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走马｜政党合并谋求执政是个老梗：日本政党政治史一瞥

上周，日本两大在野的民主党和维新党，在国会内正式磋商两党合并事宜，并决定新党名称为“民进党”，拟于本月底正式合并。此番合并旨在与执政的自民党抗衡。

小党合并、联合以谋求执政地位，在日本政党政治史上是常见的手段之一。此次民主、维新两党联合所欲抗衡的自民党，在历史上本身也是数党联合的产物。

“党”字的黑历史

先来看看党字的由来：“党”字不见于甲骨文，在金文里才出现。《周礼》的“五族为党”和《礼记》的“父母之党”，估计为其本义，即戚属团体“乡党”之意。

金文“黨”由“尚”和“黑”两个部件组成，《说文》解释说：“侵不鲜也，从黑尚声。”后半句释其为形声字，即由义符“黑”和声符“尚”组成。前半句让人有些莫名其妙，许慎解释“侵”字说“从人又持帚，若埽之进”，是会意字，描述人拿着扫帚清扫前行，那“不鲜”就是要扫除的“不洁”和灰尘了，跟“乡党”有什么关系，令人一头雾水。

不管怎么样，“党”字作“同人团伙”解，一直到近代，字运不佳，用于“朋党”、 “党同伐异”、“党祸”、“党羽”、“奸党”等，负面意义比较突出。

估计是遣唐使把“党”字带回了日本，也在“朋党”、“私党”等负面意义上使用。

日语“政党”一词来自一场叛乱

福泽谕吉

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59年参观旁听了英国议会，看见刚才还在面红耳赤、激烈辩论的两党同士，走出议事厅后握手言欢、两造款款的情形，脑洞大开，回国后开始向国人介绍议会政党政治及其运作方式，“党人”的负面意义才开始转变。倒幕运动时有被称为“土佐勤王党”的，就是最初正面意义的使用。

到1877年因西乡隆盛反叛明治政府而起的“西南战争”时，在政府媒体形容叛军为“私学校党”（反叛以私学校的学生为主力）的另一边，同情反叛的民间报纸则称其为“新政党”。“政党”一词诞生于其时，原指一种“新政”的党徒，稍后明治学者就用来迻译西语的“party”一词，稍前日本最早的民权运动家板垣退助就建立了第一个近代政党“爱国公党”。

藩阀VS民党：二战前日本政坛的利益交换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成功后，论功排座，推动维新的主力萨摩和长州两藩势力坐大，执掌明治政局，被称为“藩阀政府”。爱国公党与稍后相继成立的自由党和改进党等“民党”，最初就是准备与“藩阀政府”较劲的。

明治政府在1885年创设内阁制，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规定年满25岁、纳税15日元（相当于现在1200万日元年收者的税金，其后经两次递减，于1925年废止）以上男性拥有选举权，翌年开设帝国议会。

在当时君主立宪制下的明治天皇，其实际权力受到相当限制，据说天皇本人也希望通过议会，在藩阀政府与反藩阀势力之间，寻找一个降低冲突和斡旋妥协的平台，因此鼓励“民党”参与政治。

甲午战争后，民党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板垣和另一位民权运动领袖大隈重信组成宪政党，并在1898年获取阁揆，成立了“隈板内阁”，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开始了所谓的政党政治。在明治时期，作为各类政策集团的政党组成帝国议会的众议院。

日本议会从一开始就成了各种利益交换的政治舞台。议会本身的权限有限，再加上由两院构成，其中贵族院不经选举，由皇族和贵族成员构成，终身任职；而众议院的选举又诸多限制，民党执掌的机会如昙花瞬息，匆匆过场，藩阀得以长年执政。直到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在1940年死去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藩阀政府提出的预算，经常会受到民党控制的众议院的质疑和杯葛，因此藩阀政府会做出一些妥协，而民党为发展各自的势力，需要从政府手里获得如铁道、公路和港湾等基础设施的开发构筑权，充作“地方利益”，以维持自己的被选实力，并获取政府公职的机会，所以常常和政府一拍即合，进行台面下的利益交换。

“五五年体制”：二战以后的“自民党王朝”

战后美国占领当局规划加强政党政治，有过一段众党林立的混乱时期。到了1955年，左派的社会党统一其左右两翼，成为政坛一大突出势力。作为抗衡，保守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结成自由民主党（自民党）。

两大政党开始在议会较量，这就是所谓的“五五年体制”。因为在议席占有上，自民党总是多出社会党一倍，所以一直到该体制在九十年代初寿终正寝前，实质上一直都是自民党的一党稳定统治。

明治至战前的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藩阀和军部所操持，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是政党政治，这里姑且不论。“五五年体制”后自民党作为长寿执政党，除了其经济、外交政策给日本带来稳定繁荣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所制定的选举制度。

战后实施中选举区制度，譬如说全国130个选举区，共选出511名众议员，平均每选举区选三到五名议员。一个政党需获得半数以上席位（266以上）才能执政，因此每选举区必须安排两名以上的参选者。而选举法规定选票不能移让，所以选举策略和助选协调至关重要。

