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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会讲——八百多年前，两个青年学者的高峰论坛

柳理

2021-09-14 14: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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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正式颁布了书院改学堂的谕令，要求将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书院改制甫二十年，有识之士如蔡元培、胡适及毛泽东等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

今天是书院被废止的120年纪念日。有感于这段历史，本文作者以《八百多年前，两个青年学者的高峰论坛》为题，从朱张会讲谈书院曾经的历史。

（一）

从湘江东岸远眺橘子洲和西岸的岳麓山。作者供图

湘江自南而来，一路北上，奠定了长沙古城的地理格局：南北长，东西窄。隔江有高地，可俯瞰城池，那便是河西的岳麓山。

二十多年前，河东还是城里，典型的闹市；河西近乎郊区，菜地鱼塘密布。河东到河西，咯里到那里，古城的烟火气，并不因为一江之隔而两样。最可贵的，是山水洲城之间千古氤氲的文气，和隐伏其中清奇绝伦的文脉。

这条文脉东西纵贯，宛若潜龙，从河东的妙高峰横穿湘江，昂首直上岳麓山。如今，江堤两岸各树牌坊一道，河东镌名“文津”，河西刻书“道岸”。牌坊身后的延长线上，便是长沙文脉最重要的标志——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前者近860年，后者逾1044年。这对同城辉映的“双子座”，不仅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深长的印记，更为殊绝的是，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影响了近代中国超过百年的大走向，也型塑了湖湘文化在中国的独特气质。

在1972年长沙第一座跨江大桥——橘子洲大桥（原名湘江大桥）尚未通航前，有古渡连接着这两座古老的书院，名曰朱张渡，纪念的是八百多年前学术大咖朱熹与张栻的一场旷世对话。千百年间，书生士子就是由此登舟，穿梭于两岸，扺掌切磋，如琢如磨，弦歌吟咏，琅琅哦哦。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迄今已1045年历史。作者供图

从河西“道岸”牌坊西行一公里，过自卑亭、东方红广场，两三百米处的山脚下，便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里既是外地游客必看的著名五A景区，又属湖南大学旗下的人文重镇，集旅游、文博、本硕博教学、人文科研于一体，被公认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千年书院“活化石”。算起来，它比意大利最老的博洛尼亚大学还早近百年，比英国的牛津大学还年长近两百岁。

书院依山而筑，坐西朝东，中轴线以教学斋、半学斋、讲堂、藏书楼为主体建筑，北侧是文庙，三进院落；南侧为中国书院博物馆。自前门步入，迎面第一个景点，是座高台，名曰赫曦台。在没有高楼的漫长岁月，这里是欣赏长沙城第一缕晨曦的观景胜地。“风气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江对岸的朝阳，袅袅升起的万家烟火，可一览无余。赫曦台的正对面，便是岳麓书院的大门和那副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穿过大门二门，就到了岳麓书院最核心的讲学场所——大讲堂。正厅檐下有巨匾一方，上书“实事求是”四字，厅中央横梁上，高悬康熙赐匾“学达性天”和乾隆赐匾“道南正脉”。两侧厅壁与前廊墙上，嵌有“忠”“孝”“廉”“节”和“整”“齐”“严”“肃”八块楷书刻碑，分别为南宋大儒朱熹和清乾隆时期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所书。

中堂为一座一米左右高的大讲台，上设两把座椅。正壁有一块长方白底大雕屏，颜体楷书，刻着南宋大儒张栻于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撰写的《岳麓书院记》，题写者为现代传奇女性、书法大家周昭怡。这两把座椅，纪念的正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张栻同台讲学的佳话，后世称为“朱张会讲”。

历史总是伏脉千里。谁曾想到，当年这两个三十来岁的异乡人，竟为湖湘大地种下如此遒劲的种子，生生蕃息，拔地参天，终成震古烁今之势。

岳麓书院的大讲堂上设有两把木椅，纪念800多年的朱张会讲。作者供图

（二）

南宋孝宗乾道三年，也就是公元1167年，九月八日这天，一个福建人从湘江码头登岸。他的到来，很快就成了潭州城（即长沙）的大新闻。

此人便是三十八岁的朱熹。

随从他千里迢迢而来的，还有两个门生，一个叫范伯崇，另一个叫林择之。此番专程前来，是为了拜访前右相张浚的大公子，三十五岁的岳麓书院主教张栻。

接下来两个多月，朱张二人的聚会，将把岳麓书院推向高光时刻。

张栻，字劲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人，抗金名相张浚的长子。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张浚被罢免右相之职，时年六岁的张栻，随父迁居谪所永州。此后数年，父亲的仕途大起大落。十四岁时，张栻随父亲谪居连州，十八至二十八岁时又迁回永州。

