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谁会想念默克尔？

默克尔，四届德国总理，乱世铁娘子。为人缄默低调，务实板正。国人昵称“默大婶”。

2004年，适逢知天命之年的默克尔将在翌年执掌德国权柄，有记者问：“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她不假思索道：“窗户”，那种别国造不了的“隔音又美观的窗户”。”2020年，在其即将卸任之际，又有记者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遗产？”几番追问，默克尔竟不耐烦起来：“我不想这种问题，我就做我的工作。”

本人不想，外人只好替她略想一想。

“德国的欧洲”

默克尔的最大历史遗产，当属稳住欧洲一体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悄然打造了“德国的欧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一体化中止高歌猛进的势头，短短十年间，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接踵而至。到2019年，欧盟才算重新站稳脚跟，次年却赶上庚子大疫。

乱局之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国政坛走马灯。唯独默克尔，不动如山。德国政坛周知默氏暗中排挤对手之功力，外界也渐感其“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湿衣襟之本领。

不动如山的默克尔，在欧洲一言九鼎。这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有关。

欧洲一体化向被视为法国的战略与德国的财富之结合。法国的战略，根源于其“战胜国”地位；德国的财富，根源于其作为后起列强的澎湃工业动力。危机之年，德国如何运用它的财富，对欧盟而言是决定性的。

欧债危机后初年，默克尔紧捂钱袋子，不愿被国内民粹派批“养希腊懒人”。欧内各界，心急火燎邀中国“救欧”，只有默克尔，口上感谢，心中不急。她转身以金主之姿，推动“三驾马车”（欧委会、欧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逼迫重债国搞财政紧缩和结构性改革。如此一来，夯实了“德国版的欧盟”。

何出此言？皆因德国的“稳定文化”乃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设计的根源。德国参与欧元区的条件便是让欧元“像”马克。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在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中主张：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应保证政府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债务控制在GDP的60%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内。

欧盟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将德国这些提议制度化了，德国的通缩政策推广到整个欧盟层面——欧盟的经济政策像德国一样谨慎求稳，欧洲央行维护欧元币值稳定，欧盟各国也要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

有学者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从欧元中得到的好处比德国更多，没有一个国家在设计欧元方面的贡献比德国更大，没有一个国家对欧洲央行的影响比德国更深。”

“紧捂钱袋子”这一做法，虽巩固了欧元区的“德国设计”，却未解决欧元的制度困境——而这正是欧债危机的深层诱因。

根据欧元之父蒙代尔的“最佳货币区”理论，一个货币区应满足如下标准：劳动力自由流动；资金自由流动、物价及工资水平灵活调整；自动财政转移等风险分担机制；以及类似的商业周期等。以此作标准，欧元区先天不足，“自动财政转移机制”的匮乏尤其刺目。

而自动财政转移，实质就是欧盟内的富国给穷国掏钱。德国作为富国“领头羊”，对此心知肚明，故虽知欧元设计缺陷，依然纹风不动。直到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狠“不惜一切代价救欧元”，随后推出种种购债计划，欧债危机才真正迎来转机。

欧洲央行实际上充当了欧盟成员国的“最后贷款人”，等于德国也间接地为重债国出了资。欧洲央行的这一举动能得默克尔默许，盖因其判断不如此恐难拯救欧元，故而做出妥协。如此一来，危机后的欧元区虽不能改制度缺陷，也能得一折中的长进。

讵料2020年大疫，竟促使默克尔往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年中，法德联合推出总价值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方案，如此欧盟预算得以实现向超主权预算的质的飞跃。默克尔的态度转变大出世人所料，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仅仅在双方宣布此方案的前夕才得知默克尔的想法。媒体将此转变称为“默克尔的里程碑时刻”。

当然，德国并没有“白掏钱”。2021年2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7500亿欧元复苏计划相关的规则，据此，成员国须按欧盟的“数字转型”“绿色转型”精神使用复苏基金，这符合德国在欧产业布局的升级换代。

