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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7宗,香港近期为何频发青少年自杀事件
香港青少年自杀突然形成潮流,引起了教育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而社会上的不安情绪亦愈加增加,担忧青少年社群中产生更加严重的模仿行为。
自杀在香港并不是新鲜事,因为经济压力、情感危机而烧炭、坠楼的案例,每隔一阵就会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虽然标题经常耸人听闻,但在以生存压力巨大而闻名的香港,称不上是什么“大新闻”。然而如此频密的青少年自杀现象确实少见而骇人。
社会救助与环境压力
3月9日,当香港大学文学院学生在家中跳楼自杀后,香港大学学生事务处第一时间给所有学生群发了名为Help is at hand!(援手就在身边) 的邮件,向学生咨询心理状况,并提供了诸如学校心理测试、心理医生咨询以及相关材料的索取手段等等。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教授亦在多种媒体环境下呼吁关注青少年精神状况,给出一些辅助指南、禁忌以及基本的原理讲解。各界媒体也在用不少篇幅对可能的读者进行心理疏导。教育局强调鼓励学校采取“三层支援模式”,分别由教师、辅导人员及专业支援人员,向有不同需要的学生提供不同程度的识别及支援。第一层支援主要依赖教师及早识别较脆弱的学生,并透过其教学、辅导和活动安排,加强对这些学生的支援;第二层支援的对象为小部分有危机而被转介给学校辅导人员的学生,主要会由辅导人员作出危机评估并提供额外支援服务,例如个别和小组辅导;至于第三层支援,如个别学生的问题持续并需要专业评估或咨询服务,教师可转介学生至专业的支援人员,如学校的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家庭社工或精神科医生作深入评估和治疗。
然而在这些基本的应对之策产生效力之前,似乎并没有什么手段缓和人们的焦虑和对教育局的愤怒。多位自杀的在学学生在遗书和生前最后对话中强调学习压力过大,竞争残酷,看不到希望。其中一位男同学是体育优异的特长生,然而文化课相对稍弱,自感在社会生存没有希望,才走上轻生之路。而朝令夕改的教育局,则成为众矢之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于3月8日发表声明,批评教育局“后知后觉”,呼吁当局启动应变机制、防止更多个案发生;各大专院校检视辅导及情绪支援服务是否足够;从“源头减压”,检视包括TSA(全港性系统评估)对学生带来的操练压力;检讨现时教育制度过分侧重学术及学业成绩的弊病等。
香港大学录取率仅20%,升学压力巨大。2009年香港教育制度三三四改革(注:香港中学教育在殖民地时期跟随英国教育的制度,采取3年初中丶2年高中丶2年预科及3年大学的制度,即是“三二二三学制”,“三三四新学制”则为与内地接轨的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之后,原来的两考定生死变为一考定生死,学生压力陡增。香港高考的高难度常令专业人士咋舌,甚至许多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会向老师抱怨为何要学一些自己中学就学过的内容。而本世纪以来的多次初高中派位择校制度的改革,多度被指责拉大学生之间的差距,制造教育不平等。学生派位制度造成打击传统精英名校(多由教会主办)的效果,逐渐逼使名校转为直资,收费大幅度增加,清贫子弟即便是读书尖子亦只能在门外兴叹,令香港社会更加不公平。
香港教育问题由来已久,一方面社会观念阶层意识森严,认为“不上大学就什么都做不了”,对于金融证券等都市白领有一种优越向往;另一方面大学录取率一贯偏低,常年维持在20%,中学生们面对很大压力,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样的教育压力下,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投入在教辅机构也就可以想见了,学生们几乎需要一周七天,每天十几小时地学习,自由支配时间大幅被扼杀。面对香港7万多高中毕业生仅1.6万个的大学名额的残酷现状,还需要每日应付高强度的学习,学生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甚至会有无望情绪在学生中蔓延。
即使入读了大学,仍要面对学校名牌和专业优劣的排序,不同专业之间亦有阶级意识。“在香港,只有做金融、医生、律师、建筑师等专业人士可以慢慢往上层流动,学生觉得自己读书不好,对前途感到无望,选择自杀不无原因”,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毕业的淼淼如是向记者阐述。香港贫富差距逐年扩大,普通大学毕业生入职平均收入不升反降,而与之同时香港的房价却上涨了125%。许多毕业生不得不面对毕业就失业的状态,而生活成本亦高企,加之全球经济疲软,很容易产生对于现实的悲观情绪。
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局很自然成了在明处的标靶,改“中五”制为“中六”制、大学三年制改四年制都成为重大口实。而教育局在自杀潮发生后宣称半年才能出调查结果、督促心理状态不佳者签署不自杀协议书等等,都成为媒体和社群口诛笔伐的要点。但是,教育政策只在台前,真正的指挥棒却在民意背后的社会现实。中学生议会发言人黄泳其就表示,她强调大学生自杀并非不成熟,而是没生存动力“向社会上层流动机会变少”。本月自杀的一位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在留给媒体的信件中直接表达了对香港社会现状的不满。
每日暂停十分钟,听听少年心底梦
普通香港家长在繁重的工作后,常常挤不出十分钟关心孩子。
在3月10日港大文学院学生轻生的事件中,事后发生的情形同样骇人听闻。当日该名学生当晚六点在住所跳楼,“事后,警方即刻通知其父母,但两人工作在身,未能走开。直至晚上8时许,两人才在几名亲友陪同下赶回”。也就是说,这位同学的父母是在已经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了两个小时。在此,似乎不能简单推测为亲子感情冷漠,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缺乏人情味的雇佣关系也许才是主因。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尚脱不开身,那么平时里又有多少时间可以陪伴子女,纾解其心理困顿呢?