南渡之后念念不忘光复中原的父亲，从政生涯如过山车般跌宕，命运总是与宋金两国的局势以及朝廷战和两派的权斗紧紧连在一起。所幸的是，跟随他四处辗转的张栻，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自发蒙起，张栻一直跟着父亲修习儒学、易理，求学之路迥别于传统科途。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十九岁的张栻慕名赶到衡山，拜入理学大儒胡宏胡五峰先生的门下，研修二程之学。可惜时间很短，五峰先生就去世了。

也正是这一年，父亲张浚被朝廷起复，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即长沙）。当时长沙城南门外有妙高峰，与岳麓山隔江而望，景色宜人。张氏父子在此建亭台，修水榭，筑起一座蔚然可观的私家园林，作为读书治学之所，匾额“城南书院”系张浚手书。四年后，这里成了张栻正式授徒讲学之所。

应该说，城南书院一开始只是个私家书院。考诸张栻及其友朋酬和诗文，不难发现，这里是张栻讲学会友、传道济民的起点。张栻为城南书院写过很多诗，如《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城南杂咏二十首》等，颇似今人发朋友圈，他“晒”过丽泽堂、书楼、蒙轩、卷云亭、月榭、听雨舫、纳湖、琮琤谷、采菱舟、南阜等“城南十景”，还有很多听名字就特别风雅的景致，比如船斋、东渚、兰涧、柳堤、梅堤、山斋、石濑、西屿、咏归桥、濯清亭等等，足见当日园林之胜。

而湘江对岸的岳麓书院，彼时又是何等光景呢？

据张栻所撰《岳麓书院记》： “自绍兴辛亥更兵革灰烬，什一仅存，间有留意，则不过袭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废，鞠为荒榛，过者叹息。”也就是说，张栻创建城南书院之时，曾经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却因惨遭破坏，三十年犹未恢复。

宋高宗绍兴元年是辛亥年，即公元1131年，监察御史韩璜在奏折中这样描述湖南的惨状及其原因：

“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系。”

可以说，这是岳麓书院正式建院150多年来的第一场大劫。

现存文献记载，岳麓书院最早可追溯至唐末五代的战乱之际，创始者系两位僧人，其一为长沙麓山寺景岑禅师的弟子智璇，另一位名号不详，他们因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以供士人读书修习。岳麓书院的正式诞生，是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主持，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扩建为书院。二十六年后，又经潭州太守李允则扩建并增设学田，岳麓书院形成了集讲学、藏书、祭祀于一体的基本规制，这在当时全国书院中都属比较早的。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岳麓书院史志记载的第一位山长——湘阴人周式掌教书院，办学规模迅速扩展。短短三年，学子多达数百人。周式也因办学成绩卓著而风闻天下，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嘉奖。除了内府书籍，真宗还赐以手书“岳麓书院”匾额一方（今天岳麓书院所用书体，即真宗之手迹）。

当时的长沙有“三学”，从低到高依次为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学子通过考试依次升迁，也就是说，岳麓书院是当时湖南一带的最高学府。在蓬勃兴起的北宋书院中，号称天下“四大书院”的版本众多，比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徂徕书院、石鼓书院等等，尽管众说不一，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足见其影响之巨。

历史留给张栻一个殊胜机缘。

乾道元年（1165年），也就是他创建城南书院后的第四个年头，湖南安抚使刘珙主政潭州，响应湘人请愿，动工重修岳麓书院，不到一年，工程即告大成。随后，刘珙礼请张栻主持书院教事。

今天，游客在岳麓书院讲堂最醒目之处看到的《岳麓书院记》，就是张栻于书院修复之后写的。他不仅记录了书院的前世今生，还从求学目标到治学心法，为书院学子设计了一套“基本大纲”。张栻说，书院既不是读书人群居扯淡之地，也不是为了栽培科举利禄之徒，更不是为了学习言语文辞之华巧（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最最重要的是，“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这句话，不论在乱世还是平承年代，都如雷霆震耳，对何谓学校、何谓教育、何以成为真正的知识人，无疑是一记棒喝。八百多年后回想起来，从这座书院走出的湖湘豪杰俊士，哪个没受过斯人斯语的影响呢？

朱熹张栻会讲的塑像。作者供图

（三）

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乾道三年（1167年）的九月。

从福建崇安千里赶来的朱熹，比张栻大三岁，此时的名气已经很大。从理学的衣钵传承来看，湖湘张栻与福建朱熹，均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中的翘楚，张的老师是五峰先生胡宏，朱的老师是延平先生李侗，皆为一代名儒。两大高手要当面切磋，自然是头条刷屏的大新闻。消息传开，远近学子闻风而动。

