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海澄船厂：文化遗产需要活态保护

3月初，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海澄镇，拥有百年历史的崇兴造船厂被拆为一片瓦砾。这座一个月前还在接单造船的船厂，位于月溪和九龙江交汇口，在月港历史风貌区改造设计方案中，这里将被改造为一片配套景观栈道的绿化工程。

这处传统木构造船技艺传承场所被拆之前，它的命运去留便引起了各方关注。福建当地媒体也发出了报道，试图对它的现状和未来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一些文保热心人士奔赴海澄，其中包括福建福龙中国帆船发展中心研究员许路、金门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林美吟等。他们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方案，并用影像记录木船建造技艺，希望游说当地政府，来原址保留老船厂，进行活态保护，而非如相关部门口头所许诺的，将船厂安置到原址后方的一片“环境更好”的厂房。

郑氏造船厂为人所知，一来因为它是漳州最大的龙舟建造地，二来则是因为一本家传的《海澄郑氏造船图谱》。图谱中记载了民国年间建造的16种木制船只的船主、尺寸、结构和用料，以图配文，融入了当地特色的鲁班字及闽南语自造字。凭借这本图谱和世居月港的造船渊源，郑家作为月港乃至闽南造船技艺的传承代表，被记录于《闽南记忆·清漳古郡丛书》·《一代宗师》一书中。

许路等人认为，该处船厂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意义，还是难得的“生活着的传统”，理当尊重其沿袭脉络。崇兴造船厂的所有者郑氏家族，在海澄当地的造船历史，可追溯至百年以前。清末民初，造船师傅郑文庆从家中长辈手上继承衣钵开办船厂，原名宗兴造船厂，至今已传三代。在公私合营浪潮中，船厂一度并入龙溪造船厂海澄分厂。改革开放后，郑家恢复老字号，继续造船，只是随着港口变迁和市场变化，郑家承造的船舶从月港外海商船、沿海木帆船，逐渐转变为竞赛龙船。

再早些时候，许路等人也是厦门沙坡尾“退渔”事件的积极发声者。2015年6月，沙坡尾避风坞内以“封闭整治”为由清退渔船，长久居住、生活、工作于渔船上的渔民们被“引导”上岸。借由微信自媒体和线下讲座等形式，这些关心厦门的人，开始思考活态保护、原生态海洋文化环境的留存，与文创艺术园区式的开发之间的矛盾。

海澄船厂的拆除迁移与沙坡尾的“退渔”清淤，在不少人看来，是清理落后产业、整治环境，但文化遗产学者对此并不认可。“美化环境”与“活态保护”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可以有所平衡？带着这一疑问，记者采访了金门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林美吟。

林美吟早年于日本三重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存、都市计划和社区营造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在友人介绍下，她先后参与到沙坡尾渔船和海澄船厂的保护呼吁当中。

造船不仅仅是技艺本身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海澄造船厂有哪些保护价值？

林美吟：造船厂所在的月港是明代以来福建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港口。现在在那片区域，可以看到传统的古厝、老街，看到滩涂上散落的碎瓷片等有考古学价值的留存，还有崇兴造船厂这类家族传统技艺的传承。

明代以来闽人扬帆出海对外贸易，有赖于月港本地建造的各式木质商船。尽管相比月港数百年的兴衰历程，木造船技术和崇兴造船厂本身的历史似乎不算悠久，但它却是近代福建海洋文化的见证。没有船，便没有月港与厦港的相继崛起和轮替，没有福建人的对外移民与远洋贸易等沟通外界的活动，更不会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连结。

造船技艺的传承及其随历史变迁与时俱进的变化，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延续。多元造船技术的留存得益于船只后续使用的多样化，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木帆船水运、至今活跃的乡村龙船赛会，市场需求为造船厂提供船只销路。郑家的造船技艺至今仍被需要，表明月港的历史文化是活态的不断发展的，这正是崇兴造船厂存在的重要意义。