自民党的三大法宝

“五五年体制”后，自民党内畸形发展出三大“法宝”，保证其在选举中屡试不爽。

其一为参选与当选议员的“后援会”，这是一种议员与地方实力者进行利益交换的强大组织，掌握大量的竞选资金，因而具有强大的协调和吸票能力。

其二为自民党本部的“派阀”构造，每名议员从属于党内某个派阀，派阀领袖通过提名、分配选举资金和派阀间协调，在同党议员之间拟出“配票”方案，通过“后援会”实施。

其三为自民党挟其执政党的优势，得以对选举区进行“利益诱导”，不仅摆平同党候选人之间的过度竞争，而且还拆解他党候选人的攻势，保证本党候选人的当选。

中选举区制度还给长年执政的自民党带来所谓的“三バン”（Sanban）优势：即“地盘”（chiban即“势力”）、“看板”（kanban即“招牌”）和“鞄”（kaban即“钱包”）。

议员通过“后援会”服务地方，向地方输送中央“近水楼台”的财政利益，给地方实力家族和普通选民利益沾溉。选区对“恩公”议员感恩戴德，而且为了保证这种利益输送不致断绝，不仅要让议员继续当选，而且在议员本人退休后，让其继承人后续当选，所以当今自民党的“二世”、“三世”乃至“四、五世”议员，几乎占据当选议员的40%，将选区垄断为自家的“地盘”。

如前自民党的重要议员铃木宗男因受贿、伪证、违反政治资金规制法而被判实刑，不得不辞去议员，可是他“地盘”所在的北海道选区选民在他收监后，仍将他的女儿贵子选入众议院。

“看板”就是知名度，议员在自己的选举区内深耕细作，常常跨年累月，能够培植很高的知名度，成为地方标志性的“政治屋”家族，对相信和喜欢老铺的日本选民而言，一块金字“看板”，常常决定其投票的取舍。

如前首相小渊的女儿优子，在她父亲猝死于任上后，匆匆从伦敦的留学地赶回老父的选举地盘，顶着老父的“看板”，毫不费力就当选了。她后来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漏报2600万日元的资金收入，结果她后援会的两名会计被判有罪，她被迫辞去产业大臣以及议员之职，不过在群马县自己地盘选区的补选中，她的耀眼看板仍旧让她高票当选。

“鞄”就是钱包，经营有年的议员常常有充沛的政治资金，可以投入选举，用作如选举对策、宣传广告、后援活动诸项的赀费，能够成功阻嚇囊中羞涩、万一落选还得重新就职的潜在候选人。

因一场丑闻而改变的选举制度

这三项自民党长年执政的“法宝”，成了“金钱政治”的温床，与政策优先的“政党政治”初衷相去甚远，逐渐为日本社会的有识者所诟病。

中选举区制利益交换所生成的严重腐败弊端，在1988年爆发的“利库路特贿赂”丑闻（Recruit Scandal）中暴露无遗，不但此后不久结束了自民党长年执政的优势，而且也直接导致选举制度的根本性改革。

1994年开始实施“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小选举区规定一个选举区只有一名当选议员，配以全国性的政党“比例代表”选举，让在前者落选的“死票”，得以在后者按比例“复活”。

小选举区的一人当选制，使得同党候选人的配票毫无必要，而且选举重在各党的政策主张，候选人个人的竞选力度以及竞选支出大大降低，稍稍堵塞了利益交换的诸多漏洞，其初衷就是为了克服中选举区制的弊端，而让政党政治更能体现民意结构。

“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仍然对自民党这样组织强大、后继人才充沛的政党比较有利。新的选举制在设计上有利于两党竞争制，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容易导致一党独大的局面。

如2005年小泉第二次内阁众议院选举获得296席的稳定多数，隔了四年，在野的民主党竟然以309席还以颜色。可惜好景不长，民主党的鸠山、菅和野田三任走马灯首相，才维持执政三年余，又让自民党以291席压倒多数卷土重来，而下野的第二大党民主党仅得73席。

自民党再度“独大”，在野党合而谋之

自民党再度一党独大，让在野的诸多反对党在国会失去“钳制”执政党的大部分功能，几乎到了无足轻重的“失声”地步。

而决定今后政局的今年夏季参议院选举在即，在野党陷入集体焦虑，开始摸索重新组合在野势力、在人数上抗衡自民党的可行策略。在水面下斡旋了一段时日之后，遂有本文开篇提到的，民主和维新两党的党首于3月15日共同对外宣布“合并”之事，合并后的党名 “民进党”，标榜“与民并进”之意，并呼吁其他在野党跟进。

合并后的新党势力，在参众两院共有157名议员，再加上至少有五名无所属的支持议员，多少比从前涨了一些声势。可惜从各大媒体最近对夏季参议院选民投票意向调查的数据看，合并后的民进党支持率都不超过15%，而自民党仍然高居40%上下。

怪不得有台湾民进党议员对与日本民进党同名表示不快，生怕表现不会太佳的日本新党拖累正待执政的台湾民进党的声誉。其实两党虽同名，但台湾党的“进”字为“进步”之意，而日本新党的“进”字却为“前进”之意。

合并后的民进党确实有为议会席位数目虚张声势之嫌，原来的民主、维新两党议员在新党名称下估计还是同床异梦，但是有一点让人欣慰的是，从“数之力学”而论，旧维新党倒向民主党，却不盲从其精神领袖——前大阪市长桥下彻协助自民党修宪的终极意愿，给安倍在任内实现其修宪夙愿，大概增添了不少变数。

（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