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明珂：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洞察“社会本相”

3月17日下午，著名学者王明珂先生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田野与文本中隐藏的景”的讲座。王教授多年来从事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讲座由许纪霖教授主持，现场不仅座无虚席，还站满了听众，足见其研究成果影响之广泛。这次讲座王教授主要是结合过去的研究经历，介绍了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思考，以及他对人类社会现象与其本质的认识。

为什么赤脚惯了踩在锐石上不知痛？

一个常年赤脚行走的人，脚底会有一层厚厚的茧，以至于踩在坚硬的石头不会感到疼痛；一个生活于特定社会中的人，往往对身边的事件没有敏感，现实被自然化为一种正常的处境，甚至是一种宿命的处境。王明珂教授在讲座开始，拿出一张混杂了各种图形的图片，让听众们从这张图片中找出恐龙的形象，他笑称自己尝试过很多次，基本上都失败了。和很多类似的图片测试一样，不经过提示和训练，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察觉其中形象的特殊角度，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于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

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习惯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常忽略身边一些奇特或者不寻常的事物，王教授用“隐藏的景”这个词来比喻社会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就很难发现熟悉的事物背后隐藏的一些东西。他以日常生活中的电影、广告、新闻等为例，分析了其中反映的一个社会在性别、阶级、族群等问题上的刻板观念，诸如“西方代表富裕、秩序、绅士”，“东方代表着贫穷、混乱、体力劳动者”，“工人不应该有拉小提琴这种高雅的品味”。王教授指出这些媒体讯息的创作者未必是想要传播这样的观念，但由于他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自然地表现出了符合这种社会情境的行为，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接着王教授抛出了问题：为什么社会中有这么多“隐藏的景”？为什么我们会对此视而不见？他指出，因为人类的社会性；人类社会是由各种权力、资源有高下的次群体构成，为了让这样的社会群体认同于区分得以得以存在和延续，人们创造了文化以及相关的价值体系。在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会做出一些规律性的社会行为，形成一些普遍为人民所见及获知的社会现象，这也就是社会表相；社会表相的普遍存在于流传，又强化社会群体的认同和区分这样的社会本相。

“历史”与“典范性知识”

“历史”一词其实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过去真实发生的事件，一是我们所讲述、书写的过去。我们所接触到的实际是后者意义上的“历史”，但是我们用同一个词去概括这两种有较大区别的含义。因为人们常常用“历史”来解释当下的现实，也循着这样的“历史”缔造社会现实情境。王教授说：“人们建构‘历史’，也活在‘历史’所规划的世界中。”

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会影响人的认识活动，这样的文化与社会的阶序权力相结合，形成一种“典范性知识”。王教授以“少数民族或原住民博物馆”等机构的文物展出为例，他指出，这些博物馆常展出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的渔猎工具、特色服饰等等，来表现少数民族与原住民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传统与落后，以及他们与主体民族在此方面的差异。这样的文物展示，对当代少数民族及原住民现代化的一面视而未见，如此产生的“典范性知识”，让少数民族与原住民持续被社会边缘化。

王教授进一步提出了问题：“学者所接受的基本学术法则、理论，是否亦为一种文化？让学者只看见某些现象、以特定模式理解这些现象，而忽略其他现象？”他以民国时期史语所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两篇考察报告为例。1928年黎光明、王元辉两人进行可能是史语所最早的一次西南少数民族考察，写成一篇很不规范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他们几乎把自己见到的所有事物都写下来，并对不符合他们观念的风俗和言行加以嘲笑。然而五年后，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考察之行依人类学之重要主题观察，此行所产生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则按照西方人类学学科的民族志写法，按照环境、生产方式、宗教、风俗等主题分类描述。

另外，黎光明等人在考察时为照片中的每一个人记录了个人的姓名，而凌纯声等人的调查报告中“苗族”的身份取代了个人的身份。这两篇风格迥异的考察报告命运也极为不同，《川西民俗调查记录》长期以来是史语所藏的一篇无人问津的手稿，直到被王教授整理出版；而《湘西苗族调查记录》则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学、人类学史中一份重要的文献，成为民族考察报告的“典范”。在这种“典范”的影响下，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在进入田野后，都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自己学科要求的事物加以记录，忽视其它或对它们视而不见。

