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清朝遗老日记里的民国元年

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3月10日这150天，中国真正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帝制进入共和时代。桑兵先生新著《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亲历者的日记为材料，解读政见各异、地位不一的人们在这场变革中的心态。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部分内容刊发，原标题为《有遗有老》。

骤然进入民国，一时间最难以适应的人群当属前清的大小官员。一方面，退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各种衙门机构暂时还在虚应故事，许多实官尚未解除与清朝的关系，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后来各衙门陆续被民国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机构。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顾不暇，除少数近臣外，为数众多的内外大小官员不可能继续赖以为生，即使不赞成共和，也要设法在民国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异，以自高身价，还不免有矫情之嫌。

那桐

民初改元，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的那桐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赋闲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戏、应酬、吃饭外，间中偶尔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庄建造房屋，并于1913年1月迁入新居。或许由于那桐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与清王室的关系仅限于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知其已于十余年前故去，还拟予以表彰，以正风气，以免前清亲贵被伪组织拖下水。

徐世昌

另一位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原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凯政权的重要推手。皇族内阁解散，他被解除协理大臣之职，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在清朝与袁世凯之间，徐世昌既要帮袁世凯的忙，又不愿公开失了对清朝的礼。壬子新正，他凌晨四点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赏八宝荷包。召见，谢恩，又蒙面赏荷包，行贺年礼。趋诣皇极门外随皇上朝贺皇太后，又趋诣乾清宫朝贺皇上”。此后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庆宫，回寓后办或谈公事，看书、写字、会客、应酬，也常常会见袁世凯，与之深谈。至于所担任的新旧两朝各项事务，则逐渐辞去。如向袁世凯辞去津浦铁路之事，向清室辞去太保等衔。5月间，曾请假回河南汲县省亲，详细记录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办之事，前后历时近一个月。归途又转赴山东，游览泰山、孔府林庙、崂山等地，察看枣庄中兴煤矿和津浦路外，主要是到青岛置地购房，为移居做准备，并访晤了聚居于此的前清官员和德国人卫礼贤。6月中旬才回到北京。

回京后徐世昌的生活有些变化，不再入直，开始一周还进内及诣毓庆宫，随后便每日在家。7月5日，徐世昌离京赴日本考察，7月8日从天津登船，到大连时，因身体不适等原因，乘火车折返天津。8月1日，即由天津启程赴青岛。这一次是举家迁往，与周馥等遗老为伍，过起了寓公的生活。和天津、上海、港澳等地一样，青岛是遗老的聚集之地，据说仅巡抚、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大小遗老遗臣遗民的著名者，如周馥、赵尔巽、张勋、劳乃宣、吕海寰、李家驹、于式枚、邹嘉来、刘廷琛、吴郁生、张人骏、王宝田、溥伟、王垿等，徐世昌与之多有往还，颇不寂寞。

10月，徐世昌回京转往河南汲县，在京期间曾与梁启超两度会晤。不过这时徐世昌并未脱离逊清王室，11月19日从河南回到北京，次日即再度陷入在袁政府与清王室之间周旋的境地，“慰廷约谈，留饭。午后归，小憩。访世博轩，久谈。到姜翰兄处，晤李仲先谈有顷。晚归，赵智庵来访久谈，八、十两弟待谈。连日说话多，心气困惫，夜不能寐。本月初七日奉旨会商裁併内务府各衙门办法，今日访博轩商酌一切。前月底博轩又为续假两个月。”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11月29日，他到内务府筹备处，会议裁并各衙门事宜。

新政权与旧朝廷两方面的人都来找，都要见，而且决非礼节性拜访，令徐世昌有些不堪其扰。12月11日，他离开北京前往青岛。此行是脱离是非之地，还是另有觊觎之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12月31日，“晚上供，先母卒忌。慈亲见背，忽忽已十六年矣。时事变迁，全家寄居海上，思念先慈，不胜悽恻。”民国元年除夕徐世昌所悲，大概也包括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和多数遗老一样，他心中还有自己的盘算，需要等待时机。

