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九旬报人秦绿枝：解放初怎么在上海办小报？

吴承惠，1926年出生，1949年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在《大报》《亦报》《新民报》《新民晚报》工作。他既编报纸，也写文章，“秦绿枝”是他常用的笔名，近日他的三卷本散文杂感文集也已出版。他认为，报纸最重要的还是新闻信息量要多，最好又有独家新闻。

澎湃新闻：旧上海哪段时期的小报最繁荣？

吴承惠：我首先声明，我谈的是印象，因为旧上海时期我还是个资历很浅的小青年，文化水平也有限，想事情和看问题都是即兴的、表面的。我还有个缺点，就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资料搜集的工作，报纸随看随丢，都没有留存。解放前，我是上海市银行的职员，并不在小报工作，虽然喜欢看小报，也看得不多，偶尔也写写文章、投投稿。当时小报很多，水平参差不齐，报摊上摆列出来的小报，看看五花八门，其中虽有办得比较好一点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每家小报的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很短。小报虽多，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加上客观形势的变化，办小报的人又都不是有钱的大老板，经济常常出现困难，所以真正能挺立住了办多少年的小报是很少的。

抗战胜利前，龚之方先生在上海办过一份《光化日报》，跟他合作的叫唐云旌（即唐大郎）——诗写得非常好。龚先生最初是在电影公司做宣传，又办报纸，又在戏馆（当时在共舞台）做宣传，是一个很有经营才能的文化人。解放前的小报一般都是旧的小报文人吟风弄月的地方，而龚先生起用了几位懂外文的大学生，比如沈毓刚和徐慧棠就被吸收进来编译海外新闻。因此《光化日报》当时是比较突出的，比较新颖，很受欢迎。当时日本人也管制舆论,而且管得很凶，却又有缝子可钻。《光化日报》的头版有很多从外国报刊编译过来的新闻报道。当时正在发生太平洋战争，到了1944至1945年间，日本败局已定，舆论也管不住了，从大后方和国外流传进来了不少消息。比如，那时候上海人还不知道吉普车，《光化日报》首先披露了，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同时它也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读者既感到新奇，又很受鼓舞，所以这份报纸一时很受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办报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执照，有的小报拿到了，有的就没拿到。龚先生也没拿到，《光化日报》就停办了，于是他就连夜在家用一张报纸横折竖折，折出了一种方型周刊，是小报的变种，名字就叫《海风》，变身为期刊，内容还是小报式的，一周出一期，很快风行一时。那时上海还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报刊，销路大好。于是，原来的小报从业人员，甚至非从业人员群起而效尤，想趁机捞一票，一时之间，什么《海光》《海星》《海晨》等纷纷在报摊上出现，一下子有了几十种。有的报摊就乱堆在那里，三钿不值两钿，卖也卖不掉，形成一种灾害。于是，《海风》首先自行停办，当时唐大郎写了一篇文章叫《始作俑者的罪孽》，表示自责。因为，在1946至1947年间，小报数量虽然不多，但这种方型周刊却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形成畸形发展，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一种乱象。想想《海风》初创的时候，内容还是蛮好的，很多名家化名写文章，吴祖光就写过，但后来办的一些方型周刊内容越来越糟，甚至语涉下流，理应遭到读者唾弃，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要问旧上海小报最繁荣的时期，我确实说不出来，当时我二十岁不到，抗战胜利前固然不知道，胜利后的也说不清楚，大概有五六家，或者七八家，办得比较出名的有三家：《铁报》《飞报》《罗宾汉》。《铁报》可能执其中的牛耳，老板在日伪时期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后来倾向共产党。其他还有些印象的，比如《诚报》《辛报》等。当时办这些报纸的人，现在大多去世了，知道的人不多了。

澎湃新闻：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报情况如何？

吴承惠：解放后，很多小报都主动停掉了，最后批准出版了两张新的小报，即《大报》和《亦报》，由新闻处主管。之所以还是要办这两家小报，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用旧小报的形式教育当时的上海市民；二是维持小报从业人员的生活。而其中，我估计，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当时在上海管文化，很博学，也是办报出身，对旧上海很了解，各方面结交的朋友也多，懂得利用上海的各种文化形式开展宣传，适应各种人的要求。

