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十字路口的英国共产党

六十年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引发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集体恐慌。是年底，匈牙利事件爆发，苏军武装占领匈牙利以镇压“反革命”。以这两个事件为结点的1956年，成为国际共运史的分水岭，也是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标志性年份。对英国共产党来说，1956年则是自建党以来最危急的时刻，也是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元年”。

苏共二十大对英国共产党的冲击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英国共产党派出由英共总书记哈利·波立特(Harry Pollitt)、总书记助理乔治·马修斯(George Matthews)、副主席和党的理论家帕尔默·杜特(Palme Dutt)组成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在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赫鲁晓夫在历时七个小时的长篇大会报告中仅有一次明确提及“斯大林”。尽管如此，他却列举了苏联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随后的大会报告中进一步检讨了苏联实行的内外政策。然而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并没有起到爆炸性的影响。真正具有爆炸性影响的是赫鲁晓夫在大会即将结束的2月25日抛出的“秘密报告”。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披露斯大林党同伐异、诛杀异己、破坏民主与法制的种种“罪行”。

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清算，使英共猝不及防。两个月前，英共还在党报《世界新闻》(World News)的圣诞一期中，颂扬斯大林是“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和社会主义的设计师”。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在没有外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抛出的，因此英共代表团最初并不知晓秘密报告的内容。即使如此，苏共二十大公开报告中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也未被英共代表团所重视。在马修斯向英共执委会汇报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重申斯大林时期的路线得到继承，指出英共党员的任务是遵循斯大林路线，不要对斯大林时期的问题进行争论。3月17日，马修斯在《世界新闻》撰文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重要性，他的评论完全建立在已出版的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之上，而且他的分析明显是为斯大林开脱，要求人们继续保持对斯大林的忠诚。大约到3月中旬，英共另一份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内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知晓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但《工人日报》拒不刊登秘密报告揭露的事实及相关的国内外消息。

直到4月21日波立特在《世界新闻》刊登关于苏共二十大的第一篇文章时，英共党员才知晓秘密报告的大概内容。但波立特没有说明他的文章是以秘密报告文本为依据，而且他的文章忽略了秘密报告中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尽管如此，对于那些早已问询与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人而言，波立特的文章进一步确认了急需在党内进行广泛讨论的必要性。波立特的第二篇文章刊登在5月5日的《世界新闻》上，这篇文章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斯大林主义是如何出现的。但是党的出版物仍然没有公开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主要问题，党的领导层对苏共二十大在党员中引起的骚乱茫然无知。英共意识形态大师杜特在5月份《劳工月刊》(Labour Monthly)的“每月笔记”中写到：

“大辩论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不是斯大林。太阳上的黑斑只会让根深蒂固的太阳神崇拜者吃惊。不是对安全机构的滥用。在一个需要不懈努力以应对严峻考验的时期保证了苏联成就的取得。想想看，一场伟大的革命在没有反对意见、苦难、不公正和超负荷的情况下发生，那只是一种幻想，而这种幻想仅适合于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们需要了解人类进步的道路是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不仅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也会伴有眼泪与鲜血。”

杜特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只是“太阳上的黑斑”，党内知识分子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们的争论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杜特的这番话刺激了那些对英共领导层无视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而愤懑满腹的人士，他们纷纷致信《劳工月刊》，指责杜特的出言不逊。迫于压力，杜特在6月2日《世界新闻》上发表道歉声明，并在随后一期的《劳工月刊》中对此表述进行了修改。随后，英共总书记波立特以病情恶化为由辞职，英共秘书约翰·高兰(John Gollan)继任总书记。

6月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秘密报告全文，10日英国《观察者》(Observer)刊登秘密报告全文，《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则以小册子形式将秘密报告予以出版。但秘密报告的公开出版并没有在英共出版物中引起激烈争论。《世界新闻》第一次提及秘密报告是在6月30日。英共领导层显然不愿意讨论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故意阻止相关评论，代之以讨论“工人团结”的主题。英共领导层的做法引起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不满，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求改变之道。