透过“社会表相”认识“社会本相”

日常生活所见中有“隐藏的景”，那么历史学家阅读的文献、人类学家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他们所见是否也有“隐藏的景”呢？王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把这些田野、文本反映的内容称作“表述知识”，把其中“隐藏的景”称作“默示知识”，前者对应的是人们的言语、文字和行为等呈现的知识，后者对应着它们所流露也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的知识或讯息。这些默示的知识，不知不觉地强化社会本相。

王教授结合自己在羌族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说明如何从田野中发现“社会本相”。居住在山区的羌族分布于大大小小的村寨之中，每个村寨都信仰不同的山神，而相邻的村寨有时会祭拜一个共同的山神，从“表相”来看，这只是羌族的山神信仰，从“本相”来看，祭拜各自神明暗示各村寨有着明确的地盘和区分，当有些村寨需要联合起来时，他们又会通过祭拜更上层的神明来实现，这是当地人复杂的族群认同体系的反映。

接着王教授又以一张照片为例，提醒我们观察照片中不同年龄层的羌族女子的衣着打扮。他分析道，一个穿着市场上买来的衣服的四五岁羌族小女孩，她的服饰并不特殊，甚至女性特质也不明显。另一个约八九岁的女孩，穿着混搭的好像是少数民族的服装，看不出是藏是羌，而十几岁的羌族女孩可能已经有了本村寨人的意识，受到环境的压力，穿着如同村上其他少女。从一个各种身份都相对模糊的儿童，到一个某羌族村寨的少女，王教授指出这张照片所隐藏的社会本相就是个人一生中逐渐“社会化”的过程。

王教授特别强调用“移动”的方法来发掘“本相”。他在羌族田野考察中了解到一些弟兄祖先的故事，讲述这些故事的人群认为曾经有几个兄弟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就成为不同村寨的祖先，用这样的起源故事来表达他们的族群观念和现状。于是，王教授就把观察点移动到其他羌族地区，同样发现了类似的弟兄祖先故事，虽然这些故事的一部分有着结构性的共同点，但是在靠近藏族的地区，这类故事中添加了“大鹏鸟”等新的文化符号，而在靠近汉族的地区，弟兄祖先故事有了诸如“湖广填四川”这样具体的历史背景，并且产生了先来后到的次序。这表示，弟兄祖先故事根植于羌族自身的经济、环境等社会情境，而在不同的区域，这类故事又因新的情境发生了种种变异。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文献研究上。他举出汉魏时期出现的四个“历史”故事：商朝王子箕子在商亡后去朝鲜建立了政权；一位周王的长子泰伯来到东南，成为后来吴国的始祖；楚国的一位将军庄蹻进军到西南后在当地称王；秦国的一个奴隶无弋爰剑逃到西北甘青的羌人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文化。王教授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献当作某种“社会本相”所反映的表相，可以认识到当时中原华夏之人把四方边缘人群视为华夏之裔，但又认为他们的华夏性有等差这样的情境本相。

近代国族主义话语下的少数民族

王教授又给大家展示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五十六个民族代表在民族文化宫前合影，各个民族的代表穿着有民族特色的服饰，而站在正中央的汉族代表身着西装，上方“团结”、“进步”的两个标语显得非常醒目。他引导我们思考这张照片背后的国族主义话语：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要求我们团结起来，而展现文化特点、用共同文化来凝聚民族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但是一个民族要想在全球民族国家之竞争危机中生存下去，又必须实现现代化，那么保留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代表“进步”的现代化之间就产生了一些矛盾。这张照片就隐含了这种信息；在又需传统来团结民族又要现代化与进步以图民族壮大，在此一时代情境下的一个解决之道。

近代国族主义绝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王教授指出在印度、日本等经历了殖民危机的国家，几乎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国族”的话语也在他们的服饰上有所反映，一方面，近代日本宣扬“脱亚入欧”，男人们纷纷穿上了西装，另一方面，女性在很长时间里仍然穿着象征日本民族特色的和服。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王教授在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注意到，经常外出打工的羌族男性看起来和汉族几乎没有差别，因为过于表露自己的身份可能不利于他们融入外界的环境，而生活在村寨里的羌族女性平日里都会穿戴各具特色的服饰，使自己很容易和邻近村寨妇女区别开来。这与近代国族主义下的男女服饰区分的道理类似。