荣庆

新年伊始，荣庆仍然记为宣统四年。虽然国体变更，在他却一切依旧，仍然继续着前清的种种程式化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民国初立，政局持续动荡，正月十二日（2.29），京津一带便发生兵变，连续两天夜里，城内四处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并且一度枪声到门，火光彻户，异常危险。元宵节的前一天，荣庆被迫举家到天津避难，并率先前往天津探路安排。十八日（3.6），天阴，荣庆触景生情，赋诗感叹自己的遭遇：“海泗侨居蜃气蒸，连朝不见日东升。几回梦旧仍泡影，惟有随缘是上乘。卧病甘为无爪蟹，逢人不作付膻蝇。茫茫身世何从说，万感都灭感不胜。”昔日的繁华权势，只不过黄粱一梦。既然无力回天，惟有得过且过。

在天津，荣庆与相交最得的旧同僚严修有所往还，各处游览，还生平第一次看了电影。二月十二日（3.30），请陆润庠由院行文开去差缺。并在津看房，拟久居。所住的英租界，在繁华的天津算是僻静之处。其旅津生活，五月初三日（6.17）所得四句诗描写最为形象：“畏日常遮牗，多风总闭门。楼高频止步，客少更无言。”日常除看些历朝诗词史书外，“出无车，使无仆”，耳目闭塞，深居简出。原来很少看报，如今只能从报纸上获取信息，所看报纸包括《民意报》、《大公报》以及梁启超主编的杂志《庸言》等。所以他知道民国政府的变动，如唐绍仪川遁，陆征祥继任，孙中山到京等消息，可是他见报知徐世昌到津，却不得其处，“真无爪蟹如我，苦矣。”

无奈之中，荣庆也逐渐平和心态，苦中作乐。四月十三日（5.29）移居楼寓，得诗一律：“但教容膝便能安，况上重楼更可观。新树低培如麦秀，层台平峙当山看。闲门客少经旬闭，虚牗风高镇日寒。最好小台宜远眺，连宵月朗总凭栏。”这样的随遇而安，不仅应对环境的窘迫，更隐含家国身世遭际的淡然。“淡饭粗茶人永寿，山环水抱我安居。繁华回首都如梦，但愿平安守敝庐。”

身居津沽的荣庆，不能忘怀于故都，五月二十六日（7.10），因大姊亡故，一度入京，“见西山如逢故人”。十月间，荣庆一度举家返京，临行前“阖家均喜而不寐”。可是民初的京师居大不易，天津却成为前清旧人的重要避难所，荣庆逐渐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六月三十日（8.12），荣庆与许秉琦（稚筠）、于式枚（晦若）、孙宝琦（慕韩）、陈邦瑞（瑶圃）、郭曾炘（春榆）等“晤于一堂，快聚非常。”“十年旧雨，异地同堂，不啻东华门中，昆明湖上也。”此后和这些老友时相往还，直把天津当北京。十一月在锦江春吃饭时，还与铺掌操蜀语问答，颇感有趣。

安居与随缘，在荣庆不仅是自己的陋室与窘境（有时甚至要典卖衣物），更有对于新国的默认。八月初一日（9.11），他送陈夔龙诗曰：“结袂通明厂，匆匆廿六春。同为游蜀客，都是少孤人。忆昔艰难共，而今世局新。吴淞秋正好，珍重此吟身。”所谓“一代文章归变例，百年身世付随缘。”“我采芙蓉江水上，商山自有采芝仙”，虽做遗老，归隐林泉，却要安于天命。和与之同门的志锐、升允、端方相比，各异其趣。

心绪转移，使得荣庆看待世事景致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十一月十一日（12.19），大雪弥漫，荣庆喜为丰年之兆，倚楼得句：“缤纷瑞雪兆丰年，多少楼台罨画中。入望都城银世界，梅花消息在墙东。”十二月十八日（1913.1.24）和陈夔龙诗二首，各篇的后半阙谓：“一任风云变，翻教格律新。吾才嗟既竭，老矣灌园身。”“朋旧看看少，河山处处新。嗟余衰朽甚，尘市涸间身。”自觉老朽，却承认日新。壬子除夕，荣庆在日记中写道：“毕竟今年胜去年也”，并于次年放弃宣统纪年，改书民国二年，算是对民国的接纳。