另外，我之所以会留意到海澄船厂，也是因为它与厦门沙坡尾之间的关系。蒋亦凡先生在“思考沙坡尾”公众号转载崇兴造船厂相关文章时写了一段导言，他说：“关心海澄一座可能被拆除的百年造船厂，也就是关心厦门沙坡尾的历史保存”。厦门和漳州，沙坡尾和海澄，同处一片水域，自古以来便保持着绵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被海洋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海澄崇兴造船厂被拆，还是厦门沙坡尾清退渔船，同样都关系着“海洋文化”的保护与反思。月港与厦港共同保护，如同大运河沿岸文化遗产的保护一般，实则是对“海洋文化”所呈现的“面”的广域保护。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造船厂换个地方就可以继续经营，为什么还要强调原址保护？

林美吟：造船技术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崇兴造船厂原有的厂址，是百年来自然形成的场域。

从建造方便的角度看，这里是月溪与九龙江交界的一片滩涂，两面临水。来自九龙江中上游流域的本省原木及由海路运来的外埠大料，都可以很便捷地运抵船厂，顺向放入厂房边的月溪中，易存易用。厂房建筑可遮风雨晾木料，大船完工后又可趁每月两次的天文大潮下水起浮，自然地形和水势为造船师傅们建造大型船只和长龙舟提供便利。现在当地政府所安置的新址地势较高，而且只有一面临水，这些因素不便于大型船只的建造，会对船厂的生产方式带来影响。

另一方面，造船也不仅是拼接木板、敲敲打打这么简单枯燥，造船过程包含着一系列的祭祀行为和结合时令的民俗活动，新船下水、老船修复等祈福仪式都在这里进行，船厂原有的两层小楼里还供奉着木工祖师——鲁班。与造船相关的，还有每年农历五月，九龙江流域规模最大的传统水上活动——龙海七甲社龙船抢标赛会，这是自明代月港时期至今完整保留和沿续的传统习俗。

可以看到，造船文化反映于这个场域之中。船厂原址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建筑材质与式样，而在于它与造船文化之间难以分割的关联。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2008年通过的《魁北克宣言》中，提到了“场所精神”，指出场所的有形实体与无形的精神成分无法截然分开，两者相辅相成，互动方式多元。造船技艺、造船文化与船厂空间紧密勾连，船厂有其适应于造船所用的特殊性，造船方式也需要适应实体空间做出调整。当活态、真实的场域被拆除，造船文化也必然有所减损或改变。

澎湃新闻：从之前的媒体报道和政府反馈来看，造船厂原址比较破败，搬迁之后会有比原先更好的工作环境，您对此怎么看呢？

林美吟：在官方与部分媒体口中，原来的造船厂是“简陋”的“破烂不堪”的“临时搭建”物。但在我们看来，那里非常美；许多慕名而来的朋友参观后告诉我，附近这一带，就造船厂那片最漂亮。

即使船厂真的破烂不堪，保护工程所应做的也非拆除原址另建新址，而应该对原有场地适当整理。拆旧建新的做法，看似为船厂提供环境设施更好、面积更大的场地，实际上却破坏了真实的适宜造船的场所，切断了场所与造船历史、造船文化之间的联系。

在之前所做的船厂原址提升方案里，我们只对厂房做一些简单的整理修缮，借鉴了与船厂风貌相近的日本岐阜市传统观览船造船所的经验。另外，与船厂师傅沟通时，我们也建议师傅把原本堆放在江边的木材挪到靠近陆上的一侧，这样人们能够在对岸看到造船的日常活动，能够观赏造船过程中丰富多样的民俗祈福仪式，船厂可以更好地与游客对话。

文化遗产的环境教育

澎湃新闻：您刚说到船厂与游客可以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与一般意义上的观光有什么不同？

林美吟：崇兴造船厂传承百年的造船工艺以及至今仍存在的祈福习俗等活态造船景观，是月港最具观光吸引力的生生不息的本土产业。这些动态民俗，足以让造船厂成为一个很好的“生态博物馆”。

这种生态博物馆不需要围墙，也不需要玻璃展柜，而是通过街区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和展示，真实、完整、原生地展现当地的文化遗产。不同于新建的“古城”和表象的歌舞表演，“生态博物馆”里的人们在真实环境中真实地生活着，而这些日常生活又可以被游客所看到。