事实上这并非两人头一回见面。早在四年前，即宋孝宗隆兴元年的冬天，他们就已在都城临安相识定交。当时张栻的父亲还是堂堂的魏国公、右相兼枢密使，张栻本人也很受孝宗器重；而朱熹，还只是个被特招入朝应对的泉州同安县主簿。有意思的是，这次见面谈得十分投机，他们更关心的，是北伐抗金的国家大事。

第二年，朱张再次会面，却在悲戚之际。由于北伐失利，张浚被免职，迁谪途中在江西余干去世。张栻护送灵柩回潭州，舟行至豫章（今南昌）时，朱熹千里赶到，登船哭祭，并与张栻同舟长谈了三日。这次交谈，张栻向朱熹介绍了老师胡宏的学术，并将老师的著作《知言》送给朱熹。朱熹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这次见面：“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叹，岂特吾人共之，海内有识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丰城，舟中与钦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

如今在长沙的第三次见面，更加纯粹，更加成熟，也更尽兴。一场响彻千古的高峰对话，中国儒学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徐徐拉开了大幕。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朱张二人往来于湘江两岸，讲学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学生，他们联袂登台，轮番主讲，彼此辩难。可是，他们的讲课形式与如今的公共讲座有什么区别？观众太多讲课声音如何照顾全场？拥挤的学子如何做笔记？这些细节场景我们不得而知，但史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的盛况：“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涸，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也就是说，从四方赶来听讲的学子上千人，他们的马儿竟将岳麓书院门前池塘的水都喝光了。

学术对话，是朱张会讲最重要的部分。作为闽学与湖湘学的两大代表，他们相与辨析的，既有心、性、理、气等理学重要概念，还包括太极、仁、《论语》、《中庸》、《孟子》以及胡宏的《知言》。比如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太极理论，“太极”与“性”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比如孔孟论“仁”究竟如何诠释？还比如《中庸》开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张栻的老师胡宏在《知言》中说“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到底如何理解？诸如此类，在很多问题上朱熹与张栻既有意见相合的，也有分歧很大的，需要通过这次会友讲学来讨论。争论有时非常之剧烈，据同行的朱熹门生范崇伯记录：“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但是，朱熹仍然自感收获很大，对深得胡宏真传的张栻大加赞赏。在来长沙半月后写给友人曹晋叔的信里，朱熹这样评价张栻：“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

这种惺惺相惜的钦佩，并非一时的客套话。此后很长时间，二人一直保持着书信与诗文交流，朱熹很怀念这次酣畅的切磋，曾有诗这样写道：“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他还不吝这样赞扬张栻的学问精进：“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如果比较八年后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鹅湖之会”上的不欢而散，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对张栻的这种亲近了。

朱张会讲，为书院自由讲学开创了全新的风气，也加强了湘闽学派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了理学的发展，不仅是岳麓书院历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佳话。

这两个多月里，两位哲人的友情也在切磋问难之间愈加深厚。他们泛舟湘水之上，同陟岳麓之巅，冒雪登临南岳。“茅檐举杯酒，旅榻诵新诗”，他们一路吟哦，击节砥砺，留下许多格致高远的诗篇。

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八百多年后，岳麓书院的赫曦台上，朱张灵魂对话的联句，依然向游客诉说着得一知己的快慰酣畅。

御书楼前的连廊上，同游南岳后朱熹赠别张栻的两首长诗，依然鼓荡着萋萋别情与浩然真气：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

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

辞家仲秋旦，税驾九月初。

问此为何时？严冬岁云徂。

劳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

南山高不极，雪深路漫漫。

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洲。

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

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

厚意不敢忘，为君商声讴。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

始知太极蕴，要渺难名论。

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

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

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

云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

涓涓始欲达，已被横流吞。

岂知一寸胶，救此千丈浑。

勉哉共无斁，此语期相敦。

朱张会讲两年后，朱熹的母亲去世，他开始了长达六载的著述。而张栻也因刘珙荐举，先后主政抚州、严州，进而入朝担任侍讲和部司员外郎，被孝宗多次召见。乾道七年（1171年），三十九岁的张栻被权臣排斥，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当年冬天退居长沙。次年岳麓书院在刘珙主持下再次整修，张栻又重启旧业，往来于湘江两岸，主持岳麓和城南书院的教务。直到三年后奉诏再度出仕，先后主政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

