩效工资”构成。基础工资每人每季度2000元，星级工资划档分类确定，绩效工资根据年度考核核定。列入试点的村党组织书记年平均工资2.2万元，最高工资可达2.4万元。管理方面：实行工作坐班制，专职化村党组织书记参照乡镇机关干部管理，由乡镇党委负责监督考勤，组织部门定期抽查，年底进行专项述职考核。

对村党组织书记的任期，实行工作承诺制和退出制，村党组织书记对年内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年初向群众公开承诺，没有完成承诺，或是完成任务群众不满意的，所在村将退出专职化试点村，形成承诺倒逼机制。

杨五军进入专职化改革试点机制，工资待遇比改革前翻了倍。每周在村委会坐班。村民杨罗胜认为现今的村干部比原来的村干部做得好多了：“随便给娃娃办个户口，开个证明盖个章子，都到位，没有拖延。”

工资微薄，是村干部服务热情不高、懒得惹人管事的根本原因。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小工，日工资都在100多元，月收入超过村干部的季收入。还有农村享受“低保”的人群对社会和公益事业毫无贡献，一家人一年也要领数千元现金。而村干部普遍都像杨五军一样，既要忙自己的土地，还要为大家的事情操劳，付出的奉献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这种局面下，很多村干部有怨言也是正常不过。

村庄内竞争力强的精英型村民大都进城了，留守村庄的村民参与村庄治理、参与村庄政治的热情不高，让村干部和村民之间隔阂逐渐加深。很多村干部怕惹人、怕惹事，工作难以恪尽职守去开展。除了乡镇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务之外，村庄即使有过于出格的人和事发生，村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避免与本村人发生冲突。生怕自己脱离了村庄共同体、脱离了熟人社会的人情体系。这种忍让退缩只会加剧“恶”势力的膨胀发展，导致村庄政治治理不断弱化、村庄社会秩序不断恶化。

贾平凹曾说：现在农村最关键的是没人了。

从表面看，似乎村里人都走光了。但是，从中国人口总量和城市化率来计算的话，还有大量的人是要待在农村的。所以农村建设只能加强，不能放弃。

近些年，全国都在鼓励大学生进村做村官，以更好地服务农村。尽管这个队伍里出现了很多典型的人和事。但实事求是讲，大学生不论城乡生源，都希望生活在城市里。在农民都在积极进城的趋势下，让好不容易上了大学的人一直待在农村做奉献也不合乎情理。

从实践来看，村民自治，本村人管理本村事，是最好不过的村庄治理模式。他们生在村庄，长在村庄，尽管有相互分化，但很多层面依然是村庄共同体内成员。

秦安县这种适度提高村干部报酬，配套设立监督考评机制、进入退出机制的改革试点，是对新时期西部地区村民自治制度的极大完善，应该得到各界的肯定。这种探索如能得到认可，应大力推广，并扩展覆盖到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和村文书。

当前，国家已在很多领域建立了补贴机制，为默默支撑组织末梢的村干部们加一点“油水”，很有必要。再则，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角度而言，基层治理至关重要，让村干部们充满信心地活跃在田间地头，便是最好的强本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