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尺度：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塑

对于大部分市中心的居民而言，墨尔本最大的魅力在于她的街道、公园，以及遍布于背街小巷的咖啡馆、酒吧和那些令人驻足的涂鸦。

记得2009年那会儿，我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国内规划市场因“四万亿”的刺激空前繁荣。各种规划项目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进来，整个人始终处于高强度之中。上班的时候做方案，吃饭的时候开会讨论，加班回到家也会琢磨项目愿景、定位口号怎么写，琢磨鸟瞰图选哪些视角看起来更大气磅礴、更有冲击力。那个时候，作为经济学背景的规划师，我也和那些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一样，习惯于从鸟的视角看人类的城市、建筑、街道。

虽然我所在的这家外资设计公司，向来以塑造城市公共空间而闻名业内，但国内的语境早已习惯于宏大叙事，通俗说来，就是你懂我也懂的“领导喜欢高大上”这七个字。于是乎，入乡就得随俗，更何况公司更需要盈利，方案周期要满足大干快上的要求。

所以，哪怕每个方案中都会有节点设计，都会配有一两张人视角度的效果图或拼贴图，占据方案报告最核心位置的似乎永远是大鸟瞰加方案总图。

扯远了。我想说的是，这篇旨在承接“墨尔本系列”的前几篇（墨尔本维多利亚女王市场的更新改造（上）；墨尔本维多利亚女王市场的更新改造（下）；墨尔本CBD：宜居之城的核心（上）；墨尔本CBD：宜居之城的核心（下）），介绍这座宜居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系。但不同于以往习惯性地在天上飞、当一只鸟，这次我们力争在地面行走，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公园绿地、街道广场。

墨尔本市中心公共空间体系

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一样，现今的墨尔本有着体系健全、层级清晰且使用便捷的公共空间体系。公园对所有人开放；大部分社区有自己的社区公园或绿地。

除了纪念性开放空间如战争纪念碑公园采用规整的轴线、大尺度设计手法，其余供市民休憩放松的绿地，基本保持了适宜步行或自行车骑行的人性化尺度。

然而，大部分人通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即严格的墨尔本市中心范围，也就是“霍德尔路网”之内，是没有一块像样的公共开放空间的。墨尔本最早的公共开放绿地，也是在其立市三十八年后在市中心西北设立的“旗杆公园”，而旗杆公园的前身是埋葬首批殖民者遗体的墓地。其他几个主要公园则基本是公共设施的预留地，如环绕维多利亚州议会大楼的“议会公园”和原维多利亚州财政部大楼的“财政部公园”，以及为1880年墨尔本世博会而重新设计的卡尔顿公园。

这并非由于规划失误，而是最初的殖民地官员刻意为之。殖民者开发澳洲大陆之初完全出于经济利益，市中心的路网规划是为了快速建立土地市场，快速售卖开发地块给私人从而获得利润（参见《宜居之城的核心：墨尔本CBD（上）、（下）》）。殖民者担心，广场等公共场所会使怀有不同诉求的民众聚集，从而挑战其统治。正如当时一位政府官员所述，“广场只会鼓励民主精神”。而“民主”绝对不在180年前墨尔本立市之初那些大英帝国派遣的殖民官员的施政选项内。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共开放空间仅仅是街道而已。而在墨尔本从一座小镇经由工业化发展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的过程中，这些街道和舒适宜人毫不沾边。斯旺斯顿街曾经是一条暗河，过去每到雨天道路便会积水，车辆行人无法通行；雨量大时甚至会形成洪水。

时过境迁，一百多年之后的墨尔本市中心街道已是另一番景象，并以其步行友好的环境促进了市中心商业的繁荣。

从“面包圈城市”到“咖啡馆社会”：市中心公共空间的变迁

背景：市中心的持续性衰败

与大多数西方都市类似，墨尔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经历了快速的郊区化与机动化过程，居住区以超低密度向城市外围蔓延。如今，大墨尔本地区近450万的人口散布于近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平均人口密度还不到450人/平方公里。

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去工业化、郊区化与机动化等多重因素，使得原本数量就不大的居住于市中心及周边的产业人口也快速外迁；市中心商业更是输给了购物环境更舒适的郊区购物中心。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房地产投机泡沫破裂，墨尔本市中心的空心化程度达到顶峰，居住于市中心的居民总数一度下降到2000人的历史低点，所谓的CBD区域每天下午五点过后便基本是一座空城。墨尔本被媒体戏称为“面包圈”。

就像这样。

市中心复兴策略的核心：公共空间重塑

纵观传统西方城市应对市中心衰败的空间策略，最常见的有1）以公共文化设施或文化产业为导向的，如纽卡斯尔、利物浦，比尔巴鄂等；2）通过营造滨水空间、广场等公共空间重塑城市形象的，如芝加哥、匹兹堡、卡迪夫、格拉斯哥等；3）或是通过新建商业零售设施带动市中心功能转型，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