淳熙七年（1180）二月，四十八岁的张栻英年早逝，归葬于宁乡沩山之下，与父亲张浚相伴。

朱熹得到消息后恸哭不已，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他说：“钦夫竟不起疾，极可痛伤。荆州之讣，前书想已奉阅。两月来，每一念及之，辄为之泫然。钦夫之逝，忽忽半载，每一念之，未尝不酸噎。”对他来说，世间还有如此同调的知音吗？

“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后来，张栻的弟弟张杓请朱熹为兄写碑铭时这样说。

朱熹的仕途，也一直与书院交织不断，甚至，他的政绩远不及办书院的功绩显赫。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赴江西知南康军，主要任务是抗旱救荒。而他最大的贡献，却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他不仅亲自掌教，延请名师，充实书籍，置办学田，还请孝宗皇帝赐额赐书。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就是他亲自订立，成为此后七百年中国书院的办学圭臬。

张栻去世十四年后，也就是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起义。六十四岁的朱熹受命主政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戢乱之余，他大兴文教，对岳麓书院进行再次改扩建，添置学田，请赐御书，整顿院务，还亲自讲学。而影响最大的，是他将白鹿洞书院的规程移植过来，为岳麓书院设计了第一份正式学规，制度体系涵盖了教育方针、教学方法、修身治学准则、作息行为规范等等。他力矫声名利禄之弊，强调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务求讲明义理，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 “朱子书院教条”。

城南书院图，出自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卷二

（四）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书院因为张栻与朱熹的灵魂浇注，从办学规模、学术高度到士子成就、社会影响，步入了全盛时期，与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丽泽书院，比肩而称南宋“四大书院”，以学术高地享誉于天下。湖湘一脉的文运，也因为朱张二人的合璧而气象廓开。

他们的朋友圈里，有杨万里、范成大、张孝祥、吕祖谦、陆九渊、胡寅等名士贤儒的身影；他们的继踵者中，更有真德秀、吴澄、李东阳、王阳明、王夫之、王文清、欧阳正焕、罗典、陶澍、欧阳厚均、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刘坤一、唐才常、熊希龄、黄兴、杨昌济、范源濂等等。

湖湘，这方曾让屈原、贾谊、王昌龄、杜甫、刘禹锡、柳宗元伤心失意的清绝之地，经书院千年之弦歌陶冶，礼门义路，浩然巍然。八百多年来，文脉深广，文气纵横，文运昌明，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思想，深深植于湖湘学派乃至后世湖湘学子的气质当中。晚清中国，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湖湘士子如井喷潮涌，代不乏人，在近代舞台上大放异彩。他们中的多数精英，都是从岳麓与城南两大书院走出来的。

而今人们谈起湖湘文脉，总会首先想到岳麓书院。是的，无论从办学时间、办学成就与社会影响，还是从它在历朝的教育、学术、文化、政治地位上看，岳麓书院当仁不让是这条文脉的龙头。但也不要忘了，一江之隔的对岸，还有一座古老的书院叫城南，尽管它的命运更为多舛。

虽然在诞生之初，城南书院因创始人张栻而一鸣惊人，但也随着张栻的早殒而很快荒废，元代沦为僧寺，明嘉靖万历朝偶修而旋废。清军入关近百年，城南书院才重焕生机。雍正年间，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一道，被列为官方重点扶植的两大省会书院。不过，其地址也一度变化，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于天心阁下的都正街，道光二年（1822年）才迁回妙高峰。

站在妙高峰一带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这里曾是山峦连绵，重湖叠巘，出门撑一篙就可顺流入湘江。我们更难以想象，八百多年前张栻天天寓目沉醉的到底是何等风景？甚至，连一百年前的风景都已难想象。据清道光年间《城南书院志》所载，当时的城南书院，有“山麓环拱，带水萦回”，自东北向西南，山势迤逦蜿蜒约五六里，山下有“老龙潭水一派汪洋，随龙由峰后湾环缠互绕大椿桥出大河”，“合襟山回水聚，堂局宽舒秀丽，信非全省书院不足以当之也”。

山龙水脉，九宫八门，终须以人合德，人才是最重要的风水。人可以平山填湖，翻江倒海；人也可以拯时济世，立地顶天。回望长沙两大古书院的悠悠往事，遥想朱张意气，船山烛火，曾左烈业，毛蔡风神，哪一道风景不是人？上世纪初，在学制改革和欧风美雨交互作用下，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脱胎转型，一个整合而成湖南大学，另一个再造而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如今，两边的校园里，各立有一尊宋儒衣冠的汉白玉石像，纪念的是同一个人——张栻。他的样子，仿佛还在低吟当年的诗：层层丛绿间，爱彼松柏姿。青青初不改，似与幽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