绍英

壬子元旦，署度支部大臣绍英照样朝服进内，先后在皇极门外和乾清门内行三跪九叩礼。可见若以阁僚论，他不在沈家本所说的同人之列。对于民国，绍英的态度相当复杂，“虽客腊廿五日奉诏旨宣布共和政体，臣民未免失望，然果能皇室之虚荣罔替，未始非国家如天之福。今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是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是日在天津住院的慈亲获赠一盆绫制杏花，绍英赋诗记之，末句为“惟愿春风长拥护，年年万紫映千红。”其意当不仅写景而已。

进入民国，绍英本想辞职，友人劝以不可着迹，当缓为引退，于是暂缓进署。正月初四日（2.21），陈（威）公猛来，告以大仓借款有经手佣钱九千元，如何处置。答以“前已嘱阁下预为声明，本大臣办理公事，一切私款向不收受。此款既系彼向有之款，即由阁下酌办，余即不闻不问矣。公猛云：既承吩示，即将此款作为银行佣钱可也。”初七日（2.24），绍英祭灵棋神祗，求得一卦，不佳，自诫“应循理慎事，不宜远行。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之语（倭仁语），为免咎之道。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祸。当常存敬畏以处患难为要。”初八日（2.25），周自齐来谈，“求其署中偏劳，如项城问及，即云某患病未愈，好在再逾数日，即可办交代矣。”周应允。

正月十二日（2.29）夜，曹锟第三镇兵变，绍英家遭到抢掠，损失甚重。绍英率同家人逃至东邻暂避，幸人口平安。次日即移居医院暂住，并陆续迁往天津。不料天津也发生兵变。廿五日（3.13），谕旨补授绍英总管内务府大臣。“敬闻恩旨，感悚交深，惟有勤慎供职，清洁自持，以期仰答天恩于万一”。廿七日（3.15），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绍英开去度支部首领，委任周自齐暂行管理度支部首领事务，陆宗舆暂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领事务。”绍英闻讯，“窃自上年九月廿六日署度支部大臣，已四阅月，库款支绌，困难已达极点。今幸开去，如释重负。第自年前十二月廿四日请假后，即未到署，实署任三月”。自此，绍英脱离民国政府，专心办理逊清皇室内务府事务。

一月廿八日（3.16），绍英往见袁世凯，略说内务府用款事，后者允为随时拨给，有事可来此面谈。次日绍英进内谢恩，交世续千金以备见面礼之用。所谓见面礼，即内务府大臣初到任，见太监诸人送给礼物。则清朝虽然结束，小朝廷的架子仍然端得十足，陈规陋习，一仍其旧。又到大清银行接洽拨款事宜。二月初三（3.21），至临时筹备处见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商议阳历阴历合璧事，均甚赞成。

作为逊清皇室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失去威权，从前内务府总管大臣的风光不再。二月十三日（3.31），有人到南院讹索，绍英找来巡官将其劝走。当晚所在二区派巡捕三人来，拟每月给津贴钱一百千，作为菜茶灯烛等用。关于内务府拨款事，也要时时与府院及各部门打交道，虽给面子，却未必顺利。

八月初一（9.11）晚，亲贵（醇邸、世续等）公宴北上来京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绍英亦出席作陪，贝子溥伦代为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康健。同座均鼓掌。孙中山令黄克强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

九月初一日，即阳历10月10日，为民国国庆日，国务院开茶会，送来入场券一张，因早间进内，且大、常礼服均一时不便，绍英未能莅会，在家静息一日。前清时内务府用款甚多，入不敷出，宣统三年用银134万两，进款115万两，借款45万两。今非昔比，必须设法撙节维持。十月，清室派溥伦、世续、徐世昌、陆润庠、陈宝琛、绍英等人通盘筹划所有内务府及有关衙门归并裁撤事宜，会同醇亲王妥拟办法。十一月十九日（12.27），因民国政府拟开放天坛作为公园，将列神位移至太庙供奉。民国政府还要求借乾清外围三大殿作为礼堂接见外宾之用，将三海房间及新建府第借民国政府住用，开放金鳌玉栋桥以便交通，开放北海作为公园。乾清门以内则永远留用。可见民初北京政府对清室优待之中，也有挤兑，并非完全礼敬。十一月廿三日，世续面奏上述事宜。造化弄人，是日为阳历12月31日，绍英的日记本刚好写满，自明日起另本登记。“此本应查之事甚多，应妥存备查为要。”从1913年元旦起，绍英的日记改为阴阳合历。历史的无形之手冥冥之中仿佛掌控着生者的命运。