《大报》的主持人是冯亦代和陈蝶衣。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重庆来上海的冯亦代和姚苏凤（民国时期曾在上海办过《辛报》）合办过一份《世界晨报》，由一位姓钱的资本家出资。《世界晨报》创办之初颇有雄心，想办一份与上海的小报有所区别的小型报，写稿的都是思想进步的文艺家，左派色彩比较浓。冯先生虽是党外人士，但思想进步，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与左派文人关系很好，人称“冯二哥”。夏衍当时也在该报头版上开设了一个言论专栏，叫《蚯蚓眼》，都是一段一段的匕首式文字，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很受注意。诗人袁水拍好像帮忙编过副刊，他又化名马凡陀写讽刺诗，就叫《马凡陀的山歌》。编辑有袁鹰（原名田钟洛，当时负责新闻版）等。可惜曲高和寡，脱离上海当时的现实，吸引不到更多的读者，销路一直往下跌，最后只好停刊。陈蝶衣当年是《铁报》的总编辑，也编过杂志，《万象》最早就是他编的。后来冯亦代去北京工作，《大报》的工作就由负责接收上海广播事业的党员李之华（也叫李一，以前搞影评，也是剧作家，在《世界晨报》当过采访主任）来协助陈蝶衣，主要的任务是负责与新闻处联系、沟通，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具体编辑业务是不过问的。《亦报》则由龚之方和唐大郎主持。

澎湃新闻：那在小报的具体管理方面有什么政策吗？

吴承惠：大概是有的，但我不知道。宣传口径以《解放日报》为榜样，重要报道送到《解放日报》去审。那时我们办报都守住两条底线：一是歌颂新社会，二是痛恨旧社会。而在发行方面，解放后刚开始还是由发行商自行解决，后来才收归邮局管理，当时报纸发行集中在望平街（今山东中路），《大报》由一位姓田的负责发行，《亦报》由一位姓武的负责，他们原来就是小本经营的发行商。当时发行得好的，也就两万多份。

澎湃新闻：现在回过头看，《亦报》好像比《大报》办得好，能请您谈谈《亦报》的具体情况吗？

吴承惠：《大报》是1949年7月创刊的，《亦报》稍微晚一些。两份报纸在内容安排上差不多，头版是上海本地新闻，重要的新闻由《解放日报》来发，轮不到小报来抢先发；第四版是影剧和体育，《亦报》第四版的上半部分是体育，下半部分是影剧；翻开的二、三版是副刊。这跟当年的小报是一样的。

二、三版的副刊，《亦报》比《大报》好，这得益于它的作者群很强大，有周作人、张爱玲、张慧剑（笔名余苍，《新民报》“三张一赵”之一）、陶亢德（曾和林语堂一起办《宇宙风》）、金性尧、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记录者之一）、柳絮（原名张廉如，在商会工作）、冯凤三（即冯蘅，后来去了香港）、潘勤孟（教师）、沈苇窗（后来也去香港办《大成杂志》，本人是学中医的）等。以前的小报文人分两种，一种是自身有职业的，也喜欢在报纸上写文章，写出名了，在很多报纸上就有他的专栏；另一种就是专门为小报写文章，以此为职业，比如冯凤三既写小品，也写洋场小说，就很有名。周作人、许姬传等也给《大报》写，但总体上还是《亦报》好看。

头一年，两张报纸的销路都很好，广告也很多，创刊一周年的时候，两张报纸在电台上做了三天的特别节目，很有声势，邀请上海的京剧、越剧、沪剧、评弹、滑稽界的名角到电台上来演唱，听众要听什么人唱什么戏，可打电话来点播，同时订一份报纸。后来报纸就不景气了，《大报》首先让人感到了颓势。因为报纸最重要的还是新闻信息，最好能采访到独家新闻。副刊虽然有优势，像周作人、张慧剑等作者都赫赫有名，懂行的人要看，但一般读者兴趣不大。其次，广告少了，内部管理也不健全。《大报》的行政人员，就是一个经理、一个会计，发行和广告都是有人承包的，他们不算报社的正式员工，也不拿固定工资。到后来，客观形势越来越显示出这两家小报的内容大同小异，两张再办下去就嫌多了，于是《大报》和《亦报》就商量合并，新闻处也有这个意思。当时看趋势是《大报》并到《亦报》去，因为大家普遍觉得《亦报》的质量好一点，内部管理也好一些。我当时是代表《大报》参加谈判的，但一直谈不成功，这里既有人事安排上的复杂原因，还因为《大报》负了债，《亦报》的经营状况好一些，但也没有钱来帮忙还债。如此僵持了一段时期，《大报》为表示决心，先主动停刊，债务好像是新闻处帮忙处理了一些。这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政府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施以援手的。后来就并入了《亦报》，那是1952年的事情。