英国共产党的抉择

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是英共全国文化委员会的下属组织，集中了一批对历史感兴趣的党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当西方广泛知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史学家小组成员最先积极地要求广泛地和不受限制地进行讨论与辩论。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最先站出来反对英共领导层在苏共二十大问题上的不作为呢？时任历史学家小组主席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历史学家）除了以个人和激进共产党员的身份面对时局以外，还必须发挥自己的历史专业能力。在斯大林统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那些事情为何遭到了隐瞒，这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问题。至于英共党史上一些悬而未决、未受讨论的阶段性问题，也都与莫斯科在斯大林时代做出的各种决定具有直接关联。英共要求他们无条件赞同赫鲁晓夫，历史学家们却不明就理，只能为政策背书，但是历史学家只讲证据。”

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自觉，史学家小组要求在英共党内公开自由地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党内改革。4月8日，史学家小组通过决议，对英共二十四大没有公开讨论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表达不满，同时对英共领导层没有对英共过去全盘接受苏联政策和观点的做法而公开表示后悔也表达不满。7月，史学家小组就英共党史编纂问题，与英共领导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迫使史学家小组讨论改变小组的组织形式，他们希望脱离英共。

与此同时，史学家小组成员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要求在党内出版物上对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最初他们寻求在党的出版物上进行讨论，然而英共领导层禁止党的出版物进行相关讨论，迫使萨维尔和汤普森创办一份期刊——《理性者》(Reasoner)——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供一个平台在英共党内讨论相关问题。编者强调在当前危机下，充分而公开的讨论是必要的。然而《理性者》的出版却违背了英共领导层的意愿，萨维尔和汤普森先后被所属的约克郡选区和英共执委会约谈。萨维尔和汤普森要求英共保证自由而公开的讨论，而执委会则认为《理性者》的出版完全是关乎英国共产党的原则和规章制度。约谈未果，《理性者》第二期出版。英共执委会在九月份会议上继续要求萨维尔和汤普森停止出版。萨维尔和汤普森考虑到继续出版《理性者》的后果及他们出版的初衷，最终决定出版《理性者》第三期后停刊。

面对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揭露的问题，以C.希尔（C. Hill）为首的一部分同志则寄希望于党内改革。根据英共二十四大讨论的结果，执委会成立了党内民主委员会。1956年7月，党内民主委员会成员增至15人，其中10人是党的全职工作人员。9月，英共开始在《世界新闻》上讨论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委员会在1956年9月11日至12月6日间总共召开了11次会议，会议总时间超过50个小时，最后由12名成员署名的多数派报告获得执委会的接受。而由希尔、彼得·卡多根(Peter Cadogan)、马尔科姆·麦克艾文(Malcolm MacEwen)联合起草的少数派报告被执委会拒绝。少数派报告的基本观点是必须兼顾党内民主与团结。党的团结依赖党员对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的共同信念。除非允许这种信念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得以增强，否则团结就会面临危险。少数派报告的一个中心点是批评执委会垄断权力，有损党内民主。少数派报告还批评了党的等级制和对苏联政策的服从，“执委会不加批评地支持苏联政策而不惜分裂党、败坏党的名声和致使党孤立”。少数派要求英共完全独立于苏共，并要求全体党员有权自由发表言论。少数派报告的被否决，证明通过党内会议解决党内民主问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希尔等人随后退党。

1956年3月到1957年年中，英共知识分子党员不顾领导层的限制和反对，在英共党内和出版物上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从刊发在《工人日报》和《世界新闻》上的信件与文章中可以看出，英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要重新检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思想与行动，重新评判英共对社会主义、民主、党和国家、与苏共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最初，英共知识分子仅仅将讨论限制在党内，并没有要求反对英共执委会。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后英共的声明，迫使英共党员公开反对英共领导层，并且使很多党员纷纷脱党。