值得一提的是，复苏基金推出后，在意大利导致了内阁重组，在波兰导致了政治危机，重挫了疑欧势力。

德国在冷战后之所以同意舍弃强势货币马克而改用欧元，是想以此换取法国对其东西德统一的支持。而在欧元区内把“欧洲的德国”变为“德国的欧洲”，首功应归默克尔。她或徐或急，或显或隐，众人喧哗时她不动，众人浑噩时功已成。

抗衡特朗普的女人

默克尔的第二大历史遗产，是在意识形态上的。默克尔至少在两个时刻遇到了重大考验。

第一个时刻是2015年的难民危机。

当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一致驱逐难民、 匈牙利等国直接用军队对付难民时，德国独树一帜地对难民采取了“欢迎”政策。某种程度上，德国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欧洲的难民政策。美国《时代》杂志将德国总理默克尔评为 2015 年度风云人物，嘉许她为“自由世界的总理”。

虽然德国的政策在 2016 年之后有所回调，但基调没有本质变化。简言之，默克尔主导的难民政策包含了三大部分：一是国内吸纳难民；二是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分担难民问题；三是加强边境管控以及筛选“合适”的难民。这也成为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主要思路。

第二个时刻是2016年底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胜选后，默克尔便被视为“自由世界的新领导人”。特氏的前任奥巴马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外访没有循例前往英国，而是去了德国，最后一个电话也是打给德国总理的，仿佛要“将自由世界的接力棒转交到默克尔手中”。

默克尔果然深孚众望，常与特朗普针锋相对。2019年5月，默克尔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表示“我们的行为必须是多边而非单边的”，“不要称谎言为真相，真相为谎言”，“拆毁无知与狭隘的墙”，剑指特朗普主义。

2018年七国集团峰会上默克尔双掌撑台、在一众领导人簇拥之下与特朗普四目相持。

默克尔主政十六年，德国政策整体富于自由的色彩。德国放弃了核能，取消了兵役制，这两项是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数十年来的重要政策。德国还引进了北欧模式的带薪产假、照看儿童补助，这与基民盟过去倡导的“儿童、厨房、教堂”的女性生活可谓天壤之别。此外，德国放宽了关于双重国籍的规定，对原本的“血统国籍论”也是重大调整。

默克尔在位恰逢西方危机时代，思潮纷乱，人心不古。默克尔务实审慎，不善辞令，却往往在重要关头拨乱反正，掷地有声。当然，对于默克尔的意识形态遗产，可能要再过些年才能给出更公允的评价。

没有口号的大国外交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德国的外交。

作为二战战败国，德国的外交只有在国际秩序松动之时才有表现的机会，比如上世纪70年代旨在缓和与苏东集团关系的“新东方政策”。

欧债危机后，德国国内掀起了关于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角色的大讨论。2014年，德国外交部更是向全球主要大国知名战略家发出“命题作文”，让其为德国外交出谋划策，并邀部分专家前往德国与外长面谈。

随着国际秩序加速变动，主要国家都做出调整。脱欧后的英国追求“全球英国”，特朗普则追求“美国优先”。德国外交没有口号，但是，德国以欧洲为依托在世界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

特朗普上任带动西方对华政策出现很大转变，但默克尔并不追随，竟成了西方对华最为友善的领导人。自然，默克尔也谈不上“亲华”，其在涉华议题上的辗转腾挪，可谓大手笔——既审查5G，又不针对中国；既参与亚太战略，又为此战略注入浓厚的非军事色彩；既调整全球产业链，又重视德国企业亲华诉求；既筹备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全面合作，又急速突击推动中欧就投资协定达成最高政治共识。默克尔说：“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前，德国国内正在就“以商促变”对华政策展开激烈争论——不管今年年底大选后谁主政德国，其对华政策都要进入“后默克尔时代”。

以上三大“遗产”，正好道出了默克尔的“发家”轨迹——由德国而欧洲，而西方，而全球。

德国这个稳定的大本营似乎是默克尔成功的关键——无论出现任何危机，德国的经济表现一直稳健；无论出现任何思潮，德国的政治一直相对清平；无论德国的“出口导向”模式在国际上如何受抨击，德国对其工业的投入一直不减。

对默克尔而言，德国是那扇独一无二隔音又美观的窗；对德国而言，默克尔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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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