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80年前的“二战年”：国人的忧惧与世界大战预测

大战阴影不散，预言从未缺席

预测世界大战爆发这样的事情，首先是要概念上的完备方能出现，否则流血漂橹杀人盈城，大战则大战耳，却不可称之为世界大战。

在我们熟知的1914年大战开始之前，就有不少关于世界大战的评论和预测，在拿破仑战争、19世纪的英俄全球争霸、19、20世纪交替各列强关系紧张时，都出现过相关言论。

在融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人也对此有所认识和警觉。比如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前就有报道称，日本谴责法国对俄波罗的海舰队远航的支持，俄国欲拉法国下水，英国又支持日本，故有“如此则成一世界大战”之论。

1909年两广总督袁树勋接到上谕，称海南榆林港为南洋门户，又是海路的必经之地，必须加强防务和军港建设，其中还提到法国对榆林港觊觎甚久，并有“该国遇有世界大战，不可不占领琼崖岛（按：即海南岛）”一语，这样的词汇进入当日最高等级的公文，足见清廷已经重视南海的经营和对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警惕。

预测世界大战如此，但要预测第X次世界大战，自然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否则没有第一，不会有第二第三。

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会议，分赃不均、对于战败国的处理以及对弱小国家权益的无视，无不埋下了二战的种子，这一认识现在已为史学界认可，当时人也是如此直接表达。

对于战胜国中国来说，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不公处理，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还在和约谈判期间，中外友谊会就联合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等，致电巴黎，反对日本接收山东的荒谬主张，并称“如以不公平待遇我中国四万万人，实无异特种第二次大战之恶因”。此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宣言也提到了二战的可能，“山东有失，适足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介”。

“五四”抗议活动爆发后不久，陈独秀以“只眼”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也提到了巴黎和会种下大战的种子，只是当时他对世界大战次数的算法和现今通行说法不同，文章将拿破仑战争作为第一，尔后是“威廉时代的世界大战”，算作第二次，如果国际上“仍是强权得势，恐怕又要造成第三次大战争”。

巴黎和会之后是决定亚太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人已经不再抱有“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结果也是意料之中。陈独秀又在《新青年》上撰写《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这次他改变了世界大战的计算方式，说：“美日海军竞争甚剧，有酿成第二次大战的趋势”，“此次会议即第二次大战底绪幕”。

华盛顿会议或引太平洋战争的认识并非孤见，钱智修以笔名“坚瓠”发表的《减兵会议与日本》亦称“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导火线发于华盛顿会议席上可也”。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甚深，原本希望借助一战战胜国的身份，目睹“公理”的践行，但是两次和会之后，逐渐对国际社会的正义失望，认识到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局势风雨飘摇，各列强之间勾心斗角，变脸比翻书还快，前一日尚亲密无间，后一天或许就发出战争威胁。

尤其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诸国的日子都不好过，而当日战争被不少人认为则是转嫁危机和矛盾的妙方，大战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们头顶。

俄波战争、巴尔干冲突、经济危机、摩洛哥问题、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等事件，每一次都曾被视作是二次大战爆发的起点。乃至于一些双边谈判的不顺利和军事上的异动也都会引起报刊媒体预言二战将始。

1936：国人眼中的“二战年”

此时期，在东亚以及中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也属多事之秋。故而每次发生事变，尤其是中日之间的摩擦，也会引发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广泛猜测。

按时间节点来说，1928年的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次年的“一二八事变”，都是二战预言的集中时段。

1934年3月出版的《时事月报》第十卷第三期，还特地推出了专号，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收录了当时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袁道丰、周鲠生、王正廷等人文章及译文近十篇。文章大都提到了国际国内对于不久将至的1936年的普遍恐慌与不安，相当数量的观察者认为该年将爆发大战。

尽管国际、东亚的和平已经危如累卵，撰文的外交学家们，似乎并不认为大战会如此迅速的爆发，周鲠生文章开篇即言：

今之预言一九三六年世界大战者，纵不像预言火灾之渺茫，至少也像预言地震之缺乏准确性。国际政局，有时于最危难的关头，居然平安的渡过去。而在他方面，国际战祸的爆发，则亦常常出人意料之外。

不过，即便1936年能平安度过，但是大战的危险仍在，而且数篇文章一致认为，如果未来爆发的战争，必定是自远东开始，发动者必是日本，而中国又必牵涉其中，即欲求日俄战争时的窝囊中立，亦不可得。

要想在将来的大战中，不致失利，就一定要在工业、军事、交通乃至于教育、思想等各方面有所准备。其中“澄清政治，建设国家”是关键，而作者们擅长的“外交犹在其次”。

脑洞大开：80年前对未来武器的想象

组织专题文章之外，专号还有数页图片，介绍各种武器装备和战法。值得一提的是，空军被放置在首页，足见杂志对于制空权的重视，颇为符合日后的潮流，海军舰艇中，突出的也是航母，其次才是在一战中大出风头的潜艇，陆军方面则是各型号的坦克与超级大炮为主。