这些空间策略的核心都是吸引市民回到市中心居住、消费。比如，在墨尔本，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策略，通过在市中心开发高层住宅吸引人口回流并提高人口密度；通过营造适合步行的街道空间促进商业零售的发展；通过各类节庆活动聚集人气等。

这其中最重要也最为学界熟知的是丹麦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与墨尔本市政府城市设计总监罗博·亚当斯（Rob Adams）主导实施的前后长达十年的墨尔本市中心公共空间策略，即通过塑造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吸引人们回归市中心。

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共空间重塑可以称为扬·盖尔过去二十年在城市层面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个以批判现代主义、机械主义，主张人性尺度城市空间而闻名的丹麦建筑师，痴迷于墨尔本市中心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狭窄的街巷（laneway）。这些在墨尔本人心目中原本了无生气的背街小巷，在这位丹麦人眼中却是墨尔本市中心最独特、最宝贵、最具商业价值的城市空间。

盖尔先生的理念其实十分通俗易懂。他认为，城市的服务对象首先是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缓步前进的行人，而不是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小汽车。因此，建筑与街道的尺度必须以行人的活动为基准，城市尤其市中心应当营造适宜步行的、人性尺度的城市空间。他将自己在哥本哈根推行近四十年的步行街区营造经验带到墨尔本，希望以此重塑墨尔本市中心的步行体验，让人们回归市中心。

实施策略：城市干预的“供给侧改革”

在实施层面，盖尔先生建议摒弃规划师习以为常的系统性由上至下手段，而采取逐步累积、由下至上的有机更新手段。这一理念和墨尔本市政府城市设计总监罗博·亚当斯教授的想法不谋而合。正如亚当斯所言：

“我们需要以一种少即是多的理念来重新定位我们的城市，即通过重新定义与利用城市现有设施而非通过二十世纪的那种宏大的工程性手段来重塑城市。”（来源：《重新定位我们的城市：墨尔本邮编3000计划》（Repurposing Our Cities: Postcode 3000 to the 7.5% City），罗博·亚当斯，Architect Victoria，2015）

亚当斯所说的“重新定义与利用城市现有设施”，在我理解，即通过挖掘城市闲置的存量资产、并以少量却不断持续的投入，将其盘活，来满足不断演变的城市需求。而他所反对的“宏大的工程性手段”，不难理解，即现代主义、机械主义观念盛行下的大拆大建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手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由于某一区域内人口生育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变化，该区域的入学需求总量通常会在“婴儿潮”进入学龄的时期内大幅增长，从而在表面上造成入学总需求大于校舍总供给的现象。规划部门惯常做法是，通过增加校舍的供应来满足新增需求。但实际情况往往是，随着生育高峰的结束，新增的校舍很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面临生源不足、校舍闲置的问题。而通过重新排布课程表、延长校舍利用时间等策略，来提高现有校舍的利用率，该区域则有机会在不新增校舍供给的条件下招收更多学生，从而实现对现有教育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这听起来像不像供给侧改革？

放到城市层面，应对市中心衰败的手段也类似，有的城市通过大规模建设来更新城市机能，如前文提到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滨水区域大规模改造等案例；也有的城市通过小规模持续性投入来激活城市现有存量资源，通过功能置换而非拆旧建新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比如墨尔本。

具体说来，墨尔本市政府采纳了盖尔的意见，以城市设计的软性手段逐步将墨尔本市中心那些原本用于库房上下货、垃圾清运或用于停车场且人迹罕至的街巷改造为特色鲜明、适宜步行的公共空间。一旦这些公共空间构成了吸引上班族、居民、游客驻足的空间网络，市中心步行系统便也成型了；再通过设计手段提升正街的步行友好性、营造街区艺术氛围、限制机动车通行，整个市中心的速度便可逐渐慢下来，人群、消费便可聚集，而市中心商业也将随之繁荣，从而形成持续的正向反馈与循环。

事实证明，这种逐步累积、由下至上的空间复兴策略在墨尔本是行之有效且空前成功的。

墨尔本市中心街巷的繁荣，离不开维多利亚州酒精管制法令的松绑。1980年代中期以前，维多利亚州政府为了对酒精饮品消费进行控制，设定了高昂的酒精饮料经营执照费用，通常只有规模较大的餐饮机构才有能力支付经营执照。该法案的松绑使得众多小型餐饮机构也有可能经营酒精饮料，从而催生了对小面积经营场所的需求。而那些尺度宜人的街巷，为这些小型餐饮机构提供了绝佳的经营场所；街巷本身也因其步行友好的环境、极强的可探索性逐渐成为上班族、居民与游客流连忘返的休闲场所。