教育局高级专责教育主任(教育心理服务)刘颖贤日前透过《局中人语》提及近日学生自杀事件,她引述政府自1990年代沿用至今宣传口号“每日暂停十分钟,听听少年心底梦”,提醒家长放下工作和手机,与子女沟通。言下之意即是说,普通香港家长在繁重的工作后,常常挤不出十分钟关心孩子,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有学生指出,自杀潮反映亲子沟通出问题,“家长忽略子女心理健康,反而只顾出路”。教育评议会副主席何汉权也在节目指出,本港入大学率一成多,家长为升中子女选校时均关心其校毕业生入大学比率及是否英中,学校之间亦互相比较,学前教育、TSA、升中等都成为了层层关卡。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认为,现时中学太多课程,令师生没空间和时间留白,值得反思,他呼吁家长不应只注重升学。
家长对于子女的压力某种程度上是加诸家庭的社会压力的间接反应。父母在香港这样重阶级重出身的资本社会中摸爬滚打,自然不希望子女受自己相同的苦,希望子女在相对简单的校园生活中能够力争上游,在进入社会的长跑中抢得杆位,而他们自己拼命工作部分也是为了支持子女进一步读书深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香港家长会帮助自己即将进入金融圈的子女置办或者敦促其攒钱购买一块劳力士手表,为的就是不给人看低,提升业务成功率(客户会看业务员打扮,如较寒酸,则推断为业绩不佳)。就像香港电影《伊莎贝拉》里说的,“如果你没一只劳力士,别人不是看不起你,是看不到你。”
然而子女毕竟不是成功学的机器人,在期待与理解之间总之有个微妙的平衡需要掌握。“成功”自然不只一种,在香港这个资本社会中,“成功”价值观的单一也是亲子沟通中一个重要的障碍,子女对于艺术和体育的兴趣常常只能让位于对学业的帮助。在香港,青少年学习西洋乐器是不变的潮流,然而这并不等同于对于艺术成就的追求,常常是中产阶级家庭对于自我身份确认以及模仿的工具而已。
历史终结处的青少年
香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一代年轻人是菲佣带大的一代。从小满世界游玩,父母为他们做了相当多的积累,在香港历史与国际地位最高点上认知自己的身份。他们面对香港经济地位的滑坡,以及现实经济状况的动荡时,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而这也容易形成对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不满,会有一些过激情绪与行为出现。而当这种情绪逐渐指向自身时,可能就会形成自杀的导火索。
香港人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态度是颇为尖刻的,常有言论认为他们是“废青”,不思上进,玩物丧志。而香港年轻人对于这种指摘自然是委屈又不甘。在经济繁荣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与上一辈大异其趣,更倾向于生活体验而非财富积累,电影、极限运动、摄影、cosplay等成为他们多元取向的表征。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似乎难以弥合,“历史终结”意识下对趣味的追寻,常被长辈视为不上进的表现。不独香港,台湾亦如此,企业家郭台铭和作家李昂就曾抱怨过,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就只有开一家咖啡店和开一间面包房这样的梦想。
诚然存在价值观不被理解的委屈,但这些学生自身是否也有原因呢?在香港小学从事社工工作的Marrianne就坦言,现在的孩子受保护太过,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一旦被老师严厉批评,只要回家喊爸妈来学校投诉老师就可以了。而香港的学校性质又偏向服务业,一旦收到投诉,老师很可能卷铺盖走人。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不敢对学生有什么批评,只能推行鼓励教育。而挫折教育和自我调节能力培养的缺失,亦可能是这些学生在面对升学、就业等现实压力时心理防线奔溃的原因之一。
此外,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表达了对有关的手机游戏鼓吹歪风带出错误讯息的担忧。叶教授所指该款跳楼手机游戏由一间阿根廷公司开发,于2011年初上架,被评为中度暴力,只适合12岁或以上人士使用,至今有100万次下载,并先后推出多个版本。这款以跳楼为题材的手机游戏,模拟玩家从高处堕下,俨如一场死亡体验。玩家输掉后,画面会出现一篇模拟的新闻报道,列出游戏主角从多少米的高处堕下、身体哪些部位受伤、输血量及医疗费等;主角则全身绑上绷带卧在病床。玩家只需按下Play Again(再玩),主角便会「复活」又再跳多次。有低年级学生更把相关的手机游戏内容,包括鼓吹自杀口号等元素,套落现实中,玩一种名为跳楼自杀的游戏,用一些手势或动作来模拟跳楼。有小学校方担心App误导学童自杀只是游戏,甚至错觉跳楼只流血不会死,近日下令禁玩,并提醒家长切勿掉以轻心,忽视严重后果。
在同伴影响巨大和充满模仿行为的青少年社群中,扎堆自杀现象还极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媒体的误导。在2010年,也出现过模仿自杀的情况,4个月内,同一个地区,有6名14到25岁的青少年自杀。耸人听闻的自杀报道可能会误导脆弱的人。研究显示,随着自杀个案的增加,网上搜寻自杀方式的数量也会增加。香港记者协会针对上述情况在上周四发布的“记协对处理自杀新闻的指引”中,会议提出要约束同业不要做过多自杀细节描述或煽情报道,避免产生模仿效应。
研究表明,春天是抑郁症与自杀高发的季节,温差大,阴雨较多都是导致人们情绪波动的原因,莫让一时冲动影响一生的选择。而时值人生春天的青少年,但愿即将来到的夏日艳阳能够驱散你们心灵上的阴翳。虽然不一定有人煮面给你吃,但是还是那句老话:“人生最重要就是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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