郑孝胥

从郑孝胥主张改用阳历可见，至少在铁杆拥清保皇者看来，他实在算不上是清朝的忠臣。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与民国为敌，就有进一步细究的必要。此事的直接起因是，1918年1月18日，唐文治派人持书来访，因南洋公学建图书馆，欲由东南各省绅士联名呈请内务部，发《四库全书》一部庋藏图书馆中，钱能训已允发，惟联名之数未足，希望郑孝胥列名呈中。郑表示：“仆不认有所谓‘民国’者，故不能列名。此事甚好，当试询沈爱苍、林贻书诸人。如彼允列名，明日可以电话奉复。”“夜，林植斋来示其友书，亦以请发《四库全书》事托林来求列名。余语之曰：‘余与民国乃敌国也；吾弟尝为安徽政务厅长，以彼列名则可。’”并代为请托其他人士。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至少还不到这样的境地。只不过郑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势上与民国处于相对地位而已。

尽管1911年10月底郑孝胥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轮船上已经做好终身为清朝遗老的心理准备，并且一再表明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自视甚高的郑孝胥一度甚至异想天开地企图在南北之间作调人，这在真正的遗老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

民元2月，郑孝胥“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与恽毓鼎将清亡归咎于变政截然相反，郑孝胥认为导致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清廷反对立宪。他对孟森等人说：“革命党魁，君知其为何人乎？景皇帝为君主立宪之党魁，反对立宪者，孝钦也。有孝钦反对立宪于前，遂有庆王、摄政王伪饰立宪于后，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革命党魁非他，即孝钦是也；庆、摄助而成之，亦其次耳。”认为庚子后清廷实行假立宪才导致革命的结局，因而屡指慈禧为革命党魁。

退位诏下，在郑孝胥看来，清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所亡的不仅国家，还有天下。辛亥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并且完整抄录了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然后咬牙切齿地写下一段话：“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如此恶毒地仇视革命，较清朝的皇族老臣有过之无不及。

壬子新正，郑孝胥记为宣统皇帝退位后第一年，承认清亡的事实，不像顽固不化者如升允，仍然用宣统四年，同时也不承认民国的合法存在。他告诉贺年的日本人士“受吊不受贺”，表达对于清亡的哀痛，同时表示不能接受共和时代来临的事实。对于民国，他一开始就处于对立面，当面向同盟会员表示：“吾不能自欺其良知。宁使世人讥我之不达，不能使后世指我为不义，故反对革命之举耳。”可是对于清室，他也充满怨恨。屡屡告人“孝钦后初反对立宪，庚子后乃为假立宪。庆邸、摄政王承其宗旨，遂成革命之局。然中国人无真面目，作伪乃其天性，自今以往，当有假统一、假共和之现象，拭目以观之可矣。”

与清室关系本来不深的郑孝胥，何以对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如此深仇大恨，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其实，要说郑孝胥对清室忠贞不二，的确有些勉强。他之所以坚决与民国为敌，将自己牢牢绑在清朝的沉舟之上，与个人的抱负野心不无关系。壬子新正当日，他对孟森说：“华人之排外，由于无人道；其畏外，由于无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国发达，惟有借债造路，全国开放，则外人之压力自然消灭，前此所有失败之条约亦自然失其效力。举国之内，谁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国交通之务，当令国土实力骤涨，政治之改革乃后图耳。” 3月7日，他作诗《书事》，曰：“能发能收古所难，坐看沧海舞狂澜。欲操政柄真愁晚，竞废纲常似未安。寡妇孤儿良易取，中原万里遂凋残。受恩累世成何语，却笑留侯说报韩。”并且解释道：“乱党欲援九世复仇之说以饰其排满之举，而未读《留侯世家》乃有‘五世相韩，为韩报仇强秦’之语也。”

