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司马迁“泰山鸿毛”的另一种解释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中的一段话耳熟能详：“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段话讲的是对两种人之死的评价。

由于这段话相当有名，人们对司马迁的话也作如是解。检索百度，有包含这句话出处的司马迁《报任安书》白话译文，其云：

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追求的东西不同啊！

这样的译文与上述《为人民服务》的解释并无差别，这似乎是人们对这句话的一般认识。

为何要提起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在阅读文献时看到了对司马迁这句话的另一种理解。元人张养浩在其《风宪忠告》第十《全节》中写道：

太史公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以重于泰山也。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

张养浩解释说，在不值得为一种大义去死时，则不应当轻易赴死，要把死这件事看得重，要像泰山那样重。而符合大义去死时，则义无反顾，把死看得如鸿毛一样轻。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不是讲对两种人死后的评价，而是讲同一种人对待死的态度，并由此引申出来死的价值。

那么，哪一种理解符合司马迁的原意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司马迁的原话了。原文如下：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我看来，解码这句话语意的关键，是在人们不大引用、或者说忽略的后面那几个字：“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在这里是说，人皆不免一死，有的死要看得重于泰山，有的死看得轻于鸿毛。其不同是在“用”，在于赴死的意义，就是说，因死的目的而异。这里的“或”，不能像上面的译文那样解释为“有的人”，而是承主语“死”而来，是讲“有的死”，即讲两种赴死的意义。

其实，这句话的表达，并不是司马迁的独创，他也是援引前人的说法。《文选》在收录的《报任安书》这句话之下，有记李善注：

《燕丹子》：荆轲谓太子曰，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

追求原典，可以明了司马迁的语意。看来，这句话原本不是讲对两种人死后的评价，而是讲一种人对赴死的价值判断。义士的志节有时重死，把死看得重于泰山，有时轻死，把死看得轻于鸿毛，只是看死得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去死。这是荆轲在叙述自己的生死观。《燕丹子》记录的荆轲这番话，正是司马迁那句话的源头。荆轲说的“用之所在”与司马迁说的“用之所趋”基本意思相同。

我们如果结合司马迁在遭受宫刑、生不如死的状况下写《报任安书》的背景，考察司马迁在信中的自述，更可以清楚他的泰山鸿毛轻重说。

司马迁说的“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正是认为自己的生命重于泰山，不能轻生。因为他有他的使命在，“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暗暗地忍受，苟活偷生，关在粪土般污秽的监狱里而不肯去死，就因为抱恨自己心中还有未实现的理想，如果在屈辱中死去，我的文章才华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对于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司马迁在信的最后明确点出：“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这是司马迁忍辱忍死也要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最大精神支撑。为此他视自己的生命重于泰山。泰山鸿毛轻重说，实际上是司马迁的一种自况自励。

对司马迁的话，今人的理解是对两种人死后的评价，而前人讲的则是一种人对赴死价值的认识。

追究原典，从《燕丹子》到司马迁，到张养浩，前人的理解没有差异，吾从前人。古为今用，借语发挥另当别论，仅追究文本原意，我以为今人对司马迁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

珍视生命，重于泰山；慷慨赴死，轻于鸿毛。

【附记】本文为近日读书所得。瑞来孤陋，写成之后，得知老友吉林大学王同策教授早在1984年已撰文指出此一问题（《“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究何所指?》,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欣慰与同策先生所见略同，可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因文章视角、表达各有所异，故亦敝帚自珍，聊附骥尾，以飨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