匈牙利事件与英共危机的最终形成

1956年底发生匈牙利事件，面对苏军开进匈牙利镇压“反革命”的举动，英共执委会立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声明说：“纳吉(Nagy)政府在谋杀和处决共产主义者之后，公开敌视苏联。苏联不断对反革命力量让步……法西斯主义与西方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新匈牙利政府和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的行动应该得到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英共的举动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共产党与国家主权和独立、匈牙利暴动是反革命还是人民运动、不同意执委会做法的同志如何表达自己的批评。大部分党员支持执委会的做法，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同志表示反对。这一小部分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迫使英共领导层慢慢注意到英共所面临的危机，但这是以相当数量的有影响力的党员的脱党为代价的。

面对匈牙利事件，汤普森和萨维尔在《理性者》第三期要求英共执委会必须立即：（1）公开声明与苏联对匈牙利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2）要求苏联立即撤兵；（3）明确宣告与波兰工人党团结一致；（4）立即召开选区大会，并在新年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就立即呼吁其他党员公开宣称不接受英共的领导，但他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仰。这些言论无疑是对英共路线的公开挑战，英共则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对纪律的践踏，决定暂停二人的党员资格。萨维尔和汤普森随后发表关于暂停党员资格的声明，决定即刻退党。

面对英共对苏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支持，一些英共历史学家们联名签署抗议函，主要内容是：“英共执委会对苏联在匈牙利所采取行动的无条件支持，是英共在考虑政治问题时经年累月扭曲事实、文过饰非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我们曾经希望苏共二十大揭露的问题能够使本党高层及报刊认识到，除非马克思主义理念衍生自世界的真相，否则便无法获得英国工运的支持。苏联暴露出来的严重罪行，以及随后波兰、匈牙利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对冒牌共产主义官僚集团及政治体制进行的反击，一再证明过去十二年内我们的政治分析是基于错误的事实之上。但这并不表示理论已经过时，我们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性。”抗议函由希尔代表签名者寄往《工人日报》，《工人日报》主编却以信中内容不合适为由拒绝刊登。这封信最终在《论坛报》(Tribune)（1956年11月30日）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56年12月1日）上刊登出来。英共执委会迅即反击，以高兰、马修斯为一方，以希尔、霍布斯鲍姆为另一方，双方在《世界新闻》上展开激烈争论，持续了3个月。

等到英共领导层终于避开前所未有的公开反对浪潮，在1957年重新站稳脚步之后，英共已经流失了四分之一的党员和其机关报《工人日报》三分之一的员工，而且共产党知识分子也多半一去不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有约2,000名党员脱党，在匈牙利事件后又有5,000名党员脱党。1956年6月英共总人数为34,117名，到1958年2月锐减为24,670名，损失比例为27.7%。英共1956年危机不仅表现为党员数量的减少，还表现为有影响力的工联干部和杰出的知识分子的损失。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如汤普森夫妇、萨维尔、希尔等人，还有一些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如贝尔·琼斯(Bell Jones)、狄克·西布鲁克(Dick Seabrook)、约翰·霍默(John Homer)、波特·韦恩(Bert Wynn)等。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危机也为托洛茨基派提供了反对英共的绝佳时机，吸引了一批英共党员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由此造成了英共自建党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和秘密报告清算了斯大林问题，然而却没有提供替代理论，这使英共突然面临路向何方的抉择。最初，以英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英共党内少数反对派要求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进行党内民主改革。然而他们的要求却遭遇了英共领导层的抵制或压制，迫使他们寻求改革之路。史学家小组成员充当了党内反对派的急先锋，或创办新刊物提供党内公开讨论的平台，或编纂可信的党史，或起草民主改革方案，或刊登抗议函，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匈牙利事件后英共执委会的声明更使一些党员不满。最终，英共知识分子党员和工运领导者有相当一部分脱党。他们的脱党最终迫使英共领导层意识到进行党内改革和讨论与反思的必要性。英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1956年危机不仅是英共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国际共运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