的确，在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最为关键的就是武器装备的投入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战术战法的使用。这也是各类大战预测文章所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如前述，国人对于空战的重要性已有清醒认识。

同样是1934年，有人在《民鸣周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国家重视空中力量的建设，文中即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空军为决胜负的力量，这是尽人皆知”。次年，《科学画报》也刊发文章《空军是第二次大战的主力》，向读者科普空军和防空知识。

如果说以上还只是当时的现役装备在二战的预测文章中的出现，那么还有不少作者展开充分的想象，去预料可能在大战中登场的未来武器。

唐宝镐在1935年的《海军杂志》上发表《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兵器之预测》说战争中“每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者胜”，故而二战中将有“崭新之兵器”出现。

作者推测了十种武器和战法，分别是：飞升空中之战车与潜行水底之战车，无声大炮，杀人光线，毒瓦斯，电传影、暗中电视等应用兵器，自动警报装置、不可听音波装置，往复弹丸，细菌战，以火药为燃料之汽车，机械式样之马。

今日视之，其中细菌战、毒瓦斯等反人类手段已经被国际公约禁止，电传影、暗中电视等信息化手段却在各国军中使用，机械马、杀人光线（激光）有的也在研发试验，而无声大炮和往复弹丸似乎未见踪影，亦可谓脑洞大开。

要说到脑洞，当日更具备现代头脑和未来意识的美国人自然不遑多让，1934年《科学图解》上发表的《二次大战中之怪物》，正是翻译自美国的《科学与力学》（Science and Mechanics）杂志。该文不但想象力爆棚，往往与杂志题目之力学基本定律相左，而且图文并茂，附加了不少想象图。

不过这位美国作者的思路倒还比不上中国的同行们，他并未述及太多空军的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巨型陆上战舰、陆上潜水艇之上。尤其是对巨型战壕挖掘机的强调，可见其思维还是停留在一战的模式上。不过，文章也预言了电力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以及“死光机”的出现。

虽不中亦不远：方中的“二战”阵营预测

当然，世界大战之特性，其不同于两国交战之处，倒不是多少新武器和新战法投入战场，而是众多国家参战，组成联合阵线，战争在全球范围展开。

同今日一样，当日对未来世界大战的预言者们也喜欢去猜测交战双方的国家组成。

1936年初，《警光周刊》上刊载了谭友谷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容与中国的出路》，作者也提到了该年将爆发世界大战的说法：“全世界人们所公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已至。

他以为欧洲的大战阵容将是英法俄一个阵营，德意“也有站在一条战线的可能”，而在远东，将是“日本是一条战线，英美俄又是一条战线”。

1937年初，吕硕儒在《是非公论》发表《二次世界大战阵容的预测》，他分析认为如果因德国吞并奥地利开战，则交战双方将是德匈对阵意法苏，而若德国西向进攻低地国家，则英国加入对德作战。另一方面，德日两国如有一国进攻苏联，另一国必将协助，而英国则将袖手旁观。

差不多同时，《东方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一九三六年算是平安地过去了》，也分析了未来世界大战的阵容。从题目上可以判断作者方中回应的也是1936年爆发世界大战的预测，他认为尽管平安度过了“大战年”，但是世界大战必将爆发。与此前两位略有不同的是，文章将未来战争的可能，分为三种不同阵营间的较量：

第一、帝国主义国家之共同进攻苏联的反赤战；第二法西斯蒂阵线与人民阵线之对垒战；第三、帝国主义国家间殖民地争夺战。

以战争性质来分析大战阵营，可谓胜人一筹，从日后事态发展来看，二战的确在某些方面，兼具以上三种性质。

文章结尾处还是给出了日本、德国分别是远东、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判断，认为“未来战争的主体也就是德国与日本”。

上世纪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之间，由于列强矛盾并未被和会化解，战争的阴霾时刻笼罩。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和弱小国家地位的中国来说，更是时时面临近邻日本的蚕食鲸吞，故视世界大战之可能，尤显敏感，社会各界对于二战爆发的预测和大战方方面面的推断层出不穷。

所谓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群体对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极其关注，大学里会邀请教授和军人，来演讲关于二战预测、二战与中国等内容，犹如“二战预测进校园”活动。甚至一些中学生刊物上也常常发表关于二战预测的文章，其关切程度可见一斑。

今日，国际形势和中国实力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们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预测的热度虽不及当年，却也并不低。“忘战必危”不错，但是却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当然对于那些国内外的好事之徒，在此只能借周鲠生先生的一句话加以奉劝：

“预言是危险事”。预言战事，尤其靠不住。

（张晓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