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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积极心理学解释武王伐纣？清华教授与塞利格曼发表了最新研究

2021-09-12 09:0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

近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中心赵昱鲲、彭凯平与积极心理学运动发起人马丁·塞利格曼教授及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副教授团队的文章《古代中国能动性研究》在《积极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以下为文章主旨：

（一）

【能动性是什么？简单的理解，是人对客观世界做出改造的意愿。无论是个人能动性，还是集体能动性，都有着表面看不出来的“艰难”，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底层思维或内心的深刻转变。如果所有人都能真正地理解与践行能动性，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怎样的社会？】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伟大哲学家们都强调个人的意志、责任和选择。能动性的崛起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进步，后者表现在艺术、科学、技术、生活质量和政治自由等多个方面。之后，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继续强调人的能动性，直到奥古斯丁将人的能动性归结为上帝的恩典，才使得欧洲迎来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停滞期。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人们的心理机制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变，而在更大的尺度上，进化心理学家研究环境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塑造人类心理。与以上几种理论较为不同的是，塞利格曼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视角，即心理状态可以造就历史变革，比如能动性可以引起进步。

马丁·塞利格曼

个体对能动性的信念可能造就了进步与创新。当能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时，进步就会发生；反之，则处于停滞。这一观点似乎可以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得到验证，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将尝试以古代中国为背景对其加以检验。

能动性的心理状态与人类历史的进步有极大的关联，当能动性缺席时，社会的发展将出现停滞。塞利格曼将“能动性”定义为“个人相信他或她可以影响世界”。它包含三个部分：

一是效能感，即一个人对他或她有能力在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期望；

二是乐观，即对自身将来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未来式信念；

三是想象力，即对能够实现超出时空限制的广泛目标的期望。

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奥德修斯表现出相当大的能动性：他做出决定，提出新的想法，并执行自己的计划，而不是成为众神的傀儡。到《奥德赛》的时候，诸神的能动性和人类的能动性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同时代的中国，历史是怎样的呢？

（二）

【商代追随鬼神的能动性，在社会发展方面较为落后；周代则将能动性更多地赋予人自身，相较于前者而言成为一个更具有进步性的时代。】

商朝人的行动相当依赖占卜，且只要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人类自身就难以生发出能动性。

用来占卜的龟壳

然而在周代，人与神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神”本身性质的变化。与商代的神更像原始宗教的自然神相比，周代的神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且更接近人类。这种新的神的概念反映在《尚书》（2001）中，以下文本被认为很可能是周人的思想和言论：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惟天惠民。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这些文本都体现了周人“天人合一”的独特宗教观念。神的性格特征也从商代的喜怒无常转变为与人类世界的道德法则和规范相吻合。因此，与商人相比，周人的宗教观被极大地非神化与人性化了。周人也比商人更有道德和人性。例如，周人埋葬的遗物反映出他们在残暴程度上远低于商人。

在从商到周的历史进程中，神的作用和人的作用之间的平衡明显地向人倾斜。

首先，周人有更高的效能感。

在商代，人类在专制的神灵统治下表现为战栗的祈求者，而在周代，人类则转变为由神灵的意愿来体现其意志的行动者。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人”比荷马史诗中的个人主义主体更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由于周人在试图推翻商朝时实际上的人口数量比商人的数量小得多，也弱得多，所以周政权更强调人民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

周朝强调社会秩序的履行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周朝起着关键作用。周朝还将“人民”这一集体概念作为生发“德”这一政治理想的手段，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周人对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有自己的规则和意愿的信任，完全可以说是集体能动性的原型。

其次，周人有更强的乐观主义精神。

商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神灵的统治之下，在采取行动之前都要揣测任性的神灵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商朝人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和消极的。周人则将世界的伦理与神的意志相结合。他们摆脱了神与人之间的单向关系，转而采用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即神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类伦理和人类福祉的约束。周人真正崇拜的是道德法则，而不是不可预知的、极具随意性的神的力量。

这一点表现在周人有时会做出违背占卜结果的决定。根据西汉学者刘向的说法，当周军出发攻打商朝的首都时有许多阻碍，如不吉利的占卜，以及连续的雨天，似乎都预示着事情不会顺利。周王的股肱大臣姜子牙认为，用来占卜的素材没有生命，所以其结果并不可信。周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坚持与商军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在周朝自身如何得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充分展现了人类能动性对神明意志的胜利。

除效能感和乐观主义外，周人还表现出了极强的想象力。

他们创造了一个与商朝在根本上有所区别的政治制度。王国维指出，周朝在国王和他的诸侯之间发明了一种新的关系：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建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诸侯、天子、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周人比商人表现出更高的效能感、乐观精神和想象力。相应地，周朝也如本文观点所设想的那样，经历了巨大的进步，且不仅仅是政治进步。在技术方面，周朝的历法比商朝的历法更好、更先进。这标志着天文学的进步，对农业经济至关重要。李约瑟则声称，周朝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编制星表的时代。

周朝根据日晷测影计算历法

我们回顾了中国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220年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与塞利格曼提出的假设相一致，高水平的人类能动性观念确与社会进步有关。

在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50年），人们基本上没有人类能动性这一观念，也没有什么进步。随后，周代人（始于公元前1046年）比商代人有着更高程度的人类能动性观念，并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三）

【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56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大多主张发挥人类能动性。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当集体能动性和个人能动性程度都很高时社会就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我们还发现，能动性的种类以及不同类别能动性之间的平衡状态如何与能动性的程度这一因素同样至关重要。

战国晚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以及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武帝晚年忏悔的那段时期除外（公元前90年-公元前87年），都表明当集体能动性高但个人能动性低时可能会有很多卓越的集体方面的成就，但却是以普通百姓的低水平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过高的集体能动性是无法持久的，集体能动性必须被个人能动性所制衡。

另一方面，西汉初期呈现的低集体能动性和高个人能动性却使得社会运转良好，社会进步更多的是体现在个人层面。这一时期虽然并没有很多集体方面的成就，但却避免了王朝的崩溃、瓦解。

在古中国这段历史长河中，能动性与进步之间的显著关系是：

不管集体能动性的程度如何，当个人能动性程度高时社会就会进步。

当集体能动性和个人能动性程度都很高时，集体和个人层面均会取得进步。

当集体能动性程度低时，虽然也有进步但却较为缓慢。

而当集体能动性程度高，个人能动性程度却很低时，最初诚然会取得很高的成就，但是很快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甚至是一代王朝的覆灭。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在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思想中，人类能动性观念与社会进步是同步发生的。这种一致性与希腊-罗马时期的研究发现相类似。

塞利格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即心理状态（比如文中提到的能动性）会带来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体上我们证明了塞利格曼的主张对古代中国的有效性，并且增加了“集体能动性”的概念。

复制链接至浏览器，查看《古代中国能动性研究》原文：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439760.2021.1926533

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建人，被公认为“积极心理学之父”，也是至今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科学美国人》评价他是有史以来最复杂、最雄心勃勃、最富有成效、最具影响力，而且绝对不无聊的心理学家。

《塞利格曼自传》是他的第一本亲笔自传，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记录了积极心理学创建、应用和发展的传记，还是以第一视角直击现场的八卦心理学史，是送给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如何建立繁盛人生的实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