郑孝胥自视甚高，抱负极大，志在封疆，他既有主见办法，也能具体办事，是清季为数不多的能员干吏，屡屡出现在枢臣疆吏的保举名单之中。可是，王朝体制下，选官意在保境安民，太过能干，容易不循常规，甚至为所欲为，令当朝执政多几分担心。像郑孝胥这样的能吏，虽然不断到处派差，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时事，却迟迟不得实官。好不容易于辛亥年实授湖南布政使，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不料为突如其来的革命所葬送。这不免让郑孝胥耿耿于怀。尽管他对清廷诸多埋怨，却仍然宁愿以之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凭借。对于建立民国之人，他失望至极，认为“今日所见者只有乱臣、贼子及反复小人三种人而已。乱臣之罪浮于贼子，反复小人之罪又浮于乱臣，其余皆难民也。”

不与民国人为伍，甚至包括昔日的同道，是郑孝胥自我标榜的节义。他称赞升允兴兵反对共和，“可为忠臣义士吐气”，而见其电文中有“决不与共和为难”等语，担心有意预留转圜余地，认为“宜力战直前，俟必不能支，则以奔俄为末路，使志趣大明于世界，亦可为满洲生色矣。列国必敬重其人。千载而下，不愧为王保保也。”内争不得则宁可援引外强，郑孝胥自己后来也走了这一条末路。对于宗社党密谋复辟，他满怀希望，并赋诗明志：“自信宿心难变易，少卑高论莫张皇。”同时坚持借债造路为速成统一之策，以免瓜分祸起。

可是在公开场合，郑孝胥并未与革命党撕破脸，与清廷又无太多瓜葛，所以革命党人如戴季陶、于右任等，还试图与之联系，郑孝胥也没有断然回绝。他对袁世凯则大为不满，认为其妖狐尾巴终于露出。因为与北京政府无涉，又参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从事文化事业，社会名声尚不恶。1912年底，华侨有意选举其为参议院议员，孟森询问其意见，郑孝胥表示：“为社会任事，如蒸沙作饭，终无熟时。使余得权，不虑反对，否则，主持报馆，警觉国人，亦尚可为。华侨真亡国种族，窃不愿受其选举也。”传言北京政府欲授其为黑龙江都督，友人劝以出而应之，未置可否。

民国元年除夕，郑孝胥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张坚伯语余曰：‘去年能死，亦可保全名节，然心颇不甘；今年乃追悔其不死，奈何！’余曰：‘子盍作已死观？今日游魂为变，亦足乐也。”实则张鸣岐并无殉清之意，不久便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官。而郑孝胥的劝解倒很像是自我解嘲。

由于和清室及官场的渊源并不深，郑孝胥虽然自认为执守臣节，在亲贵官僚们看来不过是过客，没有资格忝入遗老之列。张勋复辟时，郑孝胥上谕见召，却为青岛、上海的复辟党加以白眼。民初像郑孝胥这样本来与清室关系不深而以遗老自认者不乏其人，而且往往各有盘算。辛亥政权鼎革，形式上是清帝逊位，民国政府予以优待，因此民国政府与逊清王室的关系并非敌对。由于满汉等观念纠结，与清初的明遗民不同，民初真正算得上清遗老的为数不多。不少人至多只是文化遗民，因为和包括遗老在内的老辈交往较多，而被他人指称为遗老。清季任过学部主事的陈衍就直言不讳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被视为遗老聚集之所的清史馆，其中不少人就过民国的职位，不仅食了新朝的俸禄，甚至做过共和的高官，早已无遗可言。作为就任馆长的条件，赵尔巽还曾要求民国政府为其弟赵尔丰平反，理由居然是赵尔丰赞成共和，有功于民国。况且，清室犹在，便修清史，行为本身已经大逆不道。梁鼎芬就曾致函赵尔巽，责以“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溥仪身边的陈宝琛、梁鼎芬、陆润庠、刘廷琛等人因而“视他为贰臣”。

郑孝胥的行事，也并非愚忠那么简单。民初的时势使其可以借遗老之名自高身份。在前清官员当中，仅就日记所记内容而言，像郑孝胥这样密切关注民初时政者几乎是绝无仅有。张勋复辟之后，所谓禅让的格局已经破裂，民国政府与逊清王室的关系日趋对立，清查复辟，驱逐清帝出宫，国民革命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用共和革命的眼光重估辛亥政权鼎革，看法自然大异。在此之前，郑孝胥不讳言以民国为敌国，也只是表明不与之为伍，尚未到汉贼不两立的地步，所以不仅认为拨发《四库全书》一事本身甚好，还代为联系他人或推荐自己的胞弟具名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