两报合并后，陈蝶衣没有去《亦报》，也没有安排别的工作，后来就去了香港。陈蝶衣是个文人，不会算计，也不懂得管理，他只会编报、写文章，也适应不了新社会对报纸的改革要求，只好远走他乡了。

1952年合并后，上海新闻界就开始思想改造了，参加的全是民营报纸——《亦报》《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等。整风后，《亦报》部分人员并入了《新民报》，《新民报》从此变成了公私合营；《大公报》计划迁至天津；《文汇报》计划改成教师报。

澎湃新闻：哪些小报编辑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承惠：《亦报》的龚之方先生本来也可以进《新民报》，不过后来去了北京的《新观察》；唐大郎后来在《新民晚报》做编委，兼副刊组组长，他在从前的上海小报界号称“江南第一支笔”，朋友们都喜欢他，又感到他为人落拓不羁。夏衍很了解他，为促使他进步，特地安排他去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了一年后再回来。他诗写得好，好多文艺界的名人都愿意跟他做朋友。此外，陈亮是《大报》新闻版编辑，后来在《新民报》做本地新闻。沈毓刚原是《亦报》副总编辑，后来是《新民报》编委、新闻编辑组长，负责头版。吴崇文是文艺版的编辑。冯小秀自然负责体育版。胡澄清还是编副刊。胡平和我是记者。还有董天野、乐小英负责美术工作。还有一些人我想不起来了。

澎湃新闻：您多年从事小报或小型报的工作，能谈谈吗？

吴承惠：我很惭愧，我高中也没有毕业就出来学生意、做事了，学历不高。生性喜欢文艺、看报、看书，进行自学，后来开始投稿。在《世界晨报》时期，我和一位姓吴的朋友包了一部分版面谈股票行情，他负责写稿，我就去报社编辑排版，不算正式员工，像是合同工，也给一个记者的名义，同时也去采访其他新闻。《世界晨报》销路一直不好，内容也不断改革更新，但总是与上海当时的现实格格不入。副刊编辑换过好几个人，最后请刚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李君维编过一段时期，好像出现了新的内容，但大家的评价也不怎么样；后来他请假，随父亲去南京出差，就由我代编了三四天。后来《世界晨报》接洽了一个新投资者，但资金没到位，姚苏凤先生一怒之下索性就把报纸停掉了，去了《东南日报》担任副刊“大都会”的主编。冯亦代先生原在中原公司当高级职员，也在《联合晚报》编副刊，他对我们几个小青年还是非常关心的，正是在他的介绍下，我得以向《新民报》《联合晚报》投稿，认识了不少文化人。冯先生还经常约我们一些人聚会、喝咖啡，有李君维、董乐山、何为等。1947年，经我父亲朋友的介绍，我进了上海市银行当职员，在提篮桥分行，待遇不错，一年要多拿几个月的工资，逢年过节还有奖金，我的生活开始好起来，西装都是那时候做起来的，也有钱请朋友喝咖啡了。

解放后，上海市银行被接收，同事大多已被分配，我留在分行负责清理工作，感觉非常无趣，也有点惶惶然。忽有一天我遇见了翻译家董乐山，他告诉我，解放后的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叫《大报》，是陈蝶衣办的，他被吸收当记者，可他没有兴趣，因为他原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现在想去北京新华社。于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愿意。他就去跟陈蝶衣一说，陈听说我原来是冯亦代的人，一口就答应了。于是我就这样正式进入了上海新闻界。进《大报》以后，因为报纸需要多登社会新闻，所以我天天不是跑浙江北路的人民法院（俗称新衙门），就是跑几个公安局。一年后，美国电影被禁止放映，民族戏曲趁势兴起，于是我的采访重点转向了戏曲界，从此看了不少戏，认识了不少名演员，也写了一些可以保存的东西，如《盖叫天演剧五十年》等。

事情总在不断地起变化，大概到了1956年，《新民报》在赵超构先生的主持下进行改版，我又去跑社会新闻，其中有一篇《她在转变中》，写周佛海的小老婆在妇女教养所接受改造，激起了反响，被指责为大逆不道的黄色新闻，噩运似乎从此开始，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以后二十年多年的遭遇，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现在不说也罢。“文革”后，《新民晚报》于1982年复刊，我被调回来参加编副刊。但我积习难改，止不住又开始写东西，其中“秦绿枝”这个笔名用得比较多，还出了几本书，这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倒是退休以后，这二十多年来，日子过得很是安闲，可以说是水波不兴，这是我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日子。回首前尘，恍如一梦，什么银行职员、小报记者、下乡劳动、进厂做工，苦也罢，甜也罢，统统不在话下了。■