与此同时，墨尔本市政府要求所有新建建筑必须紧贴地块红线，不鼓励大面积铺装的街道广场，从而保持街道与建筑之间始终是人性化的空间尺度；另一方面，市政府要求一定比例的新建建筑必须提供沿街商业空间，与街道形成视觉或实际的互动；新增商业面积供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租金维持在合理的低水平，使得众多中小商业零售企业尤其是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且最能聚集人气的餐饮企业能持续经营。

街道活化的重要举措：占道经营

墨尔本市中心街道最独特的风景估计非“占道经营”莫属。与欧洲城市大多仅允许少数非主要道路两侧或餐饮集中街区占用道路进行户外经营活动（如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周边）不同，墨尔本的占道几乎遍及市区各个角落。而这一举措，是市中心公共空间重塑策略尤其是街道活化的重要举措。

早在2001年，墨尔本市政府在经过大量调研及公众咨询后出台了“街边咖啡馆规范”（Kerbside Cafe Code)，并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整。“规范”非常详细地界定了街边餐饮区域的适用对象、划定范围、营业时间等，并针对经营行为制定了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

墨尔本的占道经营，不仅不影响街道的公共属性，反而使街道活力、公共安全度籍由消费者的聚集获得了大幅提升。为了维持基本的公共秩序，占道经营受到严格管理。街边餐饮设施必须在划定范围内，且餐饮设施通常只能是供消费者使用的可移动设施，如餐桌、座椅、遮阳伞等；烹饪活动必须在已有的厨房内完成；而且，有资格进行占道经营的，只能是已有固定室内经营场所的餐饮机构，经营区域通常就是店面以外的街道。

公共空间重塑辅助策略：街头艺术与文化

为了增添街巷与街道特色、进一步聚集人气，墨尔本市政府推行了街头艺术执照策略。获得执照的街头艺人，可以在指定区域及时间内进行表演；而街头画家则可以在获得业主许可的前提下，在其建筑外墙上创作绘画作品，未经许可而进行的绘画，被视为非法，将被移除。这些独特的街头公共艺术政策，催生出了墨尔本活力不断的市中心正街街道以及个性鲜明的街巷建筑外墙绘画艺术。

为了对市中心的街巷这一墨尔本业已形成的最重要的城市空间资产进行有效保护，墨尔本市政府通过规划法规，专门制定了规划导则，引导新开发支持与保护街巷空间所承载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功能。政府鼓励沿街巷进行的新开发保持街道空间的人性尺度，通过分段的沿街界面、阳台及小开间沿街商铺与街道形成有效互动。而开发商也认识到小尺度街巷的吸引力，在新开发时往往会模仿街巷尺度的公共空间，如步行廊道，来营造适宜步行的商业界面。

结语

从墨尔本公共空间构成及演变过程来看，一座城市的经济结构虽然是决定其特定时间段城市空间利用的重要因素，但城市空间却反作用于城市经济，有时甚至是促进或制约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墨尔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转型过程中，其成功的公共空间战略客观上促进了消费，推动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以酒吧、餐厅、咖啡厅为代表的旅游餐饮服务业，更包括以法律、财会、地产服务等为代表的商务服务业。

首先，这些服务业门类的重要特征是中小企业占主流，而他们对城市商业空间的需求是低成本、小规模的。这就要求城市，在提供高品质办公楼、购物中心等大尺度商业设施的同时，也保留提供低租金、小面积商业设施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往往无法通过物业市场新增供应解决，因为新增供应往往意味着土地财政驱动下“大地块、大路网”的既有开发模式，其高昂的开发成本自然排挤中小企业。这依赖于城市存量资产的盘活；而存量资产的盘活与品质提升，则有赖于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墨尔本的案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其次，中小企业，尤其面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生活服务业中小企业，更要求在空间上与服务对象保持合适的近距离。而这正是推行开放式街区、推行“小地块、窄路网”、营造适宜步行空间的意义之一，即增加道路比例，增加沿街商业面积，从而维持合理的低租金，给中小企业提供现实的生存空间，而非只能靠电商来降低成本（电商的畸形发达，正是大尺度模式下城市商业空间供需不匹配、商业租金虚高的反映）。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大地块模式下造成的社区配套商业严重不足。”宽街无闹市“，老祖宗都明白的道理，现代人不会不明白。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即对于规划师而言，面对“四万亿”已几乎不再可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时候告别宏大叙事，告别鸟的视角，转而关注影响城市居民、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规划议题了。用盖尔先生的话说，关注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与尺度吧。

参考文献：

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 3218.0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Australia,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3218.0/, [Accessed: 29/12/2015]

Rob Adams, Repurposing Our Cities: Postcode 3000 to the 7.5% City, http://archvicmag.com.au/2015-summer/repurposing-our-cities-postcode-3000-to-the-7-5-city/, [Accessed: 14/03/2016]

City of Melbourne & Gehl Architects, Places for People 2004.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7w39f29r, [Accessed: 10/03/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