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高级参谋“反思”二战：为何没有“见好就收”

1945年12月6日，降将冈村宁次在南京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访问，被问道：“日本进入满洲或在塘沽协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早有类似心思的冈村对此“卓越见解”“不胜惊叹”。

以“后见之明”，如果不越过山海关，日本实际控制东北的局面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维持，更不用说先期攫取的台湾、澎湖等地。退而言之，如果不在淞沪轻启战端，“何梅协定”下华北局面或可继续维持。再退而言之，如果野心不膨胀至法属印支、荷属东印度，也不至于早早将战火延烧至太平洋。回顾其扩张历程，有诸多令外人不解之处。

随着战败投降，日本半个世纪所攫取之土地和权益不得不物归原主或化为乌有，自身亦遭受空前重创，一场空的结局令不少当事者扼腕叹息，其中包括任职核心机要部门、实际参与侵华决策的高级参谋人员堀场一雄。堀场遗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是战后日本军界系统总结侵华战争的第一本书，道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堀场一雄（1901-1953）的教育背景军事色彩鲜明：1914年入陆军少年学校学习，1922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30年陆军大学毕业。陆军大学毕业后即加入陆军参谋本部，1937至1939年在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就职，1939年12月至1941年7月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参谋本部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方案和文件中有相当部分出自其手，他自称：“我的全部精力完全贯注于处理对华战争。”

在堀场的叙述中，“霸道”与“道义”（唤醒东亚对抗欧美）的对立、作战部门和指导部门的分歧、东京中央和现地的矛盾错综交织贯穿侵华战争的始终，表现在几个节点上尤为显著。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是否出兵上作战部门和指导部门有争论：指导部门认为如果诉诸武力，势必扩大事态，但日本尚未做好与中国全面战争的准备，作出“不扩大战局”的决定；作战部门则认为，日本以少量兵力占领京津地区就可迫使蒋介石妥协退让，因此力主出兵华北。关东军和朝鲜司令官都积极建议出兵，关东军准备随时出动2个旅和飞行队一部，朝鲜军准备出动应急动员的1个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中主张行使武力的议论也很盛。

指导当局再三指出“满洲”的建设和对苏防御忙不胜忙，中国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升腾，绝不可轻易使用武力，但指出万一形势发展到需要武力解决时，需采取速决方针。7月10日，战争指导方面提出行使武力时的用兵规模，并强调不具备此条件不得出兵：

同时动员15个师；

同时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

作战地域限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

作战时间约为半年；

战费为55亿。

7月10日，内阁会议上决定以3个师为基干、预算3亿元开战。

有限度用兵的主要理由是陆军军备主要用来预备对苏作战，不便作他用。此外，参谋部中国课认为大批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问题。

堀场称此举在战略上走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邪道，使先天不足的国力开始陷入无底的泥潭，是日本在处理华北事变上第一次犯“轻率地定下无把握之决心”的错误。

上海、南京作战

华北事变后，华中方面形势出现恶化，日军编成上海派遣军，以第3、11两个师为基干。指导当局认为集中到这个方向的中国军队有四五十个师，为达目的，初期至少需派遣以4个师为基干的2个军。受不扩大局面的思想和海军动向（海军想独自担任华中作战）等因素影响，又一次出现了苟安的出兵倾向。

由于中国方面的顽强抵抗，上海作战出现苦战局面，未能速决。

在上海作战时，指导当局为从大局上尽早结束战争，极力主张选南京为作战目标，但不一举攻占南京，只是屯兵城外，阻止蒋介石撤出南京，并促其下停战谈判决心；同时迅速推进更有把握的广州方向作战。

作战当局不以为然，外加深陷上海，直到11月24日才把战线延伸至无锡、湖州一线，12月1日才下令攻占南京。而在11月6日，国民政府已决定将外交、财政、内政各部及金融机关向汉口、长沙、重庆等地转移。

对于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的策略，指导当局和作战当局又发生了激烈争论。作战当局追求扩张战果，一线部队争先恐后攻占了南京。堀场说“作战之独断专行和轻举妄动之弊已达到极点”，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机会由此丧失。

堀场写道：“南京陷落后，我国民都手持旗帜、灯笼欢欢喜喜地列队庆祝，唯独战争指导当局闷闷不乐。”

在南京陷落前，军务课和中国课就力主否认蒋介石政府，扶植新政权，强硬派甚至指责统帅部软弱。

堀场说：“欲望依战果增长，任其这样发展下去，结束战争是没有希望的。”指导当局指出，伴随不承认现政权而来的是长期战争，至少要准备再打四五年，继续增加兵力和战费，从国际形势和国家力量上讲，都是不适当的。

汉口作战

根据1938年初拟定的长期战争方案，该年度的迫切任务是节约战力消耗，整顿国力、战力及日本国内态势，应以广州作为进攻之极限。出于切断香港-广州这条中国最重要军需运输线的考虑，指导部门主张广州之战应在汉口作战之前。因武汉作战势必导致一大决战，需要在战力充分准备后，于1939年实施为宜。

作战当局决意在1938年秋天发动汉口作战，认为广州作战放在1939年年初实施，原因在于登陆船只不足，以及便于对苏备战。

堀场称，当时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无不希望攻克汉口，他向作战课长申述作战时机尚早，得到的答复是：军队驻扎在外无所事事，只能招致士气的沉滞，而汉口作战已成定论。

作战当局的意见再次占了上风，华中派遣军8月中旬即推进至九江附近。

指导当局于1938年7月31日拟订了秋季作战指导大纲，表示应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中国方面以尽可能大的打击。并指出，迫使蒋介石转变立场、结束对华战争的主动权不在中方，而在日方，应以汉口作战为第一次解决问题的契机，广州作战为第二次契机。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堀场认为，近卫内阁1938年1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否认国民政府，扶植新政权）断送了和谈之可能，对结束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祸害。

