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厅官下乡能创业，你也能？

四川退休厅官范敬超放弃组织安排的省政府参事室主任职务，独自回到家乡井研县繁荣村，埋头8年，合作社成员从最初的5人壮大到1600多人，种植柑橘过万亩，投产果园每亩平均收益1万元左右，为产业覆盖区农民人均增加5000元以上纯收入。

一直以来，类似高官辞归故里的创业故事并不缺乏。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主要侧重点是彰显他们的革命本色；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主要是表彰他们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范敬超的故事，除了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大关节，也是在为疗救农村的凋敝开药方，不仅全国人大代表呼吁的“乡贤”回来了，而且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这个故事容易使人联想，假如离开农村的乡贤都重新回乡创业，今天的农村凋敝不说彻底解决，至少能够得到很大缓解。

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出现乡贤排队回乡的动人场面，大部分的乡贤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类似范敬超这样的案例，只有个案意义。实际上，下乡种柑橘的还有一个能人褚时健，反过来想，假如褚时健不出事，他会想着下乡种柑橘？下乡创业带动一方这种事情，很有新闻价值，但偏偏缺乏政治、经济与社会学意义。

就个案来说，新闻报道中范敬超的所作所为值得称许，但这一个案很难普遍化。在讲究和信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社会，一个厅官（哪怕退了休）在一县之内，不仅职级盖过县委书记和县长，官位最高，而且很可能在官场的人脉也远超书记县长。在不成文的权力格局中，他懂得遵纪守法还好说，如果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攫取不合理乃至非法利益，制约他的成本有多大？

此外，几乎全世界的农村产业结构都非常单一，且平均利润很低，农业依靠财政补贴过活，几乎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例，这注定了农业投资的高风险、低回报。不以利润利益为驱动的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新闻报道的是范进超成功的个案，但谁去关注过那些农村创业失败，血本无归的例子？

城市化带来农村人口减少、土地抛荒和村庄消失，不过后果却未见得如此悲观，比如土地流转和整理的阻力相应减小，更便于机械化耕作等等，凋敝之中是否蕴含商机？以及，乡村社会是否会迎来重构的机会？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厅官的下乡创业，显然无法承载和解答如此重大的议题。

农村的重整，资本一定是重要的参与者。一个身份特殊的厅官下乡创业，一定意义上，携带的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而这恰恰不是普通资本所能具备的，因而缺乏复制价值，他承担不了相应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