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奇曼靠什么两获普利策：最好的作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中国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从历史发展来看，早期文学与史学的确可谓同源同脉，但之后就分道扬镳，秉承着各自的使命而相对独立地发展。在近代学术体制进入中国之前，传统中国文人已经意识到文史是不一样的了，如章学诚说：“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譬之品泉鉴石，非不精妙，然不可与测海岳也。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谓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章认为文史的区别在于是否出于己，这是因为历史必然言必有出，否则就没有公信力；而文学推崇作者的个人感受，若言不由衷则味同嚼蜡，以致“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

她对“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的坚持源于她的历史责任感。她不满学院派历史学家对大众不闻不问，不关心他们的阅读体验。细节能让读者拥有历史现场感，就像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对他塑造的人物印象深刻，比如支着圆规长腿的杨二嫂，留学生中“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塔奇曼认为历史也需要这样的细节，但与小说不同，这些细节必须有史料支撑。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塔奇曼希望自己能回到历史现场，然后再用文学的手法把她观察到的记录下来，她甚至在《写作史迪威将军传记遇到的问题》中承认写1914年阿尔萨斯时：“我实在找不到让事情经过清晰起来的足够资料，我编造了一些东西，但没人发现。”

这看起来很冲突，一方面她坚持历史的客观性不容置疑，“执着寻找重要细节，不带先入之见地看待它们，让它们自己说话”，另一方面她又在《历史学家的机遇》中说“在历史中没有立场和生活中没有立场一样，都是错误的”，谈及《当今困境的历史渊源》也说：“视角改变观点”。这个矛盾在她写史迪威时尤为明显，以至于今天的读者读完简直要为她“愚蠢的单纯”抚掌而笑，她认为记者若非亲眼所见则不要报道，因此她不相信公报，然而今天任何一个新闻系的学生，都会在课堂上学习新闻写作的意识形态和观察渗透理论。换言之，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客观的观察，塔奇曼却认为这是应有的立场。

同时，她还坚持历史的文学性，而对历史的科学化不太愿意接受，认为历史本就是美的，“没有必要在准确和优美中二选一，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这已经很接近后来怀特的主张了。她讽刺技术的影响，“新技术只是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表达的方法，选择新技术的人往往失去了与人沟通的日常语言，患上了‘失语症’”。这不仅涉及到历史学本身，放在今天也是对科技极为深刻的见解。

今天，我们是否还要提倡文史不分家或者文史分家，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历史与文学。有些人提出大文学的概念，想把文学和历史都囊括进来。而从社会学角度看，因为社会建制的不同，文学与史学虽然互有影响，但文学家与历史学家这两个社群的行为规范的确不太一样，哪怕观察渗透理论和怀特已经让我们意识到文学和历史的距离并没有那么大。一些历史学家则开始区分不同的人物形象，比如文学形象，历史形象和民间形象，但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为什么历史学家写的过去就是历史，新闻工作者写的就只能是源材料，文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写的就不能是历史，类似于大文学的概念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大历史的概念？

显然，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当口，这个转型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历史是由谁来书写的，官方还是民间，人人都可写历史的时代是否已经到来，宏大叙事的历史是否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而这些改变的导火索正是塔奇曼和她的同仁们。

有些人已经开始接受张纯如这样的作家书写的就是历史，也有人开始接受纽约客等媒体的深度报道也是当下的历史（当然这还涉及到一个历史的上下限的问题），然而正如塔奇曼《历史能指导未来吗？》中所说的那样：“第一，人类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受益，因为预判干扰了他们从信息中得出结论；第二，历史常常会任性地偏离它的教训指向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系统的缺陷。”

我们不要奢望在这个转型中能获得什么先机，哪怕你读了塔奇曼和其他所有历史书籍也一样。然而这也是历史的魅力啊，文学化戏剧化不正是塔奇曼所追求的吗，未来如果都能被预言，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才正是对科学追求的准确、确定性和渴望预言未来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