看到，并不是相互干扰，也不是冷漠地观看与被观看，游客与居民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在交流中引发有趣的体验与思想火花的碰撞。如果文化遗产地有持续的民俗活动，例如祭祀，例如造船，那么游客也可以参与进来，文化遗产便成了一处环境教育的场所。

这种环境教育，让文化遗产留存于居民的真实生活之中，渗透在游客的真实体验里。文化遗产的保护并非静态画面的展示，文化遗产地的日常活动，甚至遗产的修复过程，都是可资利用的观光资源。比如，在日本姬路城为期五年的大修过程中，国宝级的城堡主楼大天守并未闭门谢客，而是开通了特殊的观光通道，游客可以实时参观其修缮的施工过程及进展，可以看到着蓝工装、戴白色安全帽的工人正在作业或休憩。

但当下国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人们往往过于着重物的保存，似乎只有房屋、遗址，或是拓片，才是值得保护的遗产。这种过分物化，把文化遗产圈起来打造成迪斯尼式的主题乐园的想法，已然是落后的保护观念。

云南丽江，在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年后，面临亮“黄牌”之忧，差点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商业化的浪潮将原有的纳西族居民赶出古城之外，丽江成了为游客准备的城市。在追求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文化遗产最珍贵的部分反而被抹掉了。聚落里人们世代居住的风俗民情、生活样态和历史环境，湮没于静态的物的保存和出于经济考量的商业开发之中。

澎湃新闻：对厦门沙坡尾和崇兴造船厂而言，它们如何成为“生态博物馆”？

林美吟：对于厦门沙坡尾来说，渔船、渔民、渔业的留存与延续是其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要素。当近海资源的枯竭使得渔业衰落已成必然，厦门渔业面临转型的契机。这种转型，并非清退渔船，将之完全改观，建成光鲜整洁的商业或艺术场所，而应该有与其历史传统更为兼容的方式。比如，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体验式渔业观光，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在木制渔船上体验海钓，体验渔民生活和传统渔业文化。成为活态博物馆的沙坡尾，将是海上渔民与陆上来访游客交流的一个特色地方，传统渔业技术由此获得传承的机会，与渔业相关的造船业也将保持其市场需求。

对于崇兴造船厂来说，郑师傅一家持续不断的造船活动与相关民俗仪式，便是其发展为活态博物馆的资源。只要造船的需求还在，只要造船师傅还在工作，造船厂的观光资源便不会枯竭。正如日本岐阜市观览船造船所成为长良川传统“鹈饲”渔业观赏的组成部分之一，未来游客来到海澄感受月港历史文化，或是在厦门沙坡尾体验渔业文化时，崇兴造船厂都可以为其提供参观造船技艺、体验造船文化的场所，甚至是儿童实践教育、亲子活动的场地。

此外，九龙江口与厦门仅有50分钟的水上距离，经由水路从厦门到达九龙江与月溪交汇口的码头，这一体验相比陆路更有吸引力，同时也拉近了海澄与厦港一衣带水的紧密联系，将海洋文化遗产的两个节点串联起来。游客登岸之后直接到达船厂这一“生态博物馆”，船厂实则拥有成为月港地标的潜力。

在游客观光的带动下，造船技艺不仅局限于建造大小船只，还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为文创产业提供动力。本土青年力量的加入，可以在搜集传统造船工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活化，发展更多的产品和艺术创意，例如小型木船模型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时消费的纪念品。这种创意产品与本土传统产业、真实生活紧密关联的活化，不同于鼓浪屿、曾厝垵满街小资怀旧的咖啡馆、酒吧、奶茶铺，不同于沙坡尾被艺术、文化、情怀包装起来的商业地产炒作，而关系着原有居民、原有环境的有机发展，关系着真实、活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人”的原真性保存，关系着文化遗产的环境教育价值。