为尽早结束对华战争，指导当局后来费尽心思历时几近一年对此加以修正，以缓和紧张局面。指导部门再次强调，兴百万之师的目的在于“建立国防圈和发展日满华合作”，而绝非蒋介石之首级。指导部门称，战争若继续下去，就需要把当前战局至少保持十年，期间极有可能发生日苏战争。此外，若像1938年那样，再过一年将会耗光全部国内准备资金，使国力更加疲惫不堪。既然没必要、也不可能建立第二个“满洲国”，所以应当尽快结束对华战争。

攻占汉口之后，日本国民欣喜若狂，皇宫前祝贺行列昼夜不断。堀场说：“欢呼万岁之声，使得战争指导当局更感到哀愁，这战争将趋向何方，实在令人担忧。”

攻占汉口广州之后，在指导当局要求下，日本政府于11月3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针，更换人事，改途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拒绝。”

堀场说，这两个声明同出一个近卫内阁，足以看出政府“无主见、不负责任”。

更不负责任的是，1939年1月4日，为了“将来的政治生命”，近卫内阁辞职。指导当局强烈批评这种置百万大军于旷野而自己溜之大吉的行为是“无节操、不负责任之极”。

强硬派掌权

1939年9月以来，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风头正健。受此影响，在讨论与重庆的谈判方案过程中，堀场代表指导部门表示长期驻兵的思想有害无益，宜在两年内撤兵，且不应在南京驻兵，但作战部长强烈坚持南京必须驻兵。堀场说，当时会场上“杀气腾腾、寂静无声”。

1939年9月，日军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强硬派陆续掌权。堀场称，人事更迭，外加兴亚院（日本内阁设立的专业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和政府煽动国内舆论加强了侵略思想，事变以来为指导当局所坚持的道义思想、日满华善邻结合的思想，渐次失去基础。新掌权者不仅对战争的本质及国力认识不足，而且不能掌握不断变化的形势，盲目主张强硬。因受欧洲战局迷惑而招致作战方针扩大，破坏了原定集中力量以解决对华战争的决策。

堀场认为持久作战方略的要谛在于以建设新国家的方式压倒重庆，是必须同时对建设与战争进行统一指导的艰难事业。然而，由于国内经济的需要，东京方面急切需要利用中国，甚至是杀鸡取卵式极尽榨取，完全忽略建设。这种倾向随着兴亚院的成立愈发严重，兴亚院方面的看法是“多捞一把以补偿国家的牺牲”。堀场不由感叹：兴亚院的建立是处理战争问题上的失策。

1940年4月26日，在汪精卫政府“还都庆典”上，日方代表祝词中反复提及睦邻道义。这在堀场看来很是讽刺：在形势有利时横溢着强权思想，不利时就搬出道义战争道义解决说辞。他认为这是事变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

堀场所抱负的持久作战方略失去了实施的余地，于1941年7月“怀着日华将来之忧”静静地离开了中国。

反省

堀场说，国策越过山海关，引起了对华战争；国策越过镇南关，引起了太平洋战争。如果进军限度上有严肃的节制，如果中央有驾驭大局的睿智和坚强的指导力，如果国民感情、政治势力及军内当事者都有“自觉谨慎的遵守从大局着眼的道义的高尚风度”，或许局面大为不同。

对华战争中，领导上没有统一的最高大权，机构分立助长了各部局的多头主张，常常陷入错综复杂的争论。实际上，独断专行的快速作战往往先于迟缓迁延的政务协商，政略与战略严重脱节。这一点在陆海军的对立上尤为显著，陆军的北方论和海军的南进论始终对立，两军无限制地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单独要求，使国家承受了沉重的双重负担。两军种在用兵问题上，往往不是联合而是分离的。冈村宁次也提到陆海军就曾因占领青岛问题发生过“丑恶争执”，他认为陆海军的对立竞争是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争指导的实际方向，在多数情况下为军方和政府中的多数派意见所左右，他们又常常是处于舆论的影响之下。堀场认为，执政者不问动机如何，照顾民意是常则，但无形的民意是一种无限的压力，实际上左右着他们的心理。如广田外相等有意接受蒋介石的和谈条件，但估计不能满足国内的期待，只好作罢；兴亚院为迎合民意，专心致力于获取权益，罔顾大局。

在堀场看来，由于国民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现实主义，直接期待他们的先见睿智是不现实的（冈村宁次、石原莞尔等也称日本战败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道义之低落），因此国家必须选拔具有睿智、果断、负责任等品德的伟才，将之置于重要地位并给以支持，而最高负责人亦应懂得国家附托之重，负责到底。

对于日本近世以来为欧美文化所渗透而疏远于东洋道义，只以本国利害为转移，最终贻误大局，堀场表示“痛恨难忍”。他认为，与偏重物质的时弊相反，只有唤起精神文化的复兴，从大局着眼于道义，才能实现崇高的国家理想。“与道义共存，与道义俱亡”，堀场说国家的重大反省应首先从这里出发。

只是，不管是站在中国，还是第三者的立场，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也称不上“道义”，不道义的战争自然无法“道义解决”。

1939年9月，日本已深陷对华战争泥潭，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当局）全盘贯穿着对现今中国要求国家统一的觉醒判断错误——迄今未改变以过去的旧中国为对手的作法。”

基本判断致命失误，这个前提下一错再错势在必行，再真诚的道义亦难于事有补。或许这也是悲剧的一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