在前面提到的黎光明和凌纯声等人的两次少数民族考察，正可以反映近代国族主义话语是如何影响人的一言一行的。黎光明记录了他和一个当地喇嘛的对话，当他们聊到南京时，这位喇嘛发出了“南京是不是洋人的地方”这样的疑问，使他们感到可笑与震惊。王教授提醒我们注意，黎光明等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正是国族主义话语暗示了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具备一定的知识，作为这个国家的核心族群，黎光明等人带着这样的观念来看待边缘族群的“无知”，近代以来长期开展的各类“边民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运动都是这种话语的产物。而凌纯声等人的考察，实际上也是国族主义话语的另一种形式，他们在西方关于民族的科学理念的影响下，使用一套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方法，对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生产关于少数民族的“典范性知识”，为少数民族在新的国家体系中安排一个位置。

随后王教授又以清代《百苗图》中的苗族形象和近现代媒体上的苗族形象进行比较。在清代《百苗图》中，凶恶的苗族男性往往从事偷窃、抢劫，或者相互斗殴，它象征着当时人对“边疆蛮夷”的一种想象：野蛮、暴力，喜欢劫掠，以粗壮的男性为代表。而近现代展现苗族的画报、图片都是以穿着本民族服饰的苗族女性为核心，苗族和这种年轻、美丽、有民族特色的女性形象形成一种“典范”。王教授认为，我们对一个民族的“表述知识”背后往往还有“默示知识”和“社会本相”，这两个时代的图像代表今天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比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要反思，这些当代“表相”背后是不是隐藏了某种固定的态度和深层次的偏见，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族主义话语中也可能会遮蔽很多重要的问题。

破除遮蔽能够促进人类的和解吗？

王教授丰富的例证和深入的思考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主持人许纪霖教授也对“表相”和“本相”的概念深有感触。许教授也从自己的研究体会出发，指出通过某种学术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未必就是一个事物的“真相”，客观的真相是一个层次，但正如王教授“隐藏的景”所表示的那样，文本背后的“真相”是一个更丰富的内容，需要用更宏观、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加以了解。

有听众向王教授提出疑问，在日常和学术中人们都离不开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方法，在观察事物时总是要使用这些工具，这样的遮蔽不是难以避免吗？王教授认为这需要我们开放自己使用的词汇和各种概念，他以国内外学者的民族研究为例，很多分歧往往产生于大家对“族群”、“民族”、“国族”等概念的混乱使用，据此他提出我们应该使用一些相对宽泛的概念来包容多层次的含义。此外，王教授又特别强调词汇的含义要在实际的社会状况中理解，他介绍羌族家庭的维系以不同的山神为标志，各自的领域和边界十分明显，但是当一个地区的资源状况逐渐紧张，家庭中一部分成员就会脱离出去，在别的地方建立新的家庭。王教授在田野中与当地人交流时发现，羌人都用“家门”这个词来表达复杂的家庭、家族关系，如果不结合当地的社会生态加以了解，研究者可能就会被词语本身所误导。

在回答问题时，王教授用佛教的术语描述自己的研究，就是“破我执”和“破法执”。一个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常常受到自己的立场、身份、情感和价值的影响，“破我执”就意味着在研究时要防止研究主体可能带来的遮蔽，研究中的“法执”就是不要将“社会表相”(法相) 视为社会本相，学者不能拘泥于观察复杂纷繁的表面现象。王教授用“破法我二执”来说明一个学者如何摆脱他在讲座中所提到的文化、知识、典范等带来的遮蔽，许教授也对这个精彩的比喻表示赞同。

于是有听众提出我们真的能够破除人类社会的种种偏见和遮蔽，去认识“社会本相”吗？讲座伊始，王教授就指出当代学者对人类的知识理性有所怀疑，在最后，他也表示对通过“表相”发掘“本相”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我们还是要有一种谦虚的态度。但这种发掘“隐藏的景”的方法仍然有助于我们破除种种偏见和“表相”的遮蔽，为人类不同的族群、文化实现互相理解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