与居民一同成长的遗产保护

澎湃新闻：在当下社会中，随着科技发展，人们会有不同于以往的现代需求，生活在文化遗产地的居民也一样。这与您所说的“人”的原真性似乎有些矛盾，您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林美吟：这里说的“人”的原真，风俗民情与生活样态的原真，自然不是要求恢复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把居民赶走换上一批新人穿着古代衣服在街上行走，或是要求居民不用智能手机不住空调房，都只是些荒唐的笑话。人的原真与生活的原真，实则是生活价值的世代传承。

这种传承，不是一成不变固守传统。当本地居民意识到自身文化遗产的价值，对生长居住的地方有归属与认同，他们便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遗产传承文化，为文化赋予新的内涵。这种民众自发的保护是最为珍贵的，特别是在人居聚落类的文化遗产方面。

我们进入文化遗产地进行调研，一来是梳理当地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二来也是对居民意识的培养。在沟通过程中，居民得以了解当地有什么东西值得保护，理解为什么要保护，得以产生自豪感与认同感。调研并非只为完成一份报告，将调研结果反馈给居民，让他们了解自身的文化与价值，实则可以让文化遗产得到更多珍重与更好的日常维护。

就像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仓东村，“仓东计划”在当地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五年。他们所做的，是帮助村民发掘自身的手艺潜能，让他们自觉参与到保育工作之中，自信地与来自各地的游客分享生活经验，让本土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复兴。在建筑修复与文化保育的过程中，村民是信息提供者，是建造师，是修复师，也是使用者，他们在为本土文化融入新的元素，创造新的可能。

澎湃新闻：居民自发的保护和政府自上而下的保护会有什么不同？

林美吟：文化遗产保护需要高额经费，用于修复与日常维护。诚然，政府拥有更多资源进行修复投入，旅游观光也可为文化遗产的维护提供一定资金。然而，现实中自上而下的统一旅游开发，往往过于粗糙，原生态的生活场域被征收后，又被粗线条、大区块规划布局，本地居民难以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开发工程的推行难免遭到抵触，缺乏原有根基的观光园区难以持久发展，而开发完成后日常维护的重担，又落在政府身上。其实在崇兴造船厂的案例中，如果能和船厂师傅有沟通，如果船厂得以原址保留，可能未来景观公园建成后，船厂师傅还可以帮忙照看周边的木栈道。

和居民一起讨论、沟通，一同成长，一同探索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的永续方式，或许是避免这种粗糙的保护——或说是改造工程的有效做法。值得庆幸的是，居民的文化自觉和公共参与意识，正在一波波事件之后被激发出来。厦门的青年们开始探讨沙坡尾的未来，开始思考他们所要的，是生活的沙坡尾，还是游客的沙坡尾；海澄也有些年轻人，开始留意月港的造船技艺与造船文化。当本地居民珍视自身的文化，其生活价值才能世代传承，文化遗产才能生生不息。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居民以及游客的教育层面？

林美吟：在参加遗产保护实践的这十年里，我意识到，如果一个地方可以将真实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那个地方会有做不完的研究报告，和做不完的创意发想。不同的专业人士会参与进来，发掘文化的多元价值，让文化遗产的多元面向都得到关注与传承。文化持续存在，便一直会为人所挖掘，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创意。在崇兴造船厂，船建土木学者可以考察其造船技艺，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可以探讨其民俗活动，考古学者可以研究滩涂上依稀可见的碎瓷片，博物馆学者可以思考“生态博物馆”的开发与维护。在活态的原生态的文化遗产里，到访者可以有更多的活动，而不仅是观看静态的风景与陈列品，交流、互动、反馈让游客与居民有更多切身体验，也让当地与文化遗产有更多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遗产保护更是一场教育。在原生态的场域中，居民受其教育而产生本土认同，培养起公共意识，共同创造自己的家园，传承自己的文化；游客到访，体验当地的文化传统，在亲身参与的活动中与居民交流互动，发现世界的丰富多彩；专业人士加入，挖掘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发现不同领域的学术与生活意义……这种环境教育并非一蹴而就，它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之中。

当然，当原有的真实场域被取